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公诉案卷移送方式比较研究

刑事公诉案卷移送方式上,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国家普遍采用“卷宗移送制度”,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国家普遍采用“起诉状一本主义”。对刑事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比较研究发现,其在刑事案件公诉方式的问题上都追求：设立公诉审查机制,设立证据展示制度,实现庭审实质化,提高审判效率。在追求消除、减少法官审前预断,实现庭审实质化的价值追求上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依靠起诉状一本主义、交叉询问制度与完善的证据规则,职权主义国家依靠相关的程序制度、完善的证据规则以及直接言词原则。     

迈向对抗式刑事卷宗——基于推进庭审实质化的分析

当下的司法改革致力于通过隔断法官庭审前与卷宗的联系渠道来实现庭审实质化，但实践证明，此种进路的改革削弱了卷宗对于法官判断的全面支撑，导致庭审混乱并损及庭审效能；鉴于阅卷式裁判的制度惯性，更为可行的路径是去改造卷宗，并通过加强案卷移送尝试将阅卷式裁判与庭审实质化进行调和，在强化卷宗对抗性的基础上提高法官阅卷的全面性，进而实现庭审实质化的目标。为此需要落实追诉机关全面收集证据的责任，保障律师意见及其他辩护材料全面附入卷宗，借助于卷宗的公开与责任属性强化辩护权的保障，使法官聚焦案件争点，提高庭审效率。     

论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造

在对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进行纵向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诉的合并角度对中国附带民事诉讼模式进行了反思。作者对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存在价值提出了质疑,认为该项诉讼制度必须适时改造,而最适合中国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改造的路子是在坚持"选择审理模式"的前提下,建立"移送民庭审理制度",对应当纳入"移送民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建议采取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中作出明确规定。     

部分共犯适用刑事和解量刑问题的一体化研究

只有部分共犯达成和解协议的量刑问题具有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学科交叉性更是复杂,虽然有司法解释对如何解决这种情形作了专门规定,但是理解适用上存在争议,争议的核心是如何“实现全案的量刑平衡”.实现途径有两种解释方式,应当采取何种解释方式,需要以刑事一体化的视野,在具体情形中理解和适用司法解释.无论是以何种方式理解司法解释,与被害人达成和解的共犯都应当承担被害人提出的所有的和解要求.     

检察机关视野中的二审阶段刑事和解

二审阶段刑事和解有双方理性因素增加、一审判决可作标杆、弥补一审错失的和解机会、保障被害人在二审程序的权利等优势与价值。检察机关在二审阶段开展刑事和解应当注意对全案情节的把握,保持中立性。目前《刑事诉讼法》对于二审阶段刑事和解规定的范围偏窄,给检察机关的阅卷期限过短。     

涉罪行政执法案件移送程序的检察监督

涉罪行政执法案件移送程序存在诸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检察监督不够。研究了行政执法机关对涉罪案件的移送程序及其存在问题,分析了检察机关对涉罪案件移送程序进行检察监督的困境,提出了完善涉罪案件移送程序检察监督的若干对策建议。     

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相互移送案件机制若干理论问题分析

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在相互移送案件过程中,应建立完善的移送案件机制,包括明确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相互移送案件程序属性、提前介入属性和相互借用调查措施的条件、证据转化程序与效力以及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     

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制度探析

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制度对于提高诉讼效率,提高办案质量均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制度在理论与司法实务层面均具备可行性,其理论上符合侦查监督权的要求,司法实践中能有效衔接侦查与审查起诉工作。可从报捕案卷的审查及审查报告的制作、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书的制作及发送、保障机制三方面完善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制度。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下的庭前审查程序评析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将庭前审查程序中案卷移送的方式回归到全案移送,其存在着无法防止不当公诉和排除法官预断,以及难以实现案件繁简分流和辩方庭前参与的弊病。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尚无司法审查制度支持,对检察权和司法权关系定位不当,以及受传统诉讼观念影响所致。就此,我国应该逐步建立预审法官制度,完善配套程序,以实现庭前审查程序的过滤、分流和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功能。     

