《商颂》创作年代考

关于《商颂》的创作年代,自古就有“商诗说”和“春秋说”两种看法。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杨公骥、张松如的倡导下,学者多支持“商诗说”。然而,《商颂》在形式上较《周颂》更为复杂流畅,且商代时楚国尚未出现,加之周初的文献中没有关于《商颂》的记载,故“商诗说”难以立足。同时,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商颂》产生于宋襄公时”的说法也有失妥当。由于《商颂》在体式、用字、诗歌句式等方面与被马银琴确定为周宣王时期的诗歌相似,故极有可能为周宣王时期的作品。     

论白居易尚俗诗学观简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深受人们的喜爱。其诗歌文艺观以尚俗诗学观为主,表现为“尚实、尚俗、务浅”。这种诗学观受到儒家功利主义文艺观的影响,白居易希望诗歌对于人民有所教化;当然,白居易追求的尚俗诗学观与中唐发达的城市经济与世俗文化密不可分,这种环境是其诗学观形成的现实土壤;与尚俗诗学观相适应的,则是白居易追求诗歌思想、语言的浅近,这种务浅的特点也是白居易诗歌较为明显的缺陷。     

《“用常得奇”香山诗》课堂实录

[教学目标] 品评赏析,深入了解白居易诗歌的一般特色。 [教学设想] 白居易的诗歌注重写实,强调讽喻,其浅白通俗、“老妪能解”的风格已为高二学生所了解。在选修阶段学习白居易的诗歌,设想把整合和提高作为课堂教学的重点。本课试图引入适当的诗歌鉴赏评论的理论和方法,以期学生深入了解白居易诗歌的一般特色。     

白居易前期诗作的两歧性及其成因探析

白居易前期诗作中表现出了“明道”与“缘情”、“尚用”与“尚美”等两歧性,而据相关文献资料可知,白居易前期的诗论却又是以“明道”为宗,倡导写实尚俗,忽视了诗歌的情感和审美特征.显然,他的诗论与实践之间存有抵牾.但是白居易始终没有直面其诗歌中的这些矛盾,究竟是他的无意识抑或有意为之?从白居易的家庭环境、心态性格及其相关的客观存在等方面来看,其前期诗作中存在的两歧性或许是合于情理的.     

白居易《池上篇》考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 ,闲适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中以“知足保和”情趣的“池上篇”闲适系列作品是他“独善之义”思想的反映。本文从“池上篇”系列作品入手 ,对白居易的诗歌中的闲适作品做深层次的分析考察     

白居易涉梦诗探析

白居易的涉梦诗创作贯穿其生命后四十年终始,其中既包括对“有梦”之详细述说,亦包含对“无梦”的书写.乐天对梦境的着意关注,实为对自我生存境遇的不断打量.其对展现日常生活之梦的述说,是以想象之乐纾解现实之忧的尝试;其“无梦”之作,则是对中年生存境遇之困蹇所引发之悲凉无奈生存体验的传达与暮年屡经浮沉、洞悉世事后对安静闲适之生命境界的标举和慕求.     

关于“首句标其目”——与李景隆先生商榷

白居易《新乐府序》中的“首句标其目”是指“新乐府”这种新诗歌体裁，首句标举了诗歌的标题，并无“主张开头就揭示主题”之意。李景隆先生以“首句标其目”为论据，证明文章“开头要揭示主题”的观点，值得商榷。     

关于“首句标其目”－与李景隆先生商榷

白居易《新乐府序》中的“首句标其目”是指“新乐府”这种新诗歌体栽，首句标举了诗歌的标题，并无“主张开头就揭示主题”之意，李景隆先生以“首句标其目”为论据，证明章“开头要揭示主题”的观点，值得商榷。     

白居易是晚唐诗人吗？

一篇谈白居易《池上》用字之妙的文章最后总结时说：“一首看似内容简单、语言平直的小诗,因为用字的巧妙而情趣盎然,读后令人忍禁不俊,浮想联翩。我们不禁感叹,白居易不愧为晚唐诗歌的代表诗人。”（《语文教学通讯》小学刊2014．06）文章的最后一句把白居易归入“晚唐诗歌的代表诗人”应该是错误的说法。     

试论陈子昻的边塞诗

过去,研究陈子昂的诗歌,只论其《感遇》诗,而不涉其边塞诗。自卢藏用的“《感遇》之篇存焉”之论始,尔后的杜甫、白居易、朱熹、刘克庄、高棅、胡应麟、王夫之、沈德潜、刘熙载等,概莫如此。近几年来,对陈子昂的研究虽然拓宽了范围,论及到了他的边塞诗,但很少有人将他的边塞诗作为一个课题,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多数     

宋代诗学批评视野中的白居易论

宋代对白居易的诗学批评,以“元和体”(“白体”)为突破口,复兴了白居易诗歌及理论的现实主义主张,重新体认了元和体“自适旷达”风貌的矛盾性。对白居易的批评视野的开拓,也加快了宋人梳理白诗题材的脚步。正是在对白居易的诗学批评中,宋人开启了建构“宋调”的大门。     

