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文献学视角下的上古“礼乐”音乐教育思想

在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中,音乐与礼的关系渊源已久,自先秦时期就有着“无礼不乐”的说法,“礼”“乐”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互不可分。“礼乐”的音乐教育思想自先秦开始直至汉代,贯穿于中国上古时期的始终,教育家常将“礼乐”并称。“不学礼,无以立。”在中国古代的道德思想体系中,“礼”的地位仅次于“仁”,孔子认为“礼”是人们立身处世的根本。显然,“礼乐”合一的音乐教育实践在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中尤为突出。该文从音乐文献学视角展开中国上古时期“礼乐”音乐教育思想的探讨,论述“礼”与“乐”的辩证关系,阐释“礼乐”音乐教育思想在上古时期的重要地位及其在当今音乐教育中的现实意义。     

价值与秩序之间——荀子礼法的功能与限制

荀子首先提出礼法包含法家所言"法治"的理论,奠定了其在中国法史上隆礼重法的地位,当后人谈荀子的思想时,往往会预先溯源其基本理论性恶论,荀子将性恶论运用于政治之上,则为礼治与法治。传统中国法是礼法结构,而现代中国法是政法结构,两者的哲学基础与传统三观有着大不同。荀子认为礼不仅能够规范人的行为,还具有解释权力合法来源的功能,与现代社会中的法相比较,发现其功能高度重合。但探索事物功能之前必先溯其源,当社会上浮现治理难题时,按照荀子学说我们可将其归因于人性本恶,再进一步推导出我们需借用礼来如何解决治理难题,但荀子始终都未为我们解答礼之逻辑根源。本文将首先探讨礼法二者的关系,进而指出在法的体系中礼为何是法的精神基础,在荀子学说的法体系中,礼具体发挥的功能是什么,最后指出荀子礼法体系中的根源价值间的逻辑冲突。     

孔子之"义":"仁"与"礼"的承转与兼综

本文从探讨"义"与"仁"和"礼"的关系入手,细致分析了孔子之"义"的确切内涵."仁"和"礼"分别从本然和验证的维度规定了"义"的基本内涵."义"在对"仁"与"礼"的承转与兼综过程中得以确立,最终体现为由君子的人生素养自然而然地外化而形成的行为准则."义"是一个实践范畴,却带有鲜明的主体性,体现于其形成方式及其对"仁"和"礼"的权衡与判断作用上.     

弘扬中华文化是当代廉政建设的有力保证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都是古代贤人、君子自修的崇高标准．而“慎独”更是这一崇高标准最高境界的体现。“慎独”一词出于《礼记·中庸》“慎独”即是自律,意思是说。做人的道德原则是一时-N也不能离开的。是不以环境为变化条件的。“慎独”作为修养方法,就是强调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始终不渝地、更加小心地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按道德要求行事。不会由于无人监督而肆意妄行,做到言行一致。人前人后都是君子。     

民间舞蹈类非遗继承创新的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制度构建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创新的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在文化强国建设背景下一直广受社会各界的重视。实践中民间舞蹈类非遗继承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协同却存在着利益分配的群体性矛盾、权利归属的分配性缺位、权利保护的垄断性冲突等现实困境。在总结民间舞蹈类非遗作品特点的基础之上,针对民间舞蹈类非遗继承创新和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困境,该文提出完善版权登记和司法确权制度以增强权利明确性、从单一式保护到包容性增长以促进利益共享化、明确传播链主体的告知义务以提高传播透明度的制度构建进路,以期为提升民间舞蹈类非遗继承创新质量做出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对接电路

辛秋水在《学术界》2010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温情脉脉”的文化,具有“阴柔性”,以“仁”“义”“礼”为交际原则,讲究人情,注重面子,是一种道德本位的德行文化。儒家思想统治着中国的古代社会,它排斥法治,主张德治,再加上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一直奉行的是人治原则,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法治缺位,不过这并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法治思想就没有参考价值,因为：     

先秦儒家生命伦理思想之特征论析

生命伦理指的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其在由生到死的生命过程所应当遵循践行的原则和观念。先秦时期,儒家哲学有着丰富的生命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特征。一是生命态度的多重性。先秦儒家既"尊生""贵生",强调人生命的重要;也承认生命必然会终结;然而,又不主张轻易放弃生命。二是道德生命的至上性。先秦儒家重视道德生命,将其置于自然生命之上,又以"仁""礼""义"等为原则,用道德生命对自然生命进行引导、教化、约束和限制,充分体现了道德生命的至高无上。三是自然生命的超越性。先秦儒家以功业、道德、留名来等精神生命的永恒实现对自然生命的超越。四是生命价值的提升性。先秦儒家认为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是一个由"内圣"到"外王"的实现过程,也是由己及人、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的提升过程。     

《周易》管理思想试探

本文认为 ,易道具有超越性与操作性的统一 ,集中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管理理念。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周易管理思想的特点。一是 ,在肯定“利”作为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基本动力的前提下 ,揭示出“利”背后的“义”的作用 ,透视了管理者之“利”与管理之“义”的统一关系。二是 ,区别于以效率为最高追求目标的近现代西方科学管理 ,将“和”确定为评价管理成效的根本标准。三是 ,区别于老子尚阴无为的政治哲学 ,《周易》体现出典型的有为主义的治世理念。     

以学术为治术——曾国藩的礼治思想及其经世实践

作为学术名家与军政名臣的曾国藩,毕生致力于以礼为中心的学术与治术的贯通。他由学术上的“以礼为归”,走向实践上的以礼经世。所以他在组建、统领湘军的过程中,一直贯穿着以礼治军的原则,并因此而获得政治、军事上的成功。总之,曾国藩的政治事功是建立在他的思想学问的基础之上。     