我国公诉案卷移送方式应进行"跳跃式"改革

该文从剖析我国现行公诉案卷移送方式存在的缺陷着手，对比世界两大类型案卷移送方式，提出“跳跃式”改革和完善的建议：确立严格的起诉状一本主义；改革起诉书格式；实行证据展示制度，防止庭审突袭，维系控辩平衡；改革庭前审查程序，实行预审法官和庭审法官相分离的制度。     

理性看待案卷移送主义

实践中,法官对案卷的过分依赖使法庭审判流于形式,即"以案卷为中心"。此现象的形成虽以实行案卷移送主义为前提,但实践证明,为实现"以审判为中心"而进行的案卷移送方式的改革,只是隔靴挠痒的表面文章,无关痛痒。相关理念的转变和具体制度的完善如对法院实施去行政化的改革、完善公、检、法机关的制约机制、加强对辩方诉讼参与权的保障及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律师阅卷权的范围与界限——《律师法》第34条之检讨

新修订之《律师法》第34条关于辩护律师阅卷权范围的规定存在着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以及行政规章的衔接性障碍。从法理角度观察,辩护律师的阅卷范围并不应漫无边际,划定其界限的标准在于资讯先悉机制的限度、职务代表性原理、证据关联性要求、审判独立原则的保证以及律师职业伦理的导向。因此,律师阅卷的范围仅限于办案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或审判的证据材料与卷宗正本,而不应包括以办案机关内部意见为内容的副卷。     

论私人刑事调查的实施方式

私人刑事调查具体实施带有较大灵活多样性。为了避免其实施造成过多负面影响,应对其实施方式展开界定。将私人刑事调查具体实施方式划分成非强制性私人刑事调查和强制性私人刑事调查两部分,对强制性私人刑事调查方式的实施进行了基本程序设计。     

试述不起诉决定书的制作

不起诉决定书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起诉后依法作出的，不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审判而决定终止诉讼时所制作的法律文书。     

确立我国刑事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能否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却语焉不详。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已经实质上、部分的默认刑事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确立我国刑事被害 人独立提出民事诉讼制度要有多方面的设想。     

非法证据对法官心证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以案件移送制度为视角

2012年新刑诉法恢复了庭前移送案卷制度,使得庭审法官在庭前已经接触到了包括非法证据在内的所有证据,而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和案件事实问题在我国是由同一审判庭进行审理的,使得非法证据对庭审法官心证形成的污染一直持续到后期整个庭审过程。所以,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就案件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单独交由上一级法院进行审理,切断非法证据与案件事实庭审法官的联系,是防止庭审法官"心证"受到污染的良策,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最低一级的审理法院为中级人民法院。     

论证言笔录的证据能力

证人不出庭作证是我国刑事审判的一大顽疾。刑诉法修改后针对该问题,从证人出庭的条件、强制证人出庭、证人补偿、证人保护等各方面做出了规定,但却忽略了证言笔录的证据能力问题。新近出台的司法解释则混淆了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同时也缺少诉权制约裁判权的理念与机制,体现了我国程序工具主义的传统。在该问题上,案卷移送制度的恢复也是不容忽视的。     

大陆法系律师权利保障制度初探——以法国和德国为例

大陆法系具有比较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但是仍然构建了律师权利保障制度,主要体现在律师业务垄断权、刑事卷宗查阅权、职务特别保障权等方面,在确立律师独立地位,维护律师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保安处分制度中国化立法构想

保安处分制度中国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客观要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保安处分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借鉴国外保安处分制度研究成果和立法经验,我国保安处分制度立法应该包括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包括保安处分的种类、适用的前提条件、适用原则、程序性规定等;分则应规定各种具体措施,列于总则之后。     

行刑衔接视域下刑事优先原则的审视与适用——基于疫情期间口罩系列案例分析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科学衔接是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章围绕疫情期间口罩系列案例进行分析,指出行刑衔接机制面临衔接程序上的阻塞和实体处罚上的弊病,刑事优先原则可以成为破解困境的重要依托。程序上应当围绕办理时限、案件侦办场所、程序转化、证据移交等环节细化程序规定,构建“移送并中止—判断—处罚”的程序范式;实体上重构行政犯的行刑衔接处罚机制,实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最终找到治愈行刑衔接机制诸多顽疾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