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牧与牛李党争的关系

从杜牧送弟入李德裕幕府并写诗相送,积极上书李德裕言政事并热情讴歌李的政治主张,以及晚年在牛党人士掌朝的情况下却强烈要求外放的言行中可以看出,杜牧并没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党派,更没因为牛党对自己友善就盲目跟从,杜牧并非哪党人士。最后从李德裕不用杜牧的原因分析了两个人的行为原因,不能把它作为杜牧是牛党人士的一个依据。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关系新解

李商隐的一生与历时40多年的牛李党争相始终。但他怀抱着“爱君忧国”的政治理想,表现出的是具有独立政治见解、富有正义感的正直特立品格,他丰富的政治诗创作正是这种政治理想的结晶。由此而导致了他在朋党政治下的坎坷命运。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新论

采用诗、史、文互参论证的方法，从诗人主观意识、客观行事两方面进行考察，认为李商隐出身于牛党，就婚王氏为他招来误解，但仍属牛党，在依附郑亚后成为李党。李商隐依附郑亚的动机除政治倾向相同、为贫而仕外，还有希望李党东山再起的因素。     

20世纪牛李党争研究述评

２０世纪牛李党争研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牛李党争是否存在，党争的起 困，牛李两党与宦官的关系，党争的焦点和总体评价等五个方面。研究所取得的成 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从基础到形态:牛李党争的多元考察

用大历史眼光看 ,牛李党争并不仅仅是朝廷士大夫派别在政见和简单的人事关系上的冲突。它根源于魏晋南朝以降的士庶对立 ,经唐代以诗赋取士的杠杆 ,士庶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 ,双方便透过党争的形式展开决定各自命运前程的斗争。牛党是新兴地主阶层的代表 ,李党是保守的旧士族的代表。两党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差异使李党以至整个士族阶层在党争中寿终正寝     

论晚唐的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晚唐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传统认为,党争的焦点是对进士科的态度,牛党重进士科,李党重门第,李党是反动的,牛党是进步的,因此,关于两党的评价是偏牛非李。笔者认为,传统观点有失偏颇,本文就牛李党争的焦点,两党的社会基础以及评价作一探讨。     

唐后期方镇使府宾主关系与牛李党争

在唐后期方镇使府中，府主与宾僚之间存在着特殊的亲近关系。当节帅和僚佐都入朝为官时，容易因旧僚关系胶固而结为朋党。在唐后期延续长达四十余年之久的牛李党争中，在幕为宾主，入朝为朋党的现象十分突出，牛、李两党中都有宾主在朝党同伐异的现象。因此可以认为唐后期方镇使府僚佐辟署制度在朝廷党争中曾起到不良的作用。宣宗时建立宰相与谏官之间幕府宾主回避制度，应该是朝廷有惩于先前宾主在朝结为朋党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     

论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及其对封建政治的影响

由于皇权无限扩大,相权消失使中国封建社会自我调节机制消失,导致封建社会必然“穷途末路”。     

论西汉内朝政治的缘起和特征——以皇权与相权之冲突为视角

西汉的内朝制度不仅是西汉政治的一大特色,而且对后世许多朝代的政治制度也有过深远的影响。政治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分配秩序,西汉内朝政治的实质就是分割以宰相为首的政府官僚集团的权力,藉以巩固和加强皇权,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它具体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皇帝制度和宰相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而从一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征。     

论西汉内朝政治的缘起和特征——以皇权与相权之冲突为视角

西汉的内朝制度不仅是西汉政治的一大特色,而且对后世许多朝代的政治制度也有过深远的影响。政治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分配秩序,西汉内朝政治的实质就是分割以宰相为首的政府官僚集团的权力,藉以巩固和加强皇权,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它具体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皇帝制度和宰相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而从一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征。     

中晚唐党争与白居易的后期创作

中晚唐时期的牛李党争是当时的重要政治事件之一,许多文人都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白居易以独善其身的处世方式在这场党争中最大限度的保持了自已的人格独立。但他对党争的是非实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在其创作中以婉转深长的方式表达出来。党争对于其晚期散淡闲适的诗风形成也有着深刻的影响,那些充斥着个人闲情逸致的文字成为他保护自已的一种方式。     

中晚唐党争与白居易的后期创作

中晚唐时期的牛李党争是当时的重要政治事件之一,许多文人都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白居易以独善其身的处世方式在这场党争中最大限度的保持了自已的人格独立.但他对党争的是非实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在其创作中以婉转深长的方式表达出来.党争对于其晚期散淡闲适的诗风形成也有着深刻的影响,那些充斥着个人闲情逸致的文字成为他保护自已的一种方式.     

