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的城市意识与城市诗（上）

描写现代都会生活和物质明的城市诗，是20世纪新诗发展中现代性趋向的一个重要方面。郭沫若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诗歌创作，在这方面的实践，可视为中国现代城市诗先驱性的探索和尝试。在这一系列诗作中，他由重视情感的表现，到重视感觉发掘，特别是重视新的感觉和经验的开掘，重视用“近代人的脑筋”对新的感觉与经验的发现与捕捉，从而实现了诗歌美学上的突进。其“雏形”期城市诗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提供了新的感觉与现代性审美转变的信息，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新诗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简论郭沫若与蜀学传统（下）

郭沫若同胡适、鲁迅一样，都是学贯中西、既往开来的文化巨人，是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旗帜性人物。文章从地域文化影响导致的文化感受差异入手，认真分析了郭沫若与鲁迅在反思民族文化传统方面的不同思维方式和形成原因，以及郭沫若与胡适在建设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方面的不同建树和深刻影响。由此得出结论，认真研究郭沫若，不仅是蜀学向新蜀学的拓展，也是国学向新国学的拓展。     

论郭沫若的编辑出版精神

郭沫若、鲁迅、茅盾等既是一代大文豪 ,又是出色的编辑出版家 ,他们的双重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构筑起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本文从强烈的主体意识、无私的园地开放意识、完美无憾的精品意识、热枕的读者关怀意识和全心全意的作者服务意识分析了郭沫若的编辑出版精神     

论郭沫若留日小说与川端康成小说在自由意识上的观照

本文着重论述郭沫若的留日小说和川端康成的小说中的共通之处：自由意识。分析二者作品中自由意识的体现形态和背后成因。梦境是两位作家自由意识的共同依托和表现形态,人生际遇、思想性格以及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是他们自由意识的成因。     

论郭沫若编辑实践的现代性

编辑实践现代性是编辑实践价值的最终体现。起步于创造社诞生时期的郭沫若的编辑实践，无论是从编辑手段，还是编辑结果来看，都能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其中，创新意识、晶牌意识、开放意识、市场意识、与时俱进的时代意识是其现代性的集中体现。     

简论郭沫若与蜀学传统（上）

文章描述了蜀学发展的基本线索，自西汉始是指儒学在蜀地的传播，北宋以“苏学”为代表形成学术特色，晚清成为经学研究的中心，“重文史”和“崇实学”是两大鲜明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郭沫若的所受教育、性格养成、思维方式等，分析了蜀学文化传统对郭氏的深刻影响。     

《郭沫若诗两首》教学要点

~~《郭沫若诗两首》教学要点@戎文元     

论郭沫若译诗的修改

译诗的好坏,超出了原诗及原语文化的价值,因为译诗只生存在译入文化中,并从译入文化获得其生命的意义。郭沫若信奉以诗译诗,他的译诗总是个性化的,大多重现了原诗的精神、气韵和情绪,这些译诗是当时最深入、最广泛的、最诗情化的,也是自觉而成熟的。从几首译诗的修改揭示郭沫若译诗的目标性和主体性,是有意义的。     

论郭沫若新诗创作的得失及成因

郭沫若是我国新诗的奠基者,其新诗流变分为五四时期、20年代后期、抗战至全国解放以后三个阶段。他的新诗艺术水平每况愈下的原因有三：一是惠特曼雄浑粗犷的豪放诗风的深刻影响;二是严重混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三是自我独立意志的失落。以上三方面就形成了郭沫若新诗创作虎头蛇尾的尴尬结局。     

阮籍《咏怀》诗与时间意识

阮籍的《咏怀诗》向以幽深、隐晦著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阮旨遥深",钟嵘《诗品》评阮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后人多赞同,但因角度和解读方法的相去各异,对阮诗的读解有不少忽视诗歌本身,笔者试图采撷前贤今人之高论,结合一己之感悟,略述读《咏怀诗》的浅见。     

论蔡琰《悲愤诗》的女性意识

从女性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蔡琰《悲愤诗》,即可看出此诗不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特有感受再现了汉末乱离的时代,而且蕴涵着女性所特有的强烈生命意识、沉重贞节意识和圣洁母性意识。无论从诗歌主题还是从叙事角度看,都具有深厚的女性文化底蕴。     

论王士祯的赠答送别诗与社会角色意识

王士祯既是明朝遗民，又为清廷显贵，更系诗坛巨擘，正因为如此，王士祯的蹭答送别诗所蕴含的社会角色意识，自然是因人、因事、因时而异的。     

谈郭沫若与徐志摩的一场诗争

郭沫若与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最著名的诗人。徐志摩对郭沫若的《女神》非常推崇,然而对其《重过旧居》一诗则提出批评,认为他的＂泪浪滔滔＂夸张失实,是＂伪诗＂,遂遭到成仿吾的回击。徐志摩因不了解郭沫若创作此诗时的生活状况和心情,更没有体验过生活＂重大的变迁＂,因而其批评是失当的,也不合诗学批评的原则。之后,两人虽有过互访和互宴,但终因志趣不同、思想分野而分道扬镳。     

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人学”意识

20世纪中国学最根本的变化，便是人的观念的不断发展。郭沫若的历史剧，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形式，丰富了百年中国的人的学。“五四”时期，他高扬个人主久的旗帜，追求人的自由和自尊，这是与外来化的刺激分不开的。抗战时期其人学意识则分化为两股潮流，即人性人道意识和民族意识。     

三种文化背景下的郭沫若

郭沫若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颇具争议的人物。这和他未完成的新诗体裁革命，和他理想化的戏剧创作，和他政治舞台上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探讨这些，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郭沫若。     

“阡悔”意识与郭沫若的身份认同

郭沫若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医生”到“文人”,再到“政治家”的转变,在不同的转折点,为寻求新身份的合法性,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修改,另一方面也对自传叙述作相应的调整。在“弃医从文”的转变中,他在与田汉、宗白华二入的通信中表现最为强烈的是一种忏悔意识,而这种忏悔并不完全是宗教意义上寻求“宽恕”的行为,也是郭沫若获得新的身份认同的心理机制。论文所探讨问题的是郭沫若如何通过忏悔的心理机制和言语行为,获得新文学圈的认同,以及这种心理机制在他身份的第二次转变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稍作思考。     

雪莱的《为诗辩护》对郭沫若早期文艺美学观的影响

以“灵感”为中心的诗的本质说和“艺术的社会职能在于产生和保证一种最高意义的快乐,反对艺术为任何具体的社会目的服务”的观点,是雪莱《为诗辩护》的重要内容。从郭沫若的各种信札、序文和谈话稿中可以看出,雪莱的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郭沫若早期文艺美学观的形成。     

郭沫若妙改诗联立新意

作文的创新,固然有多种多样的方法,但主题的创新,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怎样对主题进行创新呢?从郭沫若妙改诗联的具体实例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的借鉴。郭沫若、夏衍和于伶是好朋友。1942年2月的一天,大家聚在一起庆贺于伶37岁生日。于伶是著名的剧作家,其剧作有《长夜行》、《花溅泪》、《杏花春雨江南》、《大明英烈传》等。依据于伶的这些创作成就,夏衍即席赋     

论罗门城市诗的现代警示意义

作者通过对台湾诗人罗门城市诗的分析，力图指出诗人批判城市文明中恶的一面的立足点，以及对现代社会里城市发展中相伴生的物欲横流，人心荒芜，人情冷漠，文化断裂，信仰失落，生存艰难等诸多难题的揭示，借以对大陆实行现代化建设以来都市生活中的负面效应提供一个警示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