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求实·求善:以考证为脉络的初中历史教学思考

<正>考证是传统史学基本方法,主要有考订古书和考证史事,目的是通过对已发生的史实、与之相关的史料进行考察和证明,以求得正确解释历史问题的史料依据或事实依据。在历史课堂,以史事考证为脉络落实教学内容,有利于激发学生探索热情,培养史料实证素养,在挖掘考证史料中达成价值引领。笔者以《东汉的兴衰》一课为例,通过考证“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故事为主线设计教学,     

专诸刺王僚

《吴越春秋》是东汉人赵晔编纂的一部记叙春秋时期吴越争霸史事的重要古代典籍。有关吴越之事，史料之翔实、全面，描述之丰满细致，在史书中无出其右，内中有许多令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如卧薪尝胆、勾越灭吴．伍子胥掘墓鞭尸等，其中“专诸刺王僚”或叫“鱼肠剑”也是很名的一个。     

晚清袁氏研究史料的新发现——读《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受争议的著名人物，或日之“小人而有才者”；或日之“北洋怪杰”；或日之“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或日之“走向共和的英雄”，等等。评价历史人物须以史实为根据，史实客观，标准公正，尺度适中，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有正确的把握，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在这一系列的学术研究环节方面，史实客观是最为要紧的。史事不实或不清，其他则无从谈起。若欲厘清史事，必藉史料，史料之搜集、考证与再认识，史料范围之扩张，新史料之发现等等，不仅能丰富史实，而且也能有益于史实的澄清。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2005年5月版），正是一部有助于辨明清末袁氏沉浮史实的新史料。此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孔祥吉教授与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合作整理，并被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依托学术成果，促进史料研习

史料研习是历史教师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教师在进行史料研习的过程中，需要以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托，解析史料，分清史料中的客观历史事实和作者的主观论述，做出基于史料的问题设计，并认识叙述同一史事不同史料的侧重点和相互关系。教师通过史料研习，深化对历史现象和本质的认识，以引导课堂教学的开展，帮助学生树立实证意识。     

吴王改土 功过与否——从《庭闻录》三则史料谈起

学术界对清初吴三桂在西南改土归流的研究,多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吴三桂在西南的改土归流是为了一己之私,学者们持此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庭闻录》中的三则史料。因此,试图结合正史及档案资料,对《庭闻录》所载三条史料进行分析考辨。《庭闻录》虽具较高的史料价值,但由于作者刘健基于"诛乱贼于既死,以报先人于地下"的目的,对吴三桂部分史实的评价有失偏颇,加之后来研究者忽略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打乱了作者的叙事顺序,在引用《庭闻录》的三条史料时杂糅史事,附会文意,致使对清初吴三桂在西南改土归流的评价有失公允。     

也释“三生”

本文认为《红楼梦》第一回贾雨村中秋诗里的“三生”不是“三世”，不“指祖孙三代”，而是佛家语，与“三生石”故事有关。“三生”即“前生、今生和来生”，作者曹雪芹借用此语是取其“业报轮回”、“此身虽异性常存”等佛家思想意义，目的是为了刻画和讽刺贾雨村执著功名利禄的丑恶形象。     

云南史料笔记随录(一)

本文评介近代云南史料笔记三种。谢彬著《云南游记》 ,其内容侧重于云南教育文化方面 ,对于研究民国初年云南社会历史也颇多参考价值。陈碧笙著《滇边散忆》 ,明确提出了建设“大云南”和“国际交通线”的战略思想 ,以及发展云南边疆城市问题 ,具有积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涉及云南抗战期间“南洋机工”史事和诸多社会问题     

顾颉刚疑古学浅论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现代“疑古”运动的代表性人物,顾先生的治学方法论有“中”,“西”嫁接的特点,他所选择的中、西两端的代表,一为胡适,一为崔述,顾先生“层累说”受到了崔述较深的影响,其治学方法也和崔述一样,一方面能够将史事的“原始状”与“传衍状”相分离,另一方面,亦由于过分强调史料的“当下性”而忽视了史料的“滞后性”,致使顾先生在疑古的具体操作中不免出现了某些误区。     

断代为史 继往开来：《汉书》述评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主要作者是班固。他在其父班彪《史记后传》（65篇）的基础上，于明帝永平元代（公元58年）着手撰写《汉书》，至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大致完成。后经其妹昭续撰和马续补修始成完本。《汉书》记西汉一代二百余年间的史事，较全面反映西汉各方面的情况，为后人提供不少重要史料，受到后代史学家的推誉。《汉书》武帝以前，纪、传、表多采用《史记》旧文，但重加整理剪裁，其中有增删改易，或新立传目，或增补事实，并提供不少新的史料，又较多地转录重要历史文献，使我国古代不少重要历史资料得以保存。《汉书》开创新代史的新模式；开拓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新领域；进一步发扬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     

基于史料实证素养培养的教学设计和实践尝试——以“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为例

"史料实证"是依据可靠的史料作为证据并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对史事进行推理和论证,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关键能力和基本方法,是历史学科诸素养得以达成的途径和方法。其培养目标是:通过历史学习,学生能够知道史料是通向历史认识的桥梁,了解史料的多种类型,掌握搜集史料的途径与方法;能够通过对史料的辨析和对史料作者意图的认知.     

