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四川省耕地变化分析

耕地面积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对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利用四川省及省域范围内的21个市、地、州1952年～2000年的耕地变化数据和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全面分析了影响耕地变化的经济、社会等主要因素,对四川省近50年的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进行了研究.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经济发展、农业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是引起四川省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经济发展引起耕地利用总量的变化、造成耕地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大量非农用地对耕地占用的增加,造成耕地面积的减少.农业科技进步,可改良耕地,提高粮食单产,缓解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的占用和需求.人口增加,人均耕地减少,粮食供给压力增大,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要占用大量耕地.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据此预测四川省未来耕地数量的变化,结果表明2010年、2020年、2030年四川省耕地数量分别为419.101×104hm2、396.849×104hm2、374.816×104hm2,并提出了四川省耕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阶段，有着不同的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特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达程度的相关性大体上呈现3种不同类型的特征，3种不同类型的国家GDP的增长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影响的基础、机理是不同的。研究表明，我国建国后至1981年经历了类似于欠发达国家目前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变化的阶段，1981年至2004年处于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变化的第二个阶段，此阶段的前后20年耕地资源数量变化是不同的，总体特征是耕地的代价性损失增加，2018年左右我国将进入“经济低增长、耕地资源低减少”类似于发达国家的第三个阶段，此后耕地资源数量锐减将成为历史。研究结果对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常州市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力机制及政策绩效分析

本研究以常州市为例,观察经济社会驱动因子与耕地保护政策作用的机制,研究区域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机制中哪些经济社会驱动因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耕地数量变化过程中耕地保护制度的绩效如何,并从中发现反馈的信息,为下一步政策调整,协调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强化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效果提供决策依据。通过经济计量方法和模型检验了常州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农副产品价格以及耕地保护制度等经济社会因子在耕地数量变化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等驱动耕地数量不断减少,而农副产品价格、耕地保护制度的作用相反,且耕地保护制度变迁在不同时期的制度绩效不同,1997年以后的政策比之前的政策在保护耕地的作用更有效一些。中国政府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应是,实施积极的耕地保护政策,严格耕地保护,加强土地调控。     

耕地变化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评价——以吉林中西部地区为例

在目前我国粮食供需相对紧张,部分耕地非农化利用的趋势日渐明显,政府粮食安全目标与农户利益之间的矛盾尚未真正解决,农产品市场日趋国际化以及国内粮食生产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背景下,分析粮食主产区耕地资源变化格局与态势,研究其耕地资源变化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着重从空间分布角度,通过研究两个不同时期区域耕地数量变化及引起的耕地质量空间分布变化,探讨区域耕地数量与质量变化对粮食生产能力的综合影响,并以吉林省中西部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吉林中西部地区耕地数量净增加了0.82×104hm2;②减少的耕地中,三等地减少数量最多,一等地减少量最少;增加的耕地中,五等地增加数量最多,一等地增加数量最少;③吉林省中西部地区粮食总产净增加了0.52×104t。其中耕地减少使本地区粮食总产减少了39.09×104t,二等地和三等地的减少对粮食总产有较为突出的影响,分别占粮食总产减少总量的28.36%和44.82%。同时增加的耕地中,二等地的增加对粮食总产增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占本区粮食总产增加量的44.53%;④要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必须保证耕地数量与质量的双重平衡。     

中国耕地和粮食生产力变化的省际差异研究

我国耕地面积自1957年以来持续减少。为了供养更多的人口、基本保证粮食自给,必须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根据50a来耕地面积、复种指数、粮食产量等统计资料,分析我国省际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力变化的差异,提出耕地粮食生产力相对指数的概念,定量分析各省耕地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相对重要性,为耕地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建国以来我国的耕地和粮食产量变化具明显的省际差异,耕地变化的区域差异显示生产力较高的耕地在减少,生产力较低的耕地在增加。从东南向西北我国耕地粮食生产力逐渐下降,长江中下游地区耕地粮食生产力最高,这些省市耕地减少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更大,东南部耕地粮食生产力下降的主要是由于种粮的比较利益低下、耕地数量有限、人口稠密和复种指数下降等。     

2001-2010年凌源市耕地保护应用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了辽宁省凌源市2001年-2010年耕地数量变化和粮食产量的关系。通过分析增加粮食生产能力,一靠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二靠提高粮食单产,两者必须都是有一定的耕地数量面积和耕地质量面积为保障的,同时还要注意耕地资源利用中的生态安全问题。     

长、株、潭城市群耕地资源数量变化驱动力的计量经济分析

利用长、株、潭城市群近年的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及相关社会经济资料,从耕地资源的时序变化入手,宏 观分析了该区域耕地动态变化的趋势,并先将主成分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相结合,定量研究了耕地数量变化的驱 动机制,然后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分析与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一步验证驱动因子与耕地数量变化的 内在关系。结果表明：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法得出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以及国家相关政策是影响耕地减少的主要动 因;但是,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进一步发现耕地数量的变化与因退耕还林政策导致的林地面积变化这两者之 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无法进行Granger 检验;而因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引起该区域耕地数量显著变化的说法也不十 分确切。研究结果将为控制耕地减少速度、加强耕地保护、促进土地合理利用和农业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四川耕地后备资源的分析与建议

