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服饰设计所体现的元代设计观念

服饰作为元代重要的工艺美术组成部分,其史料价值也是多方面的,而服饰观念则更能集中地体现元代设计最为核心的精神。研究古代服饰,对探究元代各阶层的审美观念、造物思想、等级制度甚至是元代时各文明互相交融的状况,都具有一定意义。     

敦煌石窟中蒙古族供养人服饰研究

敦煌石窟中元代绘制的供养人画像很少,仅数十位身著蒙古族服饰的,从中只能看到蒙古族服饰的基本样式.笔者结合相关资料研究认为,敦煌石窟壁画元代供养人服饰与史料记载基本吻合,为研究蒙古族服饰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     

满族服饰文化的变迁（中）

在收集大量历史文献和进行广泛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法、民族学实地调查法、多学科综合研究法,从满族先祖服饰到金女真服饰,从清代满族服饰至民国服饰以及近现代满族服饰的发展变迁做一历时性的梳理和文化变迁的研究;总结出满族服饰的发生、发展与流变是建立在“实用与审美的结合”“符号象征的统一”“多元一体与文化自觉”“继承与发展、创新与融合”这四个具有规律性的理论平台之上的。     

简析“胡服骑射”对中国北方服饰的影响

“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服饰革命,中原服饰与少数民族服饰从此开始融合。本文分析了“胡服骑射”产生的原因,探讨了其对服装等级观念、形制产生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土默特地区蒙古族服饰变化述论

明代土默特地区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促使该地区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受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土默特蒙古人的服饰民俗发生相应变迁。从服饰材料到服饰风格、式样都与元代蒙古人服饰有所不同。     

朱熹以理学为精神内核的服饰美学思想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的以理学为精神内核的服饰美学，在其繁博宏富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本文试图从理性本体论、伦理学本体论和“中庸”与“中和”特色等三个视角，来阐释他深湛的服饰美学思想及其对中国儒家服饰美学思想在继承和发展上所产生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浅析传统服饰与佛教服饰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

从服饰文化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儒家服饰礼制、佛教人体美学和佛教造像服饰的中国化特征以及传统儒家服饰制度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等方面,深入论述了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与佛教的服饰制度在人体美学思维观念和服饰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并以此探究中国服饰文化的深厚内涵。     

明代的蒙元服饰遗存初探

元代的蒙古族服饰样式具有鲜明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大量的实物、图像和文献资料表明,蒙古服饰不仅在元朝时期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服饰行用状况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在元帝国崩溃之后,仍然以不同形式在明代社会广泛传播行用.本文拟对蒙元服饰诸种样式在明代的行用状况进行考察,并对其行用人群以及行用原因、社会心理等等进行考辨,希冀勾勒出蒙元服饰在明代行用及演变之脉络.     

从性别视角看服饰的言说

朱迪思.巴特勒的性表现理论中的关于服饰的文化意义,以及破除男权制度所采用的“男女混装”的方法,在中国古今的某些服饰的言说现象中得到了认证和质疑。从男女易装,到女扮男装,到男女混装,到“女性化”,沿着其理论进行尝试性的分析,可以发现服饰背后的深层内涵和男权文化的虚伪性。     

试论中国传统服饰艺术的观念统摄

中国传统服饰艺术之所以呈现出独特的形制特征,除与历史上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中西文化交流等重要因素相关外,更与长期盛行于中土的“天人合一”观念及儒、释、道,伊观念对它程度不一的统摄分不开,这些观念既赋予中国传统服饰艺术一种追求“乃顺承天”、“服位有等”之伦常目标的衣规服制,又普遍赋予人们一种追求中庸节俭,重生厚死,崇祖念旧,坚固实用的服饰消费社会心理。     

汉乐府中“郎官”问题考论

汉乐府涉及到的若干官职名称中，郎官即为其一。联系汉代官制及汉代官僚的一般仕历，考察郎官制度的沿革及郎官的选拔途径，可以考见汉人热衷于郎官的原因，也就能够认识到汉乐府虽然是民间歌谣，但在口头流传的过程中，其中所涉的官职与汉代的官制相合。     

论《史记》中的“于”和“於”

“于”和“於”是古汉语中用的较为普遍的两个虚词。“於”比“于”后起,但在语言的不断发展中,“於”逐渐取代了“于”。由于二者并存期间在用法上尤其在用作介词时有诸多混用的地方,但也有许多区别,因此“于”“於”的历史发展情况就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以《史记》为语料,对二者在西汉时期的使用状态进行了较为详尽地探讨。     