南宋绍兴年间学术与皇权、相权之争

对于宋代皇权与相权的强弱问题,学界看法不尽一致。近年来,相权加强的观点多为学者所认同。实际上。宋代皇权与相权的强弱并非一成不变,不同的时代氛围、政治环境甚至君主权力欲的大小,都会造成皇权与相权间的强弱失衡。     

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

那种认为皇权与相权只能此强彼弱的观点，不免有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之嫌。其实在宋代，皇权、相权两者都有所加强。前者表现在皇帝的地位相当稳固，没有谁能够同他分庭抗礼，取而代之更是难上加难。后者表现在以宰相为首的外朝能够比较有效地防止皇帝滥用权力，作为皇帝分割外朝权力工具的内朝大体上不存在。这一局面何以形成，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应当从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及其特质中去寻求。     

唐李德裕《祭韦相执谊文》及相关问题探略——兼谈唐代贬官对海南文化的影响

唐代李德裕,出身名门显贵之家,历经唐代的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宣宗六朝皇帝。由于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李德裕的为官历程,始终是与以牛僧儒、李宗闵为首的牛党集团和强大的宦官势力斗争相伴相随。在平定边患、整顿内忧方面,立下了显赫功绩。宣宗即位后,李德裕罢相,牛党之徒白敏中、令狐陶、崔铉等掌握朝中大权,将李德裕贬往海南。共同的政治抱负和相同的命运结局,将李德裕和韦执谊两人的感情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于是,在祭祀韦执谊青冢之际,李德裕写下了《祭韦相执谊文》,表达了对韦执谊的无限思念。以李德裕为代表的许多唐代贬官,为海南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在海南岛的后裔问题,也成为一个值得探索的谜团。     

论弘治时的皇权与内官干政

明代自洪武后期至成化年间,内官渐涉朝政。弘治一朝,怀恩、蒋琮等内官直接间接地干预朝政,但对政局的危害相对较弱。从弘治朝看明代内官干政,皇帝纵容及内外相制统治术的运用是其主要原因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进士同年关系与党争——立足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述

作为北宋后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领袖人物,苏轼与章惇的关系比较复杂,二人同年考中进士,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结为至交,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苏轼与章惇也由交善走向交恶,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导致苏、章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于个人品德操行的好坏,而主要系于他们政治立场的异同及＂党同伐异＂的政治环境。     

皇权与神性——浅谈拜占庭艺术

拜占庭帝国经历多次动乱,频繁的宗教内部纷争与战争矛盾使得本国内部的艺术文化更加具有特点,它让艺术的发展方向产生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变化。拜占庭艺术下描绘的人物没有三维感可言,画师规避曲线的使用,刻意消除人物的生动感,让观看者通过画作看到规则与约束,看到神性的理想境界,配合金色、白色、红绿大量使用的金碧辉煌的大殿,这一切都体现了拜占庭帝国的宗教诉求:皇权与神性的统一。     

广征慎考精论 有功文史研究——读傅璇琮《李德裕年谱》

傅璇琮先生所撰的《李德裕年谱》用大量经过辨正的可靠典籍资料编写而成,是一部内容丰实,考辨精审,记载准确,议论精当平允的扎扎实实的好年谱。它对推进唐代文学和历史的研究颇有助益,也对当今学术研究的不良学风具有规正的意义。     

叶梦得《石林诗话》与北宋党争的关系简评

很多评论家把叶梦得看做绍述党人,认为其所著的《石林诗话》属于＂阴抑＂苏黄元祐党派的著作。本文从叶梦得与新旧党人的关系及《石林诗话》中对新旧两党代表人物的评价两个方面来考察,认为《石林诗话》受北宋党争的影响并不大,难以断定它是属于所谓的＂元祐派＂还是＂熙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