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泰与元代湖南诗歌

诗歌创作是元代湖南文学成就的主要方面。陈泰、冯子振、欧阳玄、胡天游、李祁是元代湖南主要诗人。他们宗法唐诗 ,却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     

李祁散文研究

李祁是元遗民重要代表,其散文创作文体多样,数量丰富。他的散文继承《风》、《骚》传统,反映人心世道,同情民生疾苦,抒写自己忠于旧朝的儒家君臣大义观念。李祁的散文真挚感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成为元末丧乱时代的折射。     

《拙学斋论诗绝句》：广西第一部本土史诗意识的诗论--“广西文学研究史”之一

廖鼎声的《拙学斋论诗绝句》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廖鼎声强烈的发掘广西诗歌历史,构建广西诗史的意识。它开列出了一个比较详备的的历代广西诗人名单,第一次系统地对广西古代诗人作出了论述,对广西历代诗人创作和为人的特点作了简要而精当的评论,对广西历代诗人的历史地位作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位,表达了对广西历代诗人的景仰、遗憾和惋惜之情。     

伊犁流人祁韵士赠别诗初探

《西陲竹枝词》和《濛池行稿》记录了祁韵士流放伊犁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诗人用纪实笔法展现了西行心路历程以及当地的民俗、文化。其赠别诗表现了诗人内心深处对亲友的复杂情感,体现了诗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诗人经受政治挫折,反思自己的人生,一方面与亲人、朋友以及自己的前半生进行告别,一方面与过去之奋斗的理想进行告别。告别中蕴涵着诗人对自己的慰藉,痛苦中又寄寓对戍边生活的憧憬。此外,赠别诗还体现了诗人深重的忧患意识和戍边受命著史的家国情怀。     

试论中唐诗人对山水情感体验模式的变化

中唐以前,山水往往是古代文人失意心灵的避难所,诗人笔下的山水是诗人所处现实的对立面,诗人能与其和谐对话。但中唐以后,诗人对山水的情感体验模式发生了变化,山水不再是诗人心灵倾诉的对象,而是成了现实的折射和再版,他们由决意走向山水变为徘徊山水,诗人与自然的对话由以前的畅快而变为惆怅。这种变化的产生既与诗人的个性有关,也与诗人所处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联系。     

试论中唐诗人对山水情感体验模式的变化

中唐以前,山水往往是古代文人失意心灵的避难所,诗人笔下的山水是诗人所处现实的对立面,诗人能与其和谐对话。但中唐以后,诗人对山水的情感体验模式发生了变化,山水不再是诗人心灵倾诉的对象,而是成了现实的折射和再版,他们由决意走向山水变为徘徊山水,诗人与自然的对话由以前的畅快而变为惆怅。这种变化的产生既与诗人的个性有关,也与诗人所处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联系。     

无食的春蚕:陶渊明《拟古》其九对曹植人生命运的叙写

陶渊明《拟古》其九是以著明诗人曹植为主人公的代拟体,是以曹植作品为底文的模拟之作。这首诗的独特叙述视角所呈现出的不仅仅是主人公眼中的外部世界,而且是主人公内在的心灵世界。《拟古》其九是诗人对诗人的解读,是诗人对诗人的发现,是诗人对诗人的刻画,是诗人对诗人的揭示,是遥想中的遥想,是追忆中的追忆。这首诗充分表现了曹植的生存漂泊与心灵漂泊。这是一代诗神的精神诉求,是寻求真理的痛苦呻吟;这是屈原内审式的人生独语,是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度开掘和庄严自问。这首诗具有拟古和咏史的双重诗学属性,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     

描摹风物,反映统一——和瑛新疆诗简论

在清代诗人和瑛坎坷的一生中,新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诗人谪居西域时期,新疆成为诗人诗歌创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和瑛的诗歌中,表现有关新疆的诗篇占其全部诗作的18%,足以证明新疆对和瑛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和瑛新疆相关诗歌为研究对象,再现诗人出入新疆的活动情况,通过其对新疆统一风云的追述,新疆具体风物的描绘,进而探究这些因素对诗人诗歌作品内容、情感和诗人心态的影响,从而论证新疆这一特殊地域与和瑛诗歌创作的密切关系。     

诗人之死

在世纪交替的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重复发生的诗人自杀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甚至有一些人对“诗人之死”产生了过分的赞颂和推崇,发展到关注诗人超过诗歌的地步。对于诗人的自杀我们不需要过分推崇,但诗人自杀与一般人自杀是否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诗人之死究竟是否具有形而上的意义,这却可以引起我们的一些思考。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观念与文学发展形态

