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定位和模式创新

以“草根选秀”与“全民娱乐”为主要特征的音乐选秀节目是当前国内电视综艺节目的主要形式之一,在经历了发展、高潮后逐渐进入了低谷,面临内容低俗化、节目同质化等诸多问题。文章从节目定位、商业模式、互动形式等方面对当下电视荧屏热播的音乐选秀节目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总结了该节目成功之处,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旨在探讨中国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的发展之道。     

一唱成名的“国宝级”农民朱之文

2011年6月14日,央视《我要上春晚》录制了今年第一期节目“开播盛典”,第一位登台的草根明星,刚开唱就把评委们惊呆了：这位朴实而又土气的农民,竟拥有一副浑厚、华丽的嗓音,     

《中国好声音》成功的背后

《中国好声音》是近期一档娱乐人民群众、影响广泛的节目,同时也是民间草根歌手展示才华的舞台。她的成功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我刊特组织本文以飨读者。似乎在一夜之间,从歌曲到故事、从节目到模式,都成为了热门话题。中秋之夜,全家人在一起观看"好声音巅峰之夜"一定会成为2012年中国人特别的记忆。《中国好声音》象征着精英阶层回归电视和大众审美趣味在电视中得到真正的尊重。定位准机会佳形式奇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定位为"大型励志音乐评论节目"。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评价道:"我觉得《中国好声音》正在     

组织文化：“防艾”草根组织能力建设中的瓶颈问题研究——来自辽沈地区19个“防艾”草根组织的调查

＂防艾＂草根组织能力建设中的瓶颈问题是组织文化问题。本文阐述＂防艾＂草根组织能力建设中瓶颈问题的现状、瓶颈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防艾＂草根组织能力建设中瓶颈问题的基本思路,以期在现有社会及法律环境下为＂防艾＂草根组织的能力建设和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没有LOGO的草根

关键词:草根;代表人物:不断兴风作浪的芙蓉姐姐;原生态的蒲巴甲;掀起恶搞狂飙的胡戈;PS出来的小胖……你所能想到的草根都可以系在这条尾巴上。草根是什么?北大教授张颐武把草根视为"后小资":这些"后小资"们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却又并不是"高雅"的文艺青年,     

山寨春晚所引发的文化思考——关于山寨春晚文化的文化权利

“山寨”一词自2008年以来成为了不容忽视且具有泛化意寓的流行语,它已脱离其本义而成为草根文化的代名词。山寨春晚是继山寨机、山寨明星、山寨鸟巢之后出现的挑战传统主流媒体、模仿品牌文化的平民阶层文化,具有明显的“分庭抗礼”的“挑战”与“叛逆”味道。山寨春晚一经出现,便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对于山寨春晚节目的优劣和表演水准的高低或褒或贬,观点不一。山寨春晚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力,其举办模式和所透射出的文化意识值得我们深思。本期“文化视点”精选一组文章,就“山寨春晚所引发的文化思考”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讨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以期与关注山寨文化现象的学界同仁和有识之士互相交流。     

沙鼠的焦虑

在撒哈拉大沙漠中,有一种土灰色的沙鼠。每当旱季到来之时,这种沙鼠都要囤积大量的草根,以准备度过这个艰难的日子。因此,在旱季到来之前,沙鼠都会忙得不可开交。在自家的洞口进进出出,满嘴都是草根。从早起一直到夜晚,辛苦的程度让人惊叹。     

山寨文化：Web2．0时代的草根狂欢

李凌凌在《新闻界》2009年第1期撰文指出：互联网是山寨文化的技术基础。民间文化古已有之,但囿于表达渠道的局限,其传播范围和效果一直乏善可陈。而互联网的低门槛、高参与、开放性、自主性,为民间文化提供了天然的表现舞台。草根创新一时蔚为大观。可以说,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从“恶搞”到山寨的一系列草根狂欢。     

院团改制凸显活力:浙江文艺舞台百花争艳

金秋时节的10月14日晚,在杭州的浙江省人民大会堂里,一场舞蹈盛宴华美登场!作为浙江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庆祝党的十八大召开优秀剧目展演"系列节目中唯一的舞蹈专场,由青年舞蹈家、浙江歌舞剧院有限公司舞蹈团团长刘福洋领衔主演的原创舞蹈专场《生命·舞迹》正在倾情上演。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观众反响非常热烈。舞蹈界的专家更是好评如潮!事实上,改制以来的浙江各大文艺院团像这样在艺术与市场取得双赢的精品力作还有不少,如浙歌的《李叔同》,浙江话剧团的《谁主沉浮》,浙江     

新媒体文化精神论析

宫承波在《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撰文指出,新媒体文化是一种崭新的媒介文化,尽管它目前的生存尚有些困窘,甚至存在一系列悖论,如对传统文化拓展与冲击的悖论,自由狂欢与侵权、乱世的悖论,草根性与精英化的悖论,全球化与民族性的悖论,     

多模态话语传播:概念、内容与方法

正当前跨国界、跨文化的话语传播出现两种对立现象:一方面,表达民族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话语难以被理解、甚至产生误解与冲突,像中国在国际社会遭遇"有理说不出"的困境;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草根话语"又能跨越国界、获得全球草根的认同和模仿,像风靡全球的表情包。去年底英国《牛津词典》评选出2015"年度热词",这个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词汇,而是一个"笑哭了"的表情。中国"帝吧远征FB"事件(百度李毅吧网友"出征"脸     

