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孙吴旧地士人入洛原因考察——以二陆为中心

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针对江南孙吴旧地士人群体,采取了经济上保留、政治上排斥的做法,使得江南士人群体普遍对西晋政权持观望态度。然而,出于保留家族声望及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孙吴旧地士人群体于太康末年前后掀起入洛的高潮。这一行为出现的前提是江南士人群体对儒学的自我反思,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南北方不同士人群体及其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清代中叶江南下层士人的社会文化交往圈——以《吴门表隐》作者顾震涛为例

通过考证清代苏州顾震涛所作<吴门表隐>一书内602名题诗作序者的一些基本情况,了解江南下层士人顾震涛的社会文化交往情况,以此为个案,分析清代中叶江南下层士人社会文化交往圈的特点.对顾震涛等江南下层士人而言,文化交往是主要的人际交往方式,而这种文化交往是融合血缘、地缘、业缘和趣缘等关系形成的综合型的社会交往方式,稳定性和文化性强.     

宋荦与康熙朝中晚期的江南政策

康熙二十三年,三藩之乱甫定,康熙帝便致力于用怀柔之策控制江南士人,实现帝国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在此背景下,宋荦任江苏巡抚长达十余年,深得帝眷。宋荦为河南雪苑社“后六子”之一,雪苑诸人同江南复社文人一向往来频密。宋荦借助雪苑社侯方域、贾开宗等的江南人际网络,早年便在江南文人圈中积累了丰厚人脉。其任江苏巡抚期间,凭借早年积淀下的江南人脉,发挥自身工于诗文、淹通掌故、精通鉴藏的才华,笼络交好士人和同僚,和他们一起参与了江苏精英文化的重建,催促了当地文坛群体性的活跃,并最终为清廷意识形态大一统的计划所收编。作为清廷江南政策的执行者,宋荦的江南施政是康熙朝中晚期江南政策的缩影。中介于中央和地方之间,中介于士人和清廷之间,正是宋荦在康熙中晚期江南政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地位。     

论刘仁本在元末的活动

王朝鼎革之际,士人的出处选择向来是研究的重点。元末,江南士人刘仁本虽托身方氏集团,却设法为元中央主持漕粮北运,缓解元朝财政困境;整顿浙东水利和田赋,舒缓民瘼;在元朝复兴无望的情况下,仍坚持抗击明朝,死难王事。表明虽经夷族百年统治,儒家经世致用的进取精神和君臣大义的固有观念仍对江南士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晚明江南士人群体休闲观的当代阐释

晚明江南,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与此同时,朝廷党争激烈,政治黑暗。士人们刻意选择退处山林,隐世逃名,形成了普遍的休闲风气。在此背景下,江南士人据其休闲实践及其对休闲现象的体认与观察,提出了诸如天人合一、闲能有为、雅俗分途、主静修身以及三教互渗等的休闲观,与西方古今哲人的休闲思想十分契合。因此,晚明时代无疑是中国古代休闲的自觉时代,也是本土休闲思想高度发展的时期之一。江南士人休闲观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影响对今日中国休闲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构意义和参考价值。     

江南文化与江南诗学笔谈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是热力的，但同时又是深微的。它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情感的深刻性。     

娄东视角下的江南社会——论《研堂见闻杂记》的遗民情结

《研堂见闻杂记》是清初一部颇具史料性质的杂记。它以娄东人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明末清初时期江南社会之百态,包括由娄东抗清到江南抗清、由娄东人物到江南人物、由娄东科弊到江南狱案。在这些种种故事与人物的描写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易代的历史巨变对江南士人的冲击,又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的遗民情结。     

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形成与江南西学传统——以墨海书馆为例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形成与江南西学传统休戚相关.江南地区地处西学传授前沿,与西学多次交融,相契相合.开埠后,一些通晓西学的江南士人出于研求科学的兴趣奔赴洋场、佣书西人,逐步形成"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他们在接踵而至的洋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江南地区的私学教育述论

江南地区的私学形式主要有私人授学、私塾、习业山林和家学等形式。江南人之间的私人授学风气相当浓厚、普遍，许多士人还寄居僧舍求学修业，或隐居山林乡村习业。士人家庭中的女性常常承担教育子弟的责任。多样化的江南私学对唐代江南地区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南朝人士之北奔与江左文化之北传