体悟灵性 阐发哲理——读毛妍君《白居易闲适诗研究》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杰出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通俗性、写实性及类型多的突出特点,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讽喻诗作为白居易诗歌的主要类型之一,以激越耿直的措辞,切中时弊,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密相关,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因而颇受后世重视,研究成果屡见;白居易的闲适诗与其讽喻诗不同,意在“独善”,诗人在饱经人生沧桑的体悟以后,     

论白居易尚俗诗学观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深受人们的喜爱。其诗歌文艺观以尚俗诗学观为主,表现为"尚实、尚俗、务浅"。这种诗学观受到儒家功利主义文艺观的影响,白居易希望诗歌对于人民有所教化;当然,白居易追求的尚俗诗学观与中唐发达的城市经济与世俗文化密不可分,这种环境是其诗学观形成的现实土壤;与尚俗诗学观相适应的,则是白居易追求诗歌思想、语言的浅近,这种务浅的特点也是白居易诗歌较为明显的缺陷。     

白居易诗歌问句意蕴研究

白居易诗歌的语言以浅显通俗著称,学者多所注意,但其诗的另一重要特色,即善用疑问句表情达意则鲜受关注。白居易诗歌中疑问句使用频繁,与情感的表达密切相关,而且是构成白居易诗歌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其意蕴亦丰富多样。通过对白居易诗歌中疑问句的全面考察和梳理,其问句的内在意蕴可概括为四大方面,即家国之问、自省之问、友情之问及生命之问。     

论古典成规牵引下的晚清诗歌革新

文章探讨了晚清诗歌革新的“难度”,新名词、新事物的书写只是诗歌意象系统的调整,晚清诗歌革新包括颇有新形式试验特征的“杂歌谣”的搁浅是因为强大的古典成规的牵引,古典成规是诗歌书写中的深度“装置”。     

“重白抑元”之论对唐代诗人元稹公允吗？——兼论周相录《元稹集校注》的价值与意义

元稹在中唐诗坛是影响颇为广泛的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但元稹身后,却渐渐招来非议,尽管往往是以“元白”并称的面目出现,但多数是“重白抑元”,用白居易诗歌特征来概括元稹的诗歌特质,这已经不够准确;其次,用元稹创作的“艳诗”来对其人品进行否定,至有“卑鄙的文人与文人的卑鄙”之论,这对元稹这样一个大作家是非常不公允的。《元稹集校注》全面整理、校注了元稹别集,对于为元稹及其作品定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浅析白居易晚期诗风之嬗变

中唐崛起的元白诗派领袖白居易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晚年放弃早年“诗歌讽喻说”理论,诗风转向闲适,其讽喻诗和闲适诗分别体现了他早期和晚期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本文试图从时代的大环境、白居易本身的士大夫情结以及佛老思想对他的影响,找到其晚期诗风嬗变的原因。     

重评白居易诗论

(一) 白居易是诗人,又有理论著述。他的《与元九书》和其他评论,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白居易志在“兼济”,他的诗论也贯串了“兼济”精神。后人多肯定他解决了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中的一些主要问题,称他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但是,白居易的诗论,经验与教训兼有,甚至有较大的片面性与空想性。今拟在几个主要方面,进一步作些考察,观其得失,希望对古代文论遗产的批判继承,提供一点参考。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诗歌理论,大都受儒教影响。先秦孔子论诗,就讲“达政”、“专对”、“事君”、“事父”,主要是为实用。汉代《毛诗序》论诗,对诗歌本身之性     

浅说诗歌的“特性”

抒情性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歌是感情的产物,没有感情就没有诗歌,感情是诗歌的生命。这种情是真情、纯情、至情、激情和人民之情。白居易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白居易认为,诗歌的产生是感于事而发于情的。没有感情的诗不是诗;感情不充沛,矫揉造     

自适与焦虑：白居易诗歌中的长安居处

白居易生活在长安时频繁更换居处,其诗歌中的长安居处书写成为观照其自适与焦虑心态的独特视角。白居易对长安居处环境的书写整体上体现出其对物质生活的自适态度,诗中对遥远里坊位置的呈现与偏僻曲巷的表达颇具象征意味,展现了白居易内心的矛盾。诗人努力化解被皇权疏离的苦闷以及因社会等级差异带来的不平衡感,而早朝所需经过的里坊距离造成的酸楚艰辛却让诗人感到难以调和。从在长安城内租赁住所到购置住宅,白居易因没有房屋所有权引起的无处安贫的精神焦虑逐步消解,并在宦游京师十余年后成功实现一位普通官员融入街东区域的奋斗目标,诗人所表达的对永久居住权的渴望隐含着其对稳定仕宦生涯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