耕地后备资源现状是开展土地整治的基础,是切实保护耕地,实现四川省耕地占补平衡的重要保障。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的启用,对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会对土地整治科研、测绘、设计、施工以及验收等技术和管理工作带来较大变化。在"二调"数据的基础上,对四川省耕地后备资源进行调查并提出了建议。     

都市山区耕地资源演变的定量测度——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

利用北京市门头沟区2001年、2008年两期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在GIS技术支持下,选取与耕地演化相关的坡度、距居民点的距离、距交通干线的距离等地理因子,分析了2001年-2008年间门头沟区耕地流出和流入的情况,并以村域数据为基础,度量耕地利用变化与农民人均分配收入变化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0-2°是耕地流失最为集中的坡度区间,随着距居民点的距离增加,耕地流失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耕地的流出与流入均与交通道路的分布有密切的关系,新增耕地整体上向居民点的外围空间扩散,且整体质量状况不佳,随着耕作半径的扩大,很容易被弃耕。从村域耕地与人均分配收入的演变情况来看,耕地理性减少的村庄有87个,耕地非理性减少的村庄有36个,耕地非理性增加的村庄有14个,耕地理性增加的村庄有27个。最后,从耕地保护的制度、理念创新和土地整治等方面提出推动都市山区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策略。     

基于指数法的陕西省耕地和粮食时空变化分析

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了相对粮食承载指数并结合李晓文等人提出的耕地变化强度指数，计算了陕西省101个县（区）2000年～2004年的耕地变化强度指数和相对粮食承载指数，分析了陕西省近年耕地和粮食生产时空差异：①陕西省近年人口增加，耕地减少，而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波动较大；②全省耕地变化空间差异显著，大部分县（区）耕地减少，少部分县（区）耕地有所增加或保持数量平衡；③以小康水平粮食标准400kg/人·年为参照，全省整体处于不足状态，101个研究县（区）中，有66个县（区）处于不足状态，1个县（区）处于临界状态，34个县（区）处于富余状态。针对陕西省耕地和粮食生产现状，应充分考虑区域差异，通过保护和合理利用现有的耕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良品种、加强利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调整大农业结构等措施来提高粮食承载能力。     

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的中国耕地资源盈亏测算

耕地保护一直是政府关注重点、学者研究热点和公共政策难点。本文基于粮食安全视角,在把握我国耕地资源变化轨迹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测度模型,对我国耕地资源盈亏状况进行测算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耕地规模有所增加的原因,虽然全国层面粮食安全视角的耕地稀缺有所缓解,但沿海等发达地区耕地资源较为稀缺的现实难题没能扭转;22008-2020年我国耕地盈余区域主要集中在中部平原和东北地区,耕地稀缺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其中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发达区域稀缺程度相对最大;3单产水平不变情景下,2020年我国粮食安全视角的耕地稀缺量高达1 486.43万hm2,稀缺程度为12.35%,而单产提高情景下,2020年稀缺数量减为179.80万hm2。由此可见,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视角判断,未来耕地保护政策创新方向在严控数量减少的同时,重点应该关注耕地单产提升、区域补偿激励机制以及差别化考核政策设计。     

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探讨

基于耕地保护的粮食安全目标与机会成本,分析补偿标准确定的依据,提出补偿标准及额度测算的技术思路与方法,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是补偿的最低价值标准;区域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等于耕地转为建设用地进行出让的纯收益;区域内农户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等于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扣除耕地粮食生产纯收益的余额;2008年,区域补偿平均价值标准为1.31万元/hm2,全国耕地赤字的省份17个,需要支付补偿金的额度共计为2567.67亿元人民币;江苏省65个县（市）中,耕地赤字的县（市）14个,需要支付补偿金的额度共计为157.01亿元;江苏省小张家村农户补偿标准为：水田0.72万元/hm2,旱地0.87万元/hm2。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地区耕地变化的对比研究——以广西江州和江苏吴江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耕地作为土地的精华部分，其数量和质量变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江州区和吴江市经济发展具有时序差异性，是进行区域对比研究较为理想的对象。利用统计资料分析表明，江州区经济发展伴随着耕地面积不断上升，从1990年的3.8×10⁴hm²增长到2003年的5.6×10⁴ hm²；吴江市则相反，耕地与经济发展呈负相关，1990年以来耕地面积持续下降，13年中共减少了1.6×10⁴ hm²。以耕地标准系数表征的耕地质量表明，吴江市耕地质量提升较快，但近年有降低趋势；江州区耕地质量整体水平较低，年际变化不大，1996年～2000年间略有下降。根据江州区产业演进趋势，借鉴吴江市发展历程，可以预计，随着江州区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建设用地需求增加，耕地压力将会加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集约用地，保护耕地，通过投入增加和技术提高，提高耕地的生产能力。     

