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庚子年间的《申报》评论与晚清政治

戊戌政变至庚子事变期间,中国政局风云迭起,《申报》对该时期的内政、外交等诸多重大事件都有所评论,反映了其主办者的思想立场和政治态度,而评论的内容也受到了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的影响。     

日本“征清”方策的陆续发现是对甲午战争偶发说的否定

最近几年，甲午战争偶然发生说在日本盛行起来，如称战争是因朝鲜东学党起义而引起，战争是由于日本国内发生政治危机而不得不把内部之争转向对外侵略，战争的爆发是由于阴差阳错的偶然性原因而促成等等，皆属于此类。“偶发说”的要害，是回避问题的根本所在，而去侈谈问题的枝节和表象，从而否定日本早就制定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如日本学者高桥秀直为日本在甲午年出兵朝鲜辩解说：“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当时掌握日本政府主导权的伊藤博文……是试图保持和清国的协调的”，后来“伊藤的对朝政策发生变化，是在于日本的内政”。大泽博明也认为：“甲申事变以后，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1894年6月2日日本政府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也不是要对清国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所有这些，都是完全不顾最基本的客观历史事实之论。     

民族觉醒下近代中国文物保护思想的嬗变

在中日战争的诸多历史问题上,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具有重要意义,日本高层在战后将“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际联盟视为战前日本外交最失败的举措之一。早在1951年4月10日,时任首相吉田茂亲自主持战前日本外交失误的回顾,形成《日本外交的错误》调查书,将日本的外交失误划分为八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满洲事变、退出国际联盟”。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国联派遣调查团进行调查,日本又因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而退出国联,国联调查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试论晚清保守派的外交主张

晚清保守派在外交上的保守主张主要表现为:拘泥于传统外交礼仪;对外交涉坚持强硬态度;反对派遣公使外国;在“义和团运动”中盲目排外等,这些做法与主张严重阻碍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进程,对晚清政府的内政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试析（1933-1935年）中日关系的缓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军事行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新一轮的抗日高潮.但在1933-1935年,中日关系却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934年中日之间没有发生军事上的冲突,日本推行广田和谐外交,中国方面也限制排日运动,通过谈判实现了与＂满洲国＂通车通邮,长城沿线设置税关,开发华北产业等问题,双方的外交级别也升格为大使级.本文旨在通过日本政府、日本军部和中国政府三条线索分析这段时间内中日关系缓和的原因.     

甲午战争

大谷正是目前日本甲午战争研究的著名学者,该译文节选自日本有志舍2012年出版的《讲座明治维新〃5〃通往立宪制和帝国的道路》一书。该文对日本甲午战争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梳理,对不同时期史学家们涉及甲午战争的日本内政、外交、后勤、国际法、媒体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是一篇了解日本甲午战争研究史的专业文献。     

戊戌政变后的社会舆论

戊戌政变发生后,时人对此众说纷纭。首先,社会各阶层对待政变所持的立场不一:守旧派弹冠相庆,洋务派内部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维新派则大加谴责,而三派之外的一般舆论也普遍持否定的态度;其次,关于政变发生的原因,时人结论有三:一是政变乃帝后争权之结果,二是变法操之过急,促使政变发生,三是康有为诸人图谋兵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最终导致政变的发生;最后,时论对变法维新普遍持同情的态度,对维新变法的历史作用予以积极的评价,认为运动开启了民智,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资产阶级革命派造就了人才。     

甲午中日公关宣传战：日本满清，谁是“中华”?

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在军事上,也在外交、思想、舆论等全方面进行总体战、超限战,尤其不遗余力地塑造国家形象,精心装扮,巧妙公关,咄咄逼人,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用日期命名事变、运动、血案、起义、政变的写法

在高中历史学习中经常学到一些历史概念,如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一二·一血案、二二八起义、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这些概念的共同特点是用发生的日期命名的,即把发生在某月某日的历史事件命名为“××事变”、“××运动”、“××血案”、“××起义”、“××政变”。细心的同学会发现它们的写法有微小的区别:有的在月与日之间有间隔号“·”,有的则没有。这主要区别于该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在阅读中是否会产生误解,如不会产生误解的就不用加间隔号。例如“八一三事变”只能理解为八月十三日发生的,而不会理解为其他。但是如     

袁世凯在朝鲜的外交活动述评

袁世凯在朝连续平定了"壬午兵变"与"甲申政变",对英、美、俄、日等国对朝鲜的侵略给予了一定遏制。这时袁世凯功名欲望急剧膨胀,在外交活动中过于自信和骄狂;对宗藩关系僵硬维持,而且忽略对朝鲜内政全面变革的支持,对国际形势没有以全面、求变的态度来应对,以致出现重大失误。客观上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统治者在外交上的失误及对袁的过分信赖,日本对外扩张步伐加快和列强争夺导致的局势恶化,使袁在朝外交活动终归失败。在朝外交活动失败对袁世凯晚期的政治行为及其心理起了极大的塑造作用。     