先秦射礼演进及其德育价值探析

先秦射礼自商代时虽然还带有原始狩猎的性质,但已在规模、仪程和时间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范与约束,为周代射礼种类的多样化、程序的复杂化奠定了基础,所不同的是周代射礼将参与者道德品行的凝练与检验置于了核心位置。因此,寻找德行出众者也便成为了周代射礼的主要目的,而参与者在整个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克己复礼、谦敬礼让和志体相合则是射礼的最根本要求,也是射礼所呈现的最重要的德育价值。     

激励如何应对“人心不古”

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基本生存条件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劳动者对激励的响应不是义务而是权利,而权利可以放弃,或者在使用这种权力时可以另求补偿。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是特定激励方式的失灵。     

"诗言志"补辩

关于“诗言志”问题 ,已有众多论述 ,本文补析 ,主要从礼仪制度的层面来立论 ,内容涉及三点 ,一是志有“标识”之义 ,即是说 ,所谓“以诗言志” ,就是将“诗三百”当成一种标志来看待 ,是将其作为一种礼仪制度中区分等级的标记徽帜用以规范人们的礼仪行为。二是“志”作“情志、怀抱”解时 ,应用在各诸侯国及大夫间的交往中要区分所表达的是群志还是己志、是公志还是私志。三是所谓“赋诗断章 ,余取所求” ,并不能完全“随心所欲” ,它还要受到某种规则的制约和限制 ,尤其是在表达公志之时 ,更必须遵守“歌诗必类”的原则。但“歌诗必类”除示“恩好”之义外还有另一层含义 ,即赋用何诗要遵守礼仪等级的规定 ,要与主人或宾客的地位身份相符合 ,不可越礼僭行。虽三点分论 ,但其间关系密不可分。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

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古人很早就有“廉”的观念,《周礼·小宰职》说:“以官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楚辞》说:“宁廉洁正直以自清兮,谁知吾之贞廉。”古人认为,“廉”是国家之所以能存在的四大支柱之一,《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是,古人很少把“廉”     

论当代大学生的人文修养与“君子人格”

儒家以其对自身理想人格的塑造与追求成就了＂君子＂这一特定的道德符号,＂君子人格＂,是以仁为核心,兼括义、礼、智、信的一种人文品格,批判地继承、借鉴、弘扬这种道德范式,在当今社会文化建设中仍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对培养大学生的理想人格有着重要作用。     

我国公务员制度设计中的激励问题与对策

我国公务员制度设计中存在的激励问题 一、义务与权利制度设计的伦理化不够。从公务员执行公务行为的动机来分析,公务员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属于外在的诱因范畴,如果公务员缺乏高层次需要,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探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是儒家思想,却又与单纯的儒家思想不同,他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继承与发展,但基本都是通过礼与法的有效结合来规范国家、家庭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传统法律文化体现了中国上千年的法律实践成果,也称得上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在我国企业文化建设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在不断发展,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也在不断突显,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精神财富,还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迄今为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部分礼法融合的价值内涵依然是有利于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     

荀子的礼分思想与礼的阶级化

“以和为贵”虽然是儒家礼学的中心思想,但儒家主张的“和谐”,原本就不是没有差等的“齐一”。孔子主张“正名”、“仁民爱物”,孟子认为“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或劳心,或劳力。”都隐含了“维齐非齐”的观念。荀子的“礼分”思想,无疑地可以视为这种观念的延续。只是荀子的礼学思想,较之孔孟,多了分具体实在。荀子的礼分思想,也很清楚说明“明分使群”的必然与必要。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人与人之间的差等,也就很自然的必须被强调,唯有确知了差等的存在,人才能确认自己的权限。而维持差等的方式,除了大众心理自觉的认知,更可以加上外在的限制,使得人群间界线分明、各守其分。这些外在的限制,依托着礼的面貌,在《荀子》书中有了朴素的开端,而在秦汉之际的儒者手中,被完全确立了起来,礼的阶级化于焉完成。本文之研究,旨在整理荀子的“礼分”思想之大要,并探讨其与阶级化礼制的关系。     

善待生命——孟子“人学”发凡

“民本”是春秋以降所出现的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人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经此思潮的推动与烘托,日趋重要亦日益突出;于是,如何评价人的价值,尤其是如何对待人,必然成为先秦哲人面临的一大理论问题。事实上,孔子思想中已包含了对人的价值和生命权利的维护,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以及马厩失火,孔子问人不问马等言行,都直接表现了孔子对人的关注和“善待”的态度。自以为“私淑孔子”的孟子,尤为着意地丰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从理论上系统表述、论证了“仁者人也”,实即“善待生命”的应当与必要。可以说,孟子写下了我国上古精神启蒙时期的“人学”经典篇章。     

企业经营的商道

诚信,自古以来便是各个民族必须遵守的一种基本道德,也是人与人交往中必须遵守的准则之一。"信,无欺也"。信不仅是儒家五常之一(仁,义,礼,智,信),也是儒家所倡导的五德之一(恭,宽,信,敏,惠)。孔子认为信是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品德之一,对于员工,唯有信才可能被任用,对于企业管理者,唯有取信于员工才能统帅员工。     

从明清小说看传统家庭生活的阶层性特征

传统礼法对父子、夫妇、兄弟等家庭中的人伦关系有繁琐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整套的规矩仪节,体现出明显的尊卑高下秩序。但是,通过一些具代表性的明清家庭小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当事人的个性、经济能力以及家世背景等众多因素,人们在实际家庭生活中对礼法所持的态度并不一样;同样的家庭伦理规范对具体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心理、情感以及生活状况所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家庭生活具有明显的阶层性特点。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隐含的是礼法与人情之间的复杂关系,二者有重合又有分离,就“分离”一端而言,礼法与人情之间存在二律背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