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女性文学创作述论

魏晋时期儒学式微,玄学兴起,较为开放的社会思想文化氛围使得其时女性具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她们的文学创作反映出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文化意识与文学特征,即所谓“魏晋风度”;但是,另一方面,此时依然处于封建社会,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纲常又使得她们的文学创作无法摆脱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一以贯之的“怨”之情感。她们的文学创作为中国文学史平添了一种细腻如丝、绮丽如画之风格。     

俳谐赋兴盛的政治原因

魏晋南北朝为俳谐赋兴盛的重要时期,政治环境为其兴盛的重要原因。不同时期的政治情况不同,对俳谐赋的影响也不一样,但总体来说,政治对于俳谐赋兴盛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魏晋南朝文学自觉性成因浅析

魏晋南朝文学自觉性成因繁复,不可枚举,然挈其主者,则有社会动荡,思想解放,文人学士弃道缘情;庄园、南方经济的发展培育士人清客并为其从文提供物质保障;曹魏等任人准则与各朝君王崇文助推文的自觉;玄佛思想的兴盛则为文学自觉性发展奠定了美学基础。     

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的自觉

学的自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创作的自觉、观念的自觉和批评的自觉。在学走向自觉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学创作的自觉。而学创作的自觉，仅仅是学自觉必须的一种条件而已。学创作的自觉，是学观念的自觉和学批评的自觉的前提条件。但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说法，事实上则难将创作的自觉和观念的自觉截然分出先后。学观念的自觉应具备两个最为重要的条件，一是思想观念的解放，二是学作品的积淀。     

魏晋六朝文学尚“清”成因与特色

魏晋六朝学审美价值取向明显尚清。魏晋以来的谈玄风气盛行促成了魏晋六朝学尚“清”审美价值取向形成;魏晋以来士人们人的觉醒意识表现为对个体仪表风神“清”趣的崇尚,对“清”的理想人格的追求,影响到学领域形成尚“清”的审美价值取向;佛教传入对士人心态情趣的影响亦带来学创作中的清美好尚。建安迄于正始时期学主要表现为清峻、清简;西晋学崇尚清丽、清华;东晋时期学偏向于清淡、清雅,而南朝学最终走向清绮、清丽。     

魏晋文化中“文学自觉”成因探究

魏晋文化所展现出的风采与成就,被学者们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而魏晋文化中的"文学自觉"的形成,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文章从乱世的造就、思想的解放、文学的独立、领导者的作用、寒士的不平等方面对魏晋文化中"文学自觉"的成因进行探寻与分析.     

论苏轼的俳谐词

苏轼生性风趣幽默 ,其“无意不可入 ,无事不可言”的创作作风开辟了俳谐词新的审美境界 ,带来了北宋词坛俳谐词的繁盛期     

魏晋文学的特征

魏晋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文学特征与之前之后的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后世论者或着眼于传统诗教,或着眼于艺术形式,褒贬不一、论说纷纭。从其与前后文学的比较看,其总体特征在崇文、重情、求美、尚气四个方面。     

汉魏六朝俳谐文学的批评与接受

汉魏六朝时期俳谐文日渐盛行。从文学批评和文学接受的角度审视这一时期俳谐文学的发展状态有着重要意义。西汉时期,俳谐文学批评理论散见于司马迁、班固、刘向对东方朔、枚皋等人的评论中。并由此可见当时俳谐文学的接受和传播状态。东汉时期,俳谐文学在利禄的驱动下,得到更为自由的发展,传播更为广泛。由蔡邕的《陈政要七事疏》、《后汉书》部分篇目不难看出,当时文人创作俳谐类作品已很正常。三国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晋葛洪《抱朴子.疾谬》客观上道出了当时俳谐文学接受态度。南北朝时期,俳谐文学的批评达到历史最高峰。总之,汉魏六朝时期,俳谐文学虽没得到大力的提倡,却得到自觉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     

浅论辛弃疾的俳谐词

辛弃疾的俳谐词,寓庄于谐,以其思想内容的深刻丰富,表现出作者独特的个性气质、博大的精神世界和高超的艺术造诣。辛弃疾作俳谐词,发挥了与诗文同等的社会功效,极大地提高了俳谐词的品位,使俳谐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

魏晋时期形成的中国文人传统,对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精神上的高蹈与超越,徘徊于庙堂山林之间,逍遥于艺术人生,寄情于诗酒玄言形成了魏晋文人生存的基本状态。研究中国文化的魏晋传统,对认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魏晋名士与魏晋文学、绘画创作

魏晋名士是魏晋士族中的精英,他们不仅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翘楚,同时也是文艺舞台上的主角。在文学艺术界,魏晋名士不仅是创作主体,同时也是被表现的对象。文章从创作主体与被表现对象两方面对魏晋名士与文学、绘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生命的感悟--论魏晋文人忧生心态及其对文学创作之由的理论探讨

汉末以来，由于社会离乱，仕途暗淡，文人开始关注于个体生命，因感人生短促而产生深重的生命忧患意识。因此，他们在诗文创作中大唱生命哀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忧生心态和创作思潮引发了文学理论界对文学创作之由的理性思考，他们自觉地将文学创作与作家个体生命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文学创作缘于作家对生命的珍重。在他们的眼中，文学创作是作家延续个体生命的一种方式，故谓“不朽之盛事”。     

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自然"观

“自然”既指大自然、自然物象,又具有天然合理、自然而然之意。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自然”观包括以下内容：文学作为一种人为创造活动的产物,出于“自然”,合乎“自然”;诗文所抒发的感情应当是真实自然的：文章在构思立意、布局谋篇、遣词造句和整体风格上都应自然而然;对文学创作而言,后天的功夫固然不可或缺,但自然禀赋是最重要的。     

魏晋隐逸论

魏晋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导致隐逸之风盛行。当时，不仅隐逸的人数多，而且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南朝与魏晋抒情小赋抒情特色的比较

南朝与魏晋抒情小赋的抒情特色有很大不同。在魏晋抒情赋中，抒情中参杂议论、描写、叙述性语言，情景交融的意象建构仅是一小部分而已。南朝抒情赋也继承了这些方式，不过出现了新的变异：其一，以情景交融的意象结构全篇，剔除了许多显示逻辑意味而不指代实在意象的虚词，叙述性和描写性语言明显减少；其二，南朝赋重韵——情韵与境界；其三，南朝赋中“诗眼”的运用。正是因为南朝赋的这些抒情特色，使它更接近文字简约、意境鲜明的五、七言诗歌，而不仅仅是“抒情”。     

论魏晋士人的情感生活

魏晋士人追求超越名教、回归自我，也就必然越礼而任情，因而成为一个多情的人群。魏晋士人丰富的感情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形成了以“重情”为主要特征的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