品牌加法：无娱乐不营销

在这样一个信息高速传播的互联网时代,一个品牌到底使用什么样的营销手段,才能够永葆青春？在社交媒体不断发展的时代,当草根消费者可以在互联网上任意发表评论,甚至开始对品牌采取娱乐化的手段传播信息的时候,品牌又如何与消费者进行沟通？     

管理的“心灵”

与不少企业家交谈过,发现在企业经营的最初期,重要的问题都来自于外部,比如,与谁竞争,如何竞争等等。而随着企业的规模逐渐做大,业务越来越稳定,他们往往就要追问自己的内心了。问题开始从“术”上升为“道”,关心起“自己是谁？企业是谁？为什么要做企业？每天在为谁而忙碌？忙碌的目标又在哪里？”用此种种,每一个问题都关乎人生的本源问题。     

中国俄语电视节目对外传播的定位思考

目前,中央电视台、国际台俄语部、黑龙江省电视台,还有很多市级台都在进行俄语电视节目制作。笔者认为在加强受众收视分析,确定节目观众定位的基础上,找准节目自身的定位以及节目形态的定位是提高俄语电视节目对外传播效果的关键。     

音乐互动

星转斗移,时光飞逝;转眼间,合肥电视台《音乐互动》节目与广大观众朋友已经共度了一百期的好时光。 《音乐互动》节目是合肥电视台重磅推出的一档音乐与时尚互辉映的娱乐性节目。栏目经过不断的调整、改版和发展,定位于“时尚 音乐 生活”,辐射面广,有着一定的固定收视群体。     

电视法制节目制作中如何体现人性化与受众性

随着我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理念的提出,民主法制建设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重要方面。中国法治化进程正在加速前进,大众对法制信息的需求日益旺盛,从本世纪初起,电视法制节目的崛起和迅速火爆成为中国电视荧屏上的新亮点。然而,随着法制节目的深入发展,一些新闻从业人员只一味追求案件的离奇、曲折而忽视根在“法”,贵在“引”这一电视法制节目的根本,从而出现记者角色错位、舆论误导、缺乏人文关怀等的倾向,因此。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法制节目制作中的人性化与受众性问题。     

试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的对外宣传报道发展迅猛,其中尤以中央电视台为主要代表。中央电视台的英语对外宣传报道始于80年代中期,从仅制作单一的英语新闻节目,逐步扩展到制作有关经济和文化等内容的专题节目;从每周播出几个小时,发展到全天滚动播出;从向国外电视机构寄送节目,发展到通过卫星直接播送。其发展变化可谓是日新月异。2000年9月25日,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开通,标志着中央电视台的对外宣传更上一个新台阶。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是一个以新闻性节目为主,以专题节目为补充的频道,全天二十四小时用英语播出,节目通过六颗卫星向全球发送,在亚洲、欧洲和美洲落地良好,共有数千万用户可以收看到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的节目。可以说,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直观而真切的窗口。今年正值英语频道成立五周年,在我们为所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与西方媒体相比,我们还有许多不足,更远未达到可与之抗衡的水平,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     

抗疫人文纪录片的国际化叙事

目前,中国纪实节目在国际同行业的竞争中仍处于劣势,海外受众对于中国纪实节目的认同感、接受度仍然偏低。由五国导演拍摄的《高考2020》试图探索中国题材纪录片走出国门之路。《高考2020》导演版(即五国导演分别执导制作版本)和国际版节目分别采取集锦式和板块式叙事结构,适应不同受众群体需求。在叙事内容上,节目选取世界观众易产生共情的题材,聚焦平民化视角下的个体故事,并增加富有历史底蕴的解说。在叙事表达上,该片善用"他者"视角与符号学理论,发挥解说叙事功能,符合海外受众观影期待。     

亚文化的景观化转型——以网络综艺《乐队的夏天》为例

网络综艺《乐队的夏天》将摇滚乐再度引入大众视野,通过转换摇滚乐呈现的空间,实现乐队的荧屏景观化转型;与此同时,节目邀请圈外名人作为嘉宾,提升节目知名度和传播力,并在微博、抖音、豆瓣等平台设置了大量与节目相关的讨论话题,为乐手吸引更多受众;《乐队的夏天》邀请的参赛乐队风格迥异,但节目将其无差别地呈现在舞台上,接受大众审美的评判,弱化了摇滚乐原本的对抗性政治话语,剥除了作为亚文化的摇滚乐中的攻击性元素,而将其打磨为现代观众乐于接受的文化景观。     

跨文化视野下的中美法制类电视节目比较研究

在中国与美国,人们对法制的认知与表达千姿百态,但依法治国无疑已成为两国人民普遍接纳的治国理念;如何通过电视节目传播法治观念与法律知识,是两国媒体工作者的共同命题。中美法制类电视节目无论在节目类型、叙事内容还是同期声剪辑上,都存在巨大差异,折射出社会效益与商业效益的对立。本文在文化视野下,探讨两国法制节目的差异及其文化根源,为我国法制类电视节目未来发展寻求启示与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