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轻缓化

老年人犯罪是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不论从我国法律传统,抑或世界刑法的潮流,还是就刑法目的和公平原则考虑,老年人刑事责任轻缓化都应得到立法的肯认。刑法应明确规定对老年人犯罪可以从宽处罚,老年人犯罪原则上不适用死刑,并且对于老年人判处的刑期应予缩限,在刑罚的执行上还应做适当变通处理。     

老年人刑事责任问题研究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由于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老年人犯罪的绝对数量及在犯罪中的比例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老年人犯罪及刑事责任的研究在刑法理论界仍很薄弱。因而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借鉴古今中外刑事立法对老年人犯罪的具体规定，结合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心理等特点与我国的实际，着眼于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看法。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几个本体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严相互协调、配合、平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为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中对其性质、内容、地位加以明确界定。和谐是其逻辑起点和归宿,是其首要的、核心的、最本位的价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坚持人道主义、罪行法定、注重效果原则。     

刑法修正案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透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现下基本的刑事政策,自然地包含刑事立法政策的面向,刑法修正案即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立法政策一面之回应的具体表征。在对宽严相济之真意进行深入解读的基础上,发掘其在刑法修正案中存在的实然状态。不苟同于有学者认为的这一状态是趋"严"的现实、是对"宽"的背离,从本质上来揭示宽严相济是对刑法谦抑的实质的统一,是对严而不厉的思想的契合,是对刑罚圈的圈定机制的证成。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理性思考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诉讼证明理论中的核心部分,本文认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应明确划分为举证责任和结果责任,以理清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的分配及转移问题.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

大连13岁未成年人杀人案折射出我国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社会问题。反观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具有无法有效防控低龄未成年犯罪、“一刀切”的制度过于僵化、各方利益难以平衡且难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问题。利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域外英国、美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进行了研究,提出在立法层面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并在实践层面完善配套措施以保障其顺利实施。     

论我国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

单位犯罪中个人的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争议。从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这一角度着手,希望为追究单位犯罪中个人的刑事责任提供合理途径。首先界定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范围;其次,对责任人员的刑罚适用从主刑和附加刑的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非刑罚处置措施作为刑罚的必要补充,并指出其适用的依据和要求。     

论非法拘禁致被害人自杀的刑事责任

非法拘禁导致被害人自杀身亡,行为人是否成立"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理论上存在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等观点,上述观点均存在瑕疵,导致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承担的刑事责任相差甚大。对于此种情况,应当引入"不作为"的理论,因为非法拘禁行为使得被害人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行为人对被害人的生命安全负有保护义务,有义务阻止被害人自杀事件的发生,能履行而未履行这种保护义务的,视其主观罪过不同分别成立故意杀人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与非法拘禁罪(基本犯)数罪并罚。     

论国际刑法中指挥官责任的构建

指挥官责任原则是国际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1907年的海牙会议首次正式确立了此原则,其内容在二战后得以扩充,体现在1977年《日内瓦会议附加议定书Ⅰ》中,并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卢旺达刑事法庭的众多判例中得以发展,最终在1998年《罗马规约》中基本定型。基于国际法上的诸多判例以及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来探讨国际刑法中构建指挥官责任所需具备的三个基本要素。     

宽严相济视野下的死刑司法控制

虽然死刑的控制包括立法控制与司法控制两种不同的路径,但司法控制显然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在严格按照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规定准确适用死刑的同时,应当更加重视死缓的司法适用,依法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在司法上对死刑的立即执行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     

论安全生产刑事责任的立法完善

我国安全生产刑事立法采用的是“事故型”的模式,注重抽象的报应和预防。在现代社会中,安全生产的刑事责任应具有多维性的内涵和变革的视角,其含义是指犯罪人因其安全生产犯罪行为而承担的以预防、修复和惩罚为目标的刑事处罚。我国安全生产刑事责任的立法应该通过防线前移、增加及完善有关刑法条文、将赔偿入刑和实行双罚制等加以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化

我国古代和西方国家均不乏宽严相济的思想和规定,刑事政策变迁及适用离不开当时的客观环境。现阶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轨迹最终将体现在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上,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关规定的修改。具体地,在刑法上应将宽严相济写入刑法总则、缩小死刑适用范围等,在刑事诉讼法上应规定沉默权、规定刑事和解制度等;在未成年犯罪刑罚立法上应对未成年犯限制或者禁止某些刑种的适用,建立未成年犯缓刑制度,取消未成年犯罪记录等。     

国际刑法中的刑事责任主体分析

国际刑事责任一直是学术界和国际社会争论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法的发展中,对于自然人的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已经逐渐明朗,但有关法人、组织和国家能否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讨论,如能承担应该如何承担的讨论却愈来愈多。如果能从国际法理中和承担方式上论证法人和国家作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和理性,将会使这个热点的争论进一步明朗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性分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目前最为基本、核心的一项刑事政策,它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灵魂所在。然而它的提出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长期惩治、预防和控制犯罪经验的总结,是新形势下传统刑事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是刑法指导思想上的一次飞跃,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和价值。但当前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界、司法界仍然存在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认识把握不够一致的地方,甚至有较大的偏差,实践中这一政策的贯彻上也存有诸多困难。因此,很有必要就这一政策的历史渊源、提出的历程、提出的依据、与其他刑事政策的关系、内涵、意义、实施等问题全面进行阐述,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以求能够正确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维护公平正义,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本体论

围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内涵、价值及原则等本体问题,介绍、评析了不同的观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定位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质内涵在于“济”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本质价值是和谐;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过程中应当坚持人道主义原则、罪行法定原则和注重效果原则。     

论现行刑法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的和谐与不相和谐

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代意义主要是"以宽济严";其精神实质是区别对待;其目的和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预防、控制和打击犯罪,最大限度地实现刑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据此论述了现行刑法从整体和根本上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相和谐的,但由于现行刑法存在不少立法上的漏洞和缺陷,其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也存在诸多不相和谐之处。     

论刑事责任的法律学根据

本文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在对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法律根据和实质根据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探讨了刑事责任的法律学根据,并评析了当今理论界通行的各种刑事责任根据学说。     

刑事责任及其本质

笔分析了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刑事责任的含混观点，认为刑事责任有形式定义和本质定义的区分。中指出了刑法学界在解释形式定义时的不明确、与刑事立法相矛盾的错误，指出刑事责任的形式定义是，行为人在犯罪后，应承担的刑罚份额。刑事责任的本质定义是犯罪人需要用生命、肉体、自由及名誉等承担犯罪恶害，恢复社会安定的刑罚份额。     

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探讨

本文结合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 ,并在近年中外理论界的研究基础上 ,以理论探讨结合实证分析 ,通过比较的方法 ,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刑罚功能和内在特性以较新的视角做了分析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立法完善

老年人犯罪正成为我国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而目前我国现行刑法对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认定并不明确。针对老年人生理、心理与犯罪特点,根据古今中外有关老年人刑事立法的经验,我国应从完善指定辩护权、讯问审判在场权、不适用死刑和减轻刑事责任等方面对我国刑法关于老年人犯罪刑事责任认定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