古汉语“莫”的词性判别

学生在翻译带有“莫”字的句子时,因对“莫”的词性认识不清而发生争论。如在翻译《伶官传序》中“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时,有的把它翻译成“因此当庄宗强盛的时候,普天下的豪杰,没有谁能跟他抗争”;有的把它译成“因此当庄宗强盛的时候,     

《读书的乐趣》练习设计参考答案

一、一、第二句论述书籍的丰富内容;第三句论述书籍给予人的助益。二、在书籍的世界里可以驰骋想象,获得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正象人们在美丽的梦的幻境里一样。作者以梦的境界来比喻书籍的世界,并以“我不敢说……更吸引人”一语,把故事的意义引向书籍。三、这个故事是针对“他们一生中最纯洁的幸福,主要来源于书籍”一语说的。打横线的那句话极力描写格雷夫人的父母在花园里游猎的热闹、     

文天祥“及于死者”史事录

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一文,列被驱北上、脱险南归所历十八种死境,读之令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惜乎囿于序言体裁,作者不可能详述历险细节,课文注释亦难详相关史事。所幸《指南录》等诗集诗文互证,留下了作者所历死境之翔实史料。今从《文天祥全集》(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本,下引文字凡出该书仅注篇名)等史籍中钩稽相关史事,与《后序》文字对读,对弄清文天祥“及于死者不知其几”之具体情形,或有裨益。 一、诋大酋:“狼心那顾歃铜盘,舌在纵横击可汗。”(《纪事》)     

《在别人的故事里旅行》作文精品导读

从“在别人的故事里旅行”到“执着于描绘自己的故事”,那是一种飞跃,是一种对人生认识的突变,也是从少年到青春期的转变。作者从小喜爱看书,常常在“别人的故事里旅行”。人生是一部读不完的大书,别人的故事里蕴藏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它让人懂得生活,懂得社会,获取知识。所以,小时候的人们,都喜欢“在别人的故事里旅行”,以此关注人生,充实自己。长大了,作者的阅历增长了,联想到自己的成长道路,认识到自己也有令人羡慕的故事,“当我们醒来,走进现实的阳光里,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故事原来也这般亮丽迷人。它不仅打动自己,也一样打动别人,我们不是…     

动态的、立体的明代蒙古史——读《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

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出版项目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将由我校出版社在“八五”期间陆续出版。该通史最早问世的是第三卷明代蒙古史,已于1991年5月出版。本卷作者为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曹永年教授。《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以下简称《通史》第三卷)共七章21节,计299千字,上起1368年北元始建,下讫1635年蒙古大汗林丹汗子额哲降附后金,记明代蒙古276年史事。按《蒙古民族通史》的总体构思,林丹汗时期的史事移第四卷叙述。作为出版社方面代表,在与《通史》的作     

古篇《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史料价值解析

《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主要记述了景王21年,执政大臣单穆公劝谏周景王“弗铸大钱”的史事。单穆公谏言中所体现的“货币平衡理论”和“民本思想”有着很高的政治远见,对后世深有影响;同时该篇客观反映了春秋后期金属货币的铸造情况,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四夷考》与《皇明四夷考》内容之异同

叶向高的《四夷考》和郑晓的《皇明四夷考》都是明代著名的边疆史书,两部书都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在明代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虽然都是记录边疆地区的史事,但二书在内容上存在着具体差别,这与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史料来源密切相关。     

辨别作者意图 促进历史解释

<正>一、“辨别作者意图”路径阐述从历史学中史料的维度来看，无论是人为书写的文字史料还是口耳相传的口述史料，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意图。《新课标》还列有图像史料和音像史料，诸如绘画、雕塑、照片、录音、纪录片等，虽然许多是真实场景的记录，但他们背后都有摄影师、画家等“创作者”的存在，也无法避免“作者意图”的存在。^[1]诚如课标所言，“史家的主观认识和客观的历史之间，即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本质内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2]，其中阐述的正是作者个人因素对史料的影响。     

直面历史的苦难叙事与反思--姚维荣《沧桑岁月》论析

《沧桑岁月》是《姚维荣文集》中分量最重的一部,也是作者心血凝成的精华之果。全书内容主要包括“艰辛岁月的苦难叙事、苦涩婚恋的沉重书写、血泪历史的无畏反思”三个方面,展示了作者直面历史、深刻反思的勇气,具有珍贵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旧唐书》与《新唐书》“突厥传”之比较

《旧唐书》成书于五代时期,而《新唐书》编撰于北宋。因此,新、旧《唐书》"突厥传"在史事记载上有所差异。通过比较可发现差异主要体现在事增、文省、写作笔法等三个方面,而成书背景、学术风气、文风和史料来源等是造成新、旧《唐书》"突厥传"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