试析从“九·一八”到武汉沦陷前日本的对华政策

在侵略性的对华政策指导下,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从九·一八到武汉沦陷前日本的对华政策可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紧密联系的,但在其发展中又表现出各自的特点。第一个阶段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这一阶段日本的对华政策主要是用武力实现其侵华目标的第一步——侵占中国东北,夺取进一步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其特点是以军事进攻为主,强调速战速决。在外交上争取国际帝国主义支持或默认,幻想欺骗世界舆论。首先应该指出,日本此时发动侵华战争,决非偶然。在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下,     

中国新感觉派与都市文学的关系

中国新感觉派是在日本新感觉派的直接影响和启发下形成的,但在中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中国新感觉派兼具日本新感觉派与都市文学两种特点。以保尔·穆杭为代表的都市文学虽然在表现手法上有印象主义和感觉主义的倾向,但与日本新感觉派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新感觉派文学与都市文学关系密切的主要原因有二:中国文坛将法国都市文学代表人物保尔·穆杭与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混同了;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产生不仅受到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也受到了穆杭等人的都市小说的影响。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晚清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晚清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格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上:北京政变发生;湘淮系等地方势力崛起;洋务派出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经济上:洋务运动兴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中国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和新的阶级力量。外交上:清政府宣布"借师助剿";构建了近代外事机构与体制,设立了驻外使领馆,开展了走向世界的出访活动。这些变化对当时的晚清产生了重要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舆论对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之态度——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主政后,将"修约外交"包装成"革命外交"并予以宣传、推动。九一八事变后,要求政府进行"革命外交"的舆论诉求迅速高涨,但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举措是将日本侵略行径诉诸国联并寄望于国际社会的干预。随着日本步步紧逼,舆论对政府"革命外交"的态度不断变化,由满怀希望到不满、怀疑,在"锦州中立化"方案后,更对"革命外交"话语本身产生质疑。为了缓解舆论压力,并为自己的软弱外交辩护,南京国民政府对"革命外交"进行新的诠释与构建。南京国民政府这一举措,让民众进一步看清政府"革命外交"的本质,放弃"革命外交"的诉求,"革命外交"淡出舆论视野。     

裕仁天皇侵华战争责任探析

“九一八”事变，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天皇同军部站在同一立场上，默许、鼓舞了军部的这一军事冒险；“七七”事变后，天皇作为主战派，督促向中国战场增兵     

论皖南事变妥善解决的国际因素

作者认为皖南事变的妥善解决,除了诸多的国内因素外,尚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国际因素。事变爆发后,苏美英三国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和自身的利害关系出发,对蒋介石政府从政治、经济、外交、舆论方面施加压力,迫使南京政府的军事反共政策由强硬走向缓和;同时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军事反击策略亦持反对态度。最终使得皖南事变得以妥善解决。     

论宋初外交思想的嬗变——以张洎的思想为中心

宋太宗时期,宋朝的对外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对辽主动出击到虚内守外,以防为主.张洎在太宗朝累官至给事中、参知政事,参与了宋王朝的重要政治活动.他几次上奏言边事,表达了消极防御的外交思想.张洎提出在外交模式上防守勿攻、敌去勿追的思想;在内政与外交问题上,主张把内政放在政治生活的第一位;在西夏对宋边境的战争中,提出弃地妥协的主张.张洎理想主义的消极防御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太宗朝及北宋中、后期的外交思想.     

试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媒体角色

民主的良好运转离不开民众对信息的掌握,而新闻媒体则是民众获得当前所发生重要事情以及政府行为相关信息的重要途径.虽然不少人赞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具有明显的区别.由于内政与外交决策的不同,新闻媒体在信息沟通过程中分别扮演相异的角色.美国常见的三种媒体角色的分析模式,使得美国媒体在其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发挥着自身独特的影响.     

与时俱进的中国外交总纲发展主线

建国以来，中国外交总纲经历了三次大的选择。从“反对帝国主义”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再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构成了一根简约化的中国外交总纲发展主线。从既反外交又反内政，到只反外交，不反内政，避免干涉他国内政之嫌，再到彻底排除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干扰，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基本精神，中国外交逐步拓展了活动空间，增加了回旋余地，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英国与“九一八”事变

关于三十年代英国的绥靖外交,国际史学界大都把英德关系做为研究重点,而对英日关系的研究则比较忽视,直到七十年代才加强起来。但英国的绥靖外交实际上是从东方对日本开始的,而非从西方对德国开始的。对日绥靖是整个绥靖外交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认真分析英国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对于认清绥靖外交的推行过程及其反动本质,是十分必要的。 英国、国联与“九一八”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