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新疆的推行

从1940年起,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内地各省推行保甲制,由于新疆情况特殊,直至1942年才开始实施。保甲制度在清查户口、维持社会治安、组织民众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表明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疆基层社会的控制更为严密。     

徽州文书所见清代保甲制度的推行和运作

保甲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实施的一项基层社会控制和管理制度。文章利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方志、族谱等，进一步呈现清代徽州保甲制度推行和运作的实态：保甲门牌、十家门牌等保甲编制过程中给发的官文书，反映出官方推行保甲制度的程序和意志，及其实现对乡村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的目的；合同等私约文书，反映了保甲组织在官方的领导和督促下，依托宗族力量运作的实态；谕单等官方颁定的章程和政令，可见面对乡村社会权力格局的变化和保甲制度的日渐式微，官方强化保甲制度的意图。清代徽州保甲的编制、运行、强化，反映了中央集权和基层力量之间的互动与博弈。     

改革的限度:20世纪30年代甘肃保甲制度推行之实况调查

甘肃保甲制度自1934年推行以来,虽在省县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据抽样调查显示,截至1938年甘肃保甲制度的推行实况仍处于萌芽阶段。恶劣的自然环境、贫瘠的土地资源、拮据的保甲经费、困乏的人才储备、虚弱的省府力量和强势的地方实力派,这些因素都对甘肃保甲制度的推行带来了程度不同的影响,然最为关键者,则是国家权力的下移及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控制并未得到民众的认同,而乡村精英们的顽强抵制亦使位居中枢的乡镇保长在这一政治生态中举步维艰。     

民国时期重庆市的保甲编查探析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通过在重庆市进行大规模的三次保甲编查,建立了控制严密的基层行政制度——保甲制度。通过保甲编查,国民党势力渗透到重庆基层社会,为支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重庆的统治以及保证重庆市民生活的正常运转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在重庆保甲制度上也有诸多反映。     

国内保甲制度研究述评

保甲制度乃我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基层社会管理制度,是顺应历史发展之产物,其作为历代社会政治下层组织之基础,在基层政治统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梳理、总结、反思等方法,对各个时期的保甲制度研究进行了简单回顾,以期加深对保甲制度研究动态的了解。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研究综述

保甲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基层管理组织,是封建王朝控制基层社会的重要手段。南京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到40年代重新在全国实行保甲制度。因为研究民国保甲制度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在国民政府全面推行保甲之后,就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对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作系统的分析梳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概况和研究重点,使读者对民国保甲制度研究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试析国民党南京政府保甲制度的反动作用

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二年,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体制.在乡镇最基层体现为推行和强化保甲制度,控制广大人民的言行和镇压一切反抗活动.南京政府时期,保甲制度最早在江西省试行.1931年在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剿匪总司令部之下的党政委员会地方自治处研究草拟了保甲制度和保甲法规,6月在修水等43个县试行.在此基础上,1932年8月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制定了正式的法律条文《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下称《条例》),在所谓“剿匪区”内强制实行.1934年2月颁行     

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研究综述

保甲制度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一项重要的农村基层政治制度,学界对其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开始。不过,严格意义上讲,学界对保甲制度开展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围绕保甲制度的概念与性质、缘起、推行、民意机构、与地方自治的关系及评析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文试图从学术史考察的角度,对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的研究历程作一梳理,以期对国民政府保甲制度研究有所殷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山东保甲制度研究（1928-1945）

保甲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基层行政组织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关注,但是研究的重视程度和深入程度依然不够。其中有关山东保甲制度的研究很少,只是在一些综合性著作中略有提及。近代山东情况复杂,保甲制度在这块土地上呈现出怎样的区域化特点,值得我们探讨。     

国民政府保甲制度中的连坐处罚规定及其实践制约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重新恢复传统保甲连坐制度来维持基层社会稳定,但其连坐处罚的制度设计欠系统明确,内部对处罚的轻重存在明显意见分歧,地方往往无所适从,加上国民政府的保甲连坐根本无法改变乡村原有政治生态,保甲这一威胁震慑的传统控制手段落后于中共基于利益满足的基层制度创新,在心理上损害了基层一般民众、地方精英及保甲人员利益,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影响了保甲制度其他职能的发挥。     

清末保甲编制与村族社会治理——基于光绪年间徽州三种保甲册的考察

保甲册系清代编制保甲形成的户籍文书,迄今遗存稀见.三种保甲册籍具体而微地呈现了清末徽州保甲编制实际运作和村落社会诸多实态.清末徽州保甲编制以明清以来具有村落共同体性质的图为基础,灵活编制甲、牌,藉以控制全体人户.经董、甲长、牌长一般从本图、本甲、本牌人户中择优遴选从事举业、训蒙、贸易等贤能之人充任.仆姓、寄户、客户受到聚居大族的控制和带管.在清末徽州乡村社会,宗族聚居星罗棋布,仆姓、寄户等散居不一,人口的内迁外徙持续不断.民众执业仍不出传统士农工商的范畴,明清以来经商传统得以延续.殷实之家捐纳之风盛行,并通过此途能赢得更多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     

国民政府时期保甲的乡村社会控制功能——以江西万载县为个案

保甲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产物,是依据地缘控制乡村社会的一种手段,具有管、教、养、卫的功能。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得到了异常的发展,在组织形态、角色地位、权力意义、结构功能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使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力度。     