本文具体论述了流亡北朝的江南士人在南朝文化北传中所起的重要中介作用。而南方文化的北传 ,不仅推动了北朝汉化过程 ,而且对消弥南北地域隔阂和对立 ,促成新一轮南北统一都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论文人画的"人文精神"

长期以来，在有关传统人画的研究中，往往是谈形式的多，论内涵的少，这极不利于对人画的全面认识，也不利于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扬。其实，人画的本质和灵魂只有从人画家的身上才能找到它的根源，尤其是人画家深厚的学养和举世高标的人格魅力，充分展示了中国古代人、学的人精神和审美理想，也造就了人画所特有的超逸的艺术风格。     

汉代文人歌诗的文学特征

汉代上层文人歌诗的创作以王室成员为主,他们以楚地特有的声乐系统“楚声”来创作歌诗,形成其特有的悲情特征;平民文人歌诗创作,与上层文人歌诗的悲情主调相一致,然而它将《诗三百》单纯的、尚与诗章的特定场景和情感主题有所游离的“兴”,转化为与抒情主体的行为、心理感受相联的某种景观,从而使情感的抒发又有了一个特定的、感性化的空间.但汉代文人歌诗远不如民间歌诗兴盛,究其原因,不仅有其楚声音乐系统的先天不足,而且还与汉代重经、赋的经国方略有关,从而导致文人歌诗创作难以成为普遍行为.     

汉末襄阳名士清议

东汉末年,襄阳不仅一度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而且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名士清议之风也波及于此,名士荟萃,品鉴人物,风流相尚,蔚成风气。汉末襄阳名士清议的盛行,既体现了荆襄地区的人文风貌,又与江东名士清议互相呼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楚文化的密切交融。     

基于英汉主语差异谈平行语料库的对等翻译

平行语料库被广泛运用于翻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英汉语言的差异性,使得平行语料库运用于翻译时有诸多的局限。文章基于英汉主语的差异性展开对平行语料库的对等翻译问题进行探究,并提出运用平行语料库进行翻译不同于传统的机器对词的翻译,而是基于语境基础上的意义对等翻译。它的应用范围目前主要适用于比较固定的文本和法律条文的翻译,同时平行语料库的推广还要借助于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和利用。     

鄞县科举三鼎甲述考

描述了南宋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文科状元张孝祥、姚颖、傅行简、袁甫;明代唯一的武状元杨斌;清代的鄞县两名文科状元;元、明两代的鄞县五名文科榜眼;明代鄞县文科一名探花的中举与任官基本情况。最后对鄞县科举三鼎甲进士在政绩上爱国卫国的高尚行为、廉洁为官、著书立说、广办学校等积极作用作了论述。     

论元初江南地区学官群体的形成

蒙古人入侵并灭亡南宋,对江南地区的儒士群体产生了很大冲击,在生存环境恶劣、科举制度废弃等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受元政府拉拢儒士、稳定江南统治的影响,儒士群体出任学官,逐步形成学官群体,对元代的文化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严光的再塑造与宋代隐士典范的重构

伴随着重建内在精神信仰依据的社会转型,宋代需要重新建构符合时代隐逸精神要求的、新的隐士典范。由范仲淹提倡开始,确立了以严光为典范的新的隐士范型。有宋一代士大夫,虽然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却对以严光为隐士典范取得普遍共识和认同。而严光这一新的隐士典范的确立,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和参与建构了宋代对于人格、道德、气节不断强调和强化的社会普遍话语。     

编辑学者化问题的再思考

＂编辑学者化＂一经提出,有赞同的声音也有反对的声音。编辑学者素养的提高依赖于向学者化方向的发展,编辑学者化适应了知识经济时代对编辑人员的要求。     

从两汉的察举制度看中国古代士人政府的形成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士人政府的形成时期．而作为两汉选举制度主要组成部分的察举制度在士人政府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察举制度下，士人经历了从游士到儒士再到士大夫的演变过程，作为政府主要力量的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     

"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溯源

"日常生活审美化"出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学者费瑟斯通和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是这一理论最早的倡导者.对他们的理论作进一步梳理,以期对我国关于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