基于机会成本与Markov链的耕地保护补偿基金测算——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

中国约束性的耕地保护制度安排并没能有效扭转耕地数量锐减的趋势,因而,近年来政府和学术界试图从依靠约束性制度向激励与约束并重转变展开探索,耕地保护补偿正是这一探索过程中的重要突破。本文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在利用RS和GIS技术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动态监测的基础上,应用Markov链预测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预测规划期重要时间节点2015年和2020年的耕地面积分别为516 301hm2和493 849hm2;并依据机会成本理论初步测算出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然后结合政府财政收支情况设置修正比例系数进行调整,调整后2010年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为6 510.33元/hm2,补偿基金规模为35.85亿元,占2010年徐州是财政总收入的8.7%;2015年和2020年的补偿标准分别为10 399.68元/hm2和14 181.53元/hm2,均在财政承受力预测的合理范围内。由此,本文提出了不同于已有文献的、与耕地数量变化调控相结合并考虑政府财政可承受力的耕地保护补偿基金标准及规模测算的思路与方法。     

大都市边缘区域耕地数量变化的时空特征及动力机制——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已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领域和热点问题之一，其中大都市边缘区域耕地变化研究意义尤为重大。本研究利用广州市花都区近30年来的普查、更新调查和逐年统计数据，结合卫星影像资料和实地调研，在深入分析耕地数量变化时空特征基础上，重点对耕地变化影响因子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揭示出：工业化及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增长及城市化分别构成全区耕地减少的第一、二驱动因子，经济对外开放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力不断加强，土地政策、土地规划、经济政策和行政区划等制度因子亦对耕地数量周期性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认为综合运用耕地保护管制和经济调节手段、建立土地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体系、加强建设用地规划与整理整治、促进集约用地和内涵式发展等是大都市边缘区域耕地变化调控的主要路径。     

耕地保护与城乡消费的宏观动态计量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乡居民消费能力逐渐增强,给土地利用带来了严峻挑战.运用现代宏观动态计量分析方法,以1978年～2007年数据为基础.分析城乡消费对耕地保护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①城乡消费是影响耕地数量的重要因素,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短期波动也较小,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趋近的调整幅度为7.30%;②城镇居民消费是耕地数量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却要弱一些;两者对耕地数量的影响方向相反并且持续时间也不一样,同时来自城镇居民消费的冲击对耕地数量变化的解释水平约为23%,农村居民消费的解释水平约为4%,而来自耕地数量自身波动影响的解释水平超过70%.本研究对城乡消费与耕地保护相互作用的辩证分析与澄清,有助于相关部门有针对性地采取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保护耕地,从而减少行动的盲目性.     

中国耕地资源区域变化态势分析

本文采用1996年~2004年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和同期各地类的流向数据,对我国耕地资源8年来变化流向情况及耕地资源增加和减少的来源构成进行了分析,并着重分析了我国非农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2004年间全国共有9.3%的耕地转移为非耕地,全国耕地转移的速率是平均每年转移1.03%,同期全国共新增耕地2.93%,耕地年平均新增速率是0.33%。综合耕地转移和新增结果,1996年~2004年间全国共12.24%的耕地发生了变化,其年平均变化速率是1.36%。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生态退耕,而耕地增加主要是由于土地开发和农业结构调整,且耕地流向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此外,我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势头加速增长,且以独立工矿用地和城镇扩展占用耕地较严重。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河北和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和粮食主产区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尤为突出,国家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二三产业发展对耕地资源数量的影响及其地域差异——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经济增长是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在既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主要考察经济总量对耕地数量的影响,却未对GDP按三次产业进行划分。本文试图探寻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对耕地数量变化各自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地域差异。文章基于1999年-2008年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     

中国1986年至2006年耕地非农化数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计量分析

为探讨我国耕地非农化数量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协调耕地非农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本文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检验了1986年～2006年耕地非农化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耕地非农化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却存在失衡,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趋近的调整幅度达到68.07%;耕地非农化数量变化对来自经济发展的冲击响应强烈,且必然带动数量的急剧增加,而经济发展对来自耕地非农化数量的冲击响应微弱,耕地非农化资源消耗量的上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因此,为协调耕地非农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实现既保经济又保耕地的目标,必须从城市土地内部挖潜,把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与“先补后占”等系列耕地保护政策作为主要途径。     

河北省耕地数量动态变化及驱动因子分析

利用1949年-1998年的统计和普查数据，分析探讨了河北省近50a来耕地数量变化及区域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50a来，河北省耕地总体趋势逐年下降，耕地变化区域差异显著；农业结构调整、非农建设、灾害毁损和开荒等因素是引起耕地变化的直接驱动因子，技术进步、经济利益驱动和农业政策等因素是引起耕地变化的间接驱动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