说“娃”

主要考察"娃"词义演变的轨迹:"娃"最早为方言词语,本义为美丽,且特指女子貌美。唐以前用例较少,唐代至元代数量增多,但仅出现于诗词、戏曲当中,应用的范围较窄。唐代,"娃"开始了低龄化的倾向,和"小孩"产生了一定联系,虽然开始仅表女性,但是到了元代,"娃"在北方口语当中可表示"小孩",且不论性别。明清之后,表女子的"娃"逐渐消失,而表小孩的"娃"逐渐由北方方言扩展开来,渗透到多个方言区,且词义也有了进一步的引申。     

常用词“俟、待、候/等”历时更替考

表示＂等待、等候＂这一意义,＂俟、待、候、等＂的历时演变情况是：先秦用＂俟＂和＂待＂,汉初始用＂候＂;魏晋南北朝时期,除沿用先秦用例及仿古外,＂俟＂在口语中几乎不用,主要用＂待＂,其次是＂候＂;＂等＂表＂等待、等候＂义,始见于晚唐五代时期,此后的宋元时代,＂待、候、等＂一直处于竞争中,直到明代,＂等＂的使用比率才在口语化较强的文献中占绝对优势,表明＂等＂在口语中已基本替代＂待＂和＂候＂。＂等＂之＂等待、等候＂义产生是方言进入通语的结果。     

《盐铁论》中的廉政思想

《盐铁论》包含有大夫与贤良文学关于为官哲学的辩论,反映了西汉中期政治中兴利活动导致的官本位哲学,以及西汉士人以儒学为基础的廉政思想。     

浅谈官方制度用语对通用语言的影响——以“站”与“驿”为例

元代,汉蒙两族接触密切,不少蒙语词渗入汉语。"站"自元代进入汉语词汇系统之后,历经元、明、清三代与古汉语固有词"驿"交织使用。我们通过对比分析元、明、清三代官方驿站制度用语对文学作品语言的影响,发现官方制度用语对文学作品用语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相对而言,文学作品用语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与稳定性,而官方制度用语随着朝代的更替变动性强。     

元曲“量词＋儿”用法考

量词自宋至元取得进一步发展,体现为量词数目增多,可附加儿尾。通过对元曲近250万字语料的考察,共检索到138个“儿”尾量词,且元代度量衡制的单位词也可加“儿”尾,“V（＋P）-V儿”结构始见。“量词＋儿”并不构成名词,仍表示量的词汇意义。“量词＋儿”是元代北方人的一种语言习惯,体现浓重的口语色彩。     

元代“例”考——以《元典章》为中心

元代法律形式主要由两部分构成：格和例。＂例＂在元朝名目繁多,达十九种之多,但学术界对元代诸例的内涵很少深入考察,同时对一些例的含义在理解上也存在不全和不实。元朝诸例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作为一种法律形式和一个法律术语。元朝＂例＂在基本含义上与中国古代其他王朝是一致的,都是对＂律＂的解释与补充。元朝诸例在分类上主要由四个要素所决定：调整对象、调整方式、法律效力和制定程序。元朝诸例构成了元朝重要的法律渊源,但由于例的种类繁多,也给法律适用带来了问题。     

祭孔释奠“改制”思想研究

祭孔释奠存在一个时代性问题。纵观祭孔释奠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和现代,不存在哪一个时代祭孔释奠跟前代完全相异,也不存在哪一个时代跟前代完全相同,具体包括跪拜礼、乐章和服饰等方面,体现了祭孔释奠的时代变迁。其实早在西汉时期,董仲舒在其对汉武帝的上疏中便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问题。如果我们去除蒙在“改正朔,易服色”身上的种种神秘色彩,单就其思想之时代性而言,则我们现代之祭孔释奠亦是应该“改正朔,易服色”的。现代的祭孔释奠的改制应该遵循孔子“损益”的思想原则,既要强调其时代性,同时也不能完全摆脱古制,一味标新立异,从而真正做到礼乐和谐、文质彬彬。     

关于汉代服饰考古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汉代服饰考古学研究的五个问题：（1）汉代服饰的研究现状。（2）汉代服饰的概念、内涵及特点。（3）汉代服饰考古资料的概念及特点。（4）服饰考古资料与汉代现实中服饰的关系。（5）汉代服饰的宏观与微观研究。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概念界定及理论分析,建立补充了汉代服饰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服饰的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