161、7世纪是英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当时文人对诗人何为进行了严肃的追问。这种对诗人角色的追问规定了当时英国文学的诸种表现形态。文学的民族性、高雅性、娱乐性、宗教性,无不与英国文人对诗人的角色定位有关,体现了英国诗人力图通过文学参与政治、宗教、民族身份、个人生存诉求等诸问题的入世热忱,也彰显了英国诗人的艺术自觉意识,构筑了入世情怀和艺术自觉的英国文学传统。     

林语堂与道家文化精神

对于道家文化,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采取的是忽略、否定、批判和贬斥的态度,林语堂可能是少有的例外。他纵其一生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讨和翻译道家经典,在其著述中随处可见道家语句,他对道家有着强烈的崇拜之情。林语堂深受道家文化精神的熏染,这包括归于自然和天地大道、柔弱的女性美学、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浪漫优雅的文体风格等方面。当然,林语堂对于道家文化并非一味肯定,而是进行了辩证的理解和现代性的超越。     

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理论创新的楷模,南方谈话是其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一系列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具有重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二十世纪郭璞研究综述

历来郭璞研究主要是对其著作的辑录和对其诗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郭璞研究领域逐步拓展到对其所有创作进行全方位的文化审视,研究方法也从单一走向多元.主要体现在郭璞辞赋研究、易学研究、<尔雅>注研究、<游仙诗>写作年代研究、性质研究等.     

毛泽东调研中的群众观对党群关系的思考

密切党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执政经验,调查研究是搞好党群关系的根本工作方法,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中的群众观：相信和依靠群众是调查研究的源泉,深入群众是调查研究的根本途径,为群众服务是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这对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群关系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逵悲剧形象简论

《水浒传》中的李逵应该定位在悲剧人物而不是喜剧人物，尽管他具有喜剧性格，而且头脑简单、蛮干粗鲁、嗜酒贪赌、耍乖撒泼等，确乎是他落后的一而，然而所有这些，只是他思想性格中次要的一面，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是他的憨直、勇武、豪气和反叛的精神，是他对梁山事业的忠诚和对梁山弟兄的最真纯的义气。但是，恰好是讲义气的哥哥宋江以不放弃忠孝为原则，讲义气的弟弟李逵以不放弃反叛为原则，于是义气就降为附属物了。由于义气与忠孝发生对抗性矛盾，执意实行招安投降的宋江就与反对皇权、反对招安的李逵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裂变：两人一面是“兄弟”．一面是“对头”。李逵的悲剧正在于：梁山事业最终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害死李逵的人，除了他的敌人．竟还有他的同志、朋友、兄弟!还可以说，除了大宋皇帝是罪魁祸首，宋江的忠孝思想与李逵的义气失误也充当了刽子手。这就是李逵悲剧的审美意义之所在。     

赵孟頫仕元原因探析

赵孟 作为赵氏宗室而出仕元朝 ,长期以来受到一些人的指责与讥讽 ,认为“有伤气节” ,并影响到对他的艺术作品的评价。但是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应将赵孟这一历史人物置于宋末元初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探析。从他与南宋宗室关系的淡漠 ,他对南宋末年黑暗政治的不满与失望 ,再结合元初统治者忽必烈所采取的对汉族儒士、赵氏宗室的怀柔政策所产生的作用 ,综合考察后不难看出赵孟仕元是一件自然而又合乎情理中事。因此 ,对赵孟仕元不必多加指责 ,更不必为此贬低他的艺术成就及他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     

胡适人权思想的形成渊源

胡适的人权思想是其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渊源。从社会背景看,现代社会的转型促使胡适围绕人权问题思索,进行价值重建;从家庭背景看,母亲的容忍禀赋对其“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人权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留学经历看,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是其人权思想的直接来源,杜威的实验主义为其人权思想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史诗性与儿童性的结合——张品成小说论

在革命历史题材儿童文学创作中,海南作家张品成体现出独特的意义。他通过革命叙述的微言大义、历史的考证与补阙等手法体现了史诗的另一种写法。他一方面打造了多彩的少年儿童形象长廊,同时也尽量增添作品的浪漫化表达,从而较好地体现出创作的儿童性。在人物三角关系设置以及叙事节奏等方面,作者也体现出鲜明的创新性。     

张载的辩证思想浅析

本文从“一物两体”的矛盾观、“动非自外”的内因论、“变著化渐”的形式说三个方面对张载的辩证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尤其是张载关于“两”、“一”范畴的理论和“动非自外”的内因说对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张载同其他的哲学家一样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应科学地界定张载在中国古代辩证思想史上的地位。     

20世纪以来梅鼎祚研究综述

梅鼎祚是明中晚期“雅俗兼长”的布衣文人,20世纪以来对他的研究基本上是“崇俗黜雅,俗热雅冷”。学界研究主要围绕梅鼎祚俗文学展开,并在生平、戏曲、小说方面取得了丰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