年龄、权力与国家话语——以抗战前江苏省乡镇保甲长的选任为例

年龄与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抗战前江苏省经历了从推崇年老乡镇保甲长到消极评价该群体的话语转移,随后国家通过设置年龄上限来实现乡镇保甲长群体年轻化,其原因有三:一是基于陈果夫倡导实干进取的政治理念的考虑;二是基于选拔受过新式教育的乡村精英的考虑;三是基于抗战军事准备的考虑。乡镇保甲长年轻化加速了国家政令的传达,其对于国家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增强,以及国家意识在乡村社会中的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因国家选任标准改变引起的新旧乡村权威的更替,正是近代基层政治结构变迁的反映。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晚清民国时期校董会制度的立法进程

晚清民国时期校董会制度经历了从清末民初的法外生存与制度失序,到北洋政府时期的进入立法与权力规范,再到广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立法强化与权力转向等发展阶段。校董会制度的教育立法进程受到制度来源、制度试验,以及国家战争、民族主义、教育经费、文化观念、教育权力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遵循着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断裂平衡原则,并借国家政治权力的介入,从民间试验走进国家立法,从制度失序走向制度规范,从制度危机走向制度平衡。晚清民国时期校董会制度的立法进程,实质是政府与学校、社会、教会等多元办学群体的一场教育权力博弈,并在学校所有权与治校权的离合之中,最终完成了校董会权力的合法性转向。     

国民党保甲制述论

国民党保甲制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历史话题,众所周知,它是国民党继承封建统治手段所建立的基层组织,是国民党政权封建法西斯化的典型表现。但仔细考究起来,它的产生、具体内容、与封建保甲制的区别、对中国社会的危害,等等,却很少有人深入研究,给人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之感。鉴于此,笔者特对此制度作了一番探讨。     

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自治政策的调整

针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面推行地方自治出现的弊病,南京国民政府于30年代中前期相应地对地方自治进程作了富有弹性的规定,将保甲制度纳入地方自治之中并大力推行县政改革。保甲纳于自治、国民政府似乎从事实上避免了在基层推行两套政治制度的矛盾冲突,在形式上又给传统的旨在加强基层社会控静的保甲制度披上民主自治的外衣,看似一种完美的制度创新,实则使地方自治开始实行初期的一些民主自治思想遭到极大损害,更加败坏了自治名声。由于民众对推行保甲出于被动而非主动,以从上而下的保甲制度来培植从下到上的地方自治不仅未能走出“以官治求自治”的老路,反而越走越远。同时,保甲本身也无多大成效。     

乡约·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燽《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

清朝江西按察使凌焙的《西江视臬纪事》，汇编了雍正、乾隆之际任上的行政文件，多记载社会方面的内容，其中不乏推行乡约、保甲、族正治理乡村基层社会的资料。考察该书可知，保甲与乡约是当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手段，出现了“约保”反映地方组织系统的词汇。一些地方还有负责“分发滚单、理处词讼”的“乡保”。地保则是指“乡地保甲”。维护社会治安性质的保甲，进行教化的乡约，与传统赋役征收和乡村管理体系的乡长互相结合渗透，宗族也被引进保甲、乡约进一步组织化，出现“族正”、“族约”的“族保”系统。清代治理乡村社会的组织措施，形成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并影响了基层社会结构。凌烯的实践，反映了清代国家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     

控制与消解:从保甲长的难局看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基层社会

保甲长是地方基层政权中的重要一环,要将政府政令在地方社会推行付诸实施,并使之见效,实在需要保甲长的努力。然而在国民政府时期,保甲长施政受到多重掣肘,诸如土豪劣绅的干预,军队和土匪的骚扰杀戮,民众的诬告,薪水微薄等因素的影响,使之处境尴尬,变成一个无效率的职员。加之斯时充任保甲者多素质低下,卑劣不堪,保甲与民众对立严重,以致地方基层社会黑暗闭塞,僵化不前,国民政府统治的民众资源迅速丧失。     

乡约·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火寿)《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

清朝江西按察使凌火寿的《西江视臬纪事》,汇编了雍正、乾隆之际任上的行政文件,多记载社会方面的内容,其中不乏推行乡约、保甲、族正治理乡村基层社会的资料。考察该书可知,保甲与乡约是当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手段,出现了“约保”反映地方组织系统的词汇。一些地方还有负责“分发滚单、理处词讼”的“乡保”。地保则是指“乡地保甲”。维护社会治安性质的保甲,进行教化的乡约,与传统赋役征收和乡村管理体系的乡长互相结合渗透,宗族也被引进保甲、乡约进一步组织化,出现“族正”、“族约”的“族保”系统。清代治理乡村社会的组织措施,形成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并影响了基层社会结构。凌火寿的实践,反映了清代国家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     

民国时期甘肃新县制述略

1940年7月1日,甘肃省执行国民政府的新县制政策,开始在甘肃推行新县制,甘肃新县制工作重心在乡镇,将全省66个县和3个局划分成829个乡镇,从党、政、军等各个方面全面控制基层,欲通过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加强教育专制,进行财政改革等手段达到新县制的目标,即“管教养卫”,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粗略概述甘肃新县制的推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