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的人性基础

选择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或手段，有其深刻的人性基础，本文通过界定法治，阐述了中西不同的人性预设与治国模式的选择与人性预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出人性的不完善或缺陷是法治的人性基础的结论。     

论规范伦理的人性基础——自爱原则

作为伦理学主要分支之一的规范伦理,其主要对象是人的行为规范,因此,探究规范伦理的基础时,如果用追寻其形而上的根据来替代其现实原则,将有悖于规范伦理的本质。通过厘清人之道德行为的诱导机制,从理性与情感合一的人性原则出发,论述了自爱原则对理性与情感的统摄能力,将人从神龛拉回人间,并还原了人超越自然物的社会属性。     

卢梭自爱的政治认同能力

卢梭政治哲学的起点是自然人。卢梭认为自然人身上的自爱情感具有把自己转移到他者身上的能力。第一,自然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模仿动物的生存机巧,在这一模仿过程中,产生了把＂我＂转移到他者身上的能力;第二,自然人还具有把自己的爱与外在于自己的他者联系起来的能力;第三,与同情心密切相关的自爱的还具自我＂分裂＂能力。自爱的这些能力使得自然人的存在一开始就只能是相对性的存在,也就是说,自然人身上具有把自己转移到他者的能力。这些能力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爱的政治认同能力。这些能力为卢梭公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公民抑或自然人——卢梭公民教育理论的前提性困境初探

以透视卢梭的公民教育理论为切入点,分析其思想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反思个体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这一公民教育的第一原则,为公民教育的前提性问题思考提供一个视角。从整体视域考量卢梭的公民教育思想,其公民教育和自然人教育的契合和断裂映射出他在寻求教育中"个人"与"国家"之间黄金分割点上的艰辛努力和困惑。这一寻求带给我们公民教育前提预设的宝贵的文化财:个人自由——限度因所处社会发展阶段而定,归宿点在消极自由而不在积极自由;国家权力——道德上引领而非塑造,目的在个人而不在国家;社会定位——社会"人化"与人的"社会化"兼具。     

卢梭的人性发展论及其教育学意蕴

卢梭的性善论以自然哲学观为基础.卢梭认为,人本性善良,但在后天的发展中受不良影响使其扭曲.根据人性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特点,卢梭提出了他的关于自然教育的思想.卢梭的教育理念是对人性异化的矫正和人性发展理想之道的设计.卢梭的性善论及其人性发展的阶段论在教育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法律的人性基础论纲

法律是人类社会的权威性准则,它根源于人的本性,正因如此,探索法律的人性基础至为重要,它是法哲学问题的关键。国内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极不统一。笔者认为,道德性就是法律的人性基础。道德是理性人的社会生活之道和应有之德,它被人们认识之后成为一种内心的观念——价值观念,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和评价事物的价值。最高的价值观念是正义。道德有着复杂的结构和种类,如作为个人品德的道德,作为制度的道德和作为社会秩序的道德。法律是一种特殊的制度道德,是一个社会在人们的道德共识基础上由公共的权力机构创制出来的行为准则,用以规制人们的行为,建立和维持一种秩序,使之符合人的社会道德本性。     

论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观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提出的自然主义教育观,不仅有其产生的深刻社会背景,同时对后世教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腐败的人性与社会基础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本文认为,腐败的人性基础是性恶论,但在腐败的预防上又要借鉴性善论,既要从制度体制上预防腐败,又要运用教育感化的手段预防腐败.腐败产生的社会原因主要有权力寻租、价值冲突、权威失落和角色失调.     

公意、公民宗教与民情--卢梭论立法者的科学与技艺

在卢梭的法律—政治思想中,“立法者”这一主题突兀而又令人费解：一方面,它主要涉及政治立法实践,因而与卢梭的政治权利原理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另一方面,相比于现代自然法传统的思想家,它又构成了卢梭法律思想的重要特征。传统上,往往认为立法者的任务是将政治权利的原理适用于特定的民族或国家。但这一解释忽视了立法者问题的复杂性,没有看到在卢梭这里,除了政治权利的原理和立法者的实践技艺,还存在第三个内容：关于“社会”本身的科学,亦即“民情”的科学;其主要体现在卢梭对公意与公民宗教的论述中,在此基础上将阐述何为立法者的科学与技艺。     

政治哲学中的人性思辨——对马基雅维利和卢梭的人性观的比较与解读

马基雅维利和卢梭各站在不同的人性论观点上,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政治哲学观点。马基雅维利以现实主义为原则,认为人性本恶,主张区分开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卢梭则在至善论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契约理论以实现其道德理想国的建构。两者的政治哲学出发点不同、落脚点相异,所导致的结果也自然不同,带给了后期的启蒙哲学家以无限的理论启示。     

公意、公民宗教与民情——卢梭论立法者的科学与技艺

在卢梭的法律—政治思想中,＂立法者＂这一主题突兀而又令人费解：一方面,它主要涉及政治立法实践,因而与卢梭的政治权利原理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另一方面,相比于现代自然法传统的思想家,它又构成了卢梭法律思想的重要特征。传统上,往往认为立法者的任务是将政治权利的原理适用于特定的民族或国家。但这一解释忽视了立法者问题的复杂性,没有看到在卢梭这里,除了政治权利的原理和立法者的实践技艺,还存在第三个内容：关于＂社会＂本身的科学,亦即＂民情＂的科学;其主要体现在卢梭对公意与公民宗教的论述中,在此基础上将阐述何为立法者的科学与技艺。     

公民美德与共和——共和主义的视角及其启示

从共和主义的视角看,包括勇敢、奉献、雄辩、审慎和爱国主义等几个主要方面在内的公民美德是公民自觉服务于共和国公共利益从而实现公民自由、共和、自治理想的品性和能力,因此可以说没有美德就无所谓共和;相应地,通过公共教育、公民参与、良法之治等多种方式加强公民美德供给,使人们成为好公民,也历来为共和国高度重视。共和主义关于公民美德与共和关系的阐释,不仅有助于我们改进对公民美德内涵的理解,加深我们对公民美德重要性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优化我国公民教育的目标,丰富和改善我国公民教育的手段。     

正义美德：大学生公民社会责任感的德性维度

正义美德是大学生培育公民社会责任感的必要而重要的维度。大学生公民社会责任感的培育有赖于大学生公民个体性的获得与丰富、大学生公民社会性的拓展与成熟、大学生对正义美德的道德确认和价值共识、大学生正义美德的社会实践。     

论构建和谐文化的人性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除具有经济政治基础外,还要有主体基础.因为构建和谐文化的主体是人,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人是根本,要以人为本,所以是否符合人的需要、是否有其人性基础,是构建和谐文化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实效性的关键及哲学根基.文章拟从"现实的个人"的人性及其决定的人性需要方面入手论述构建和谐文化的人性基础.     

公民美德的历史形态及其中国语境

公民美德是维系共和政体的一种社会情感。古典形态的公民美德以公共利益的至上性为核心价值取向。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开始了从古典公民美德到现代公民美德的转型。托克维尔奠定了以“正确理解的自利原则”为基础的现代公民美德。公民美德的历史形态及演化过程对当代中国政治教育的启示是:塑造社会主义公德必须采取世俗化的、制度化的、自立自治的政治教育。     

论教育政策的人性基础

人性是教育政策领域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论题。教育政策必须以人性为基础。任何时代的教育政策都建立在这一时代对人性理解的基础之上,每一个时代教育政策的特性,都取决于这个时代对人性的认识。教育政策应以“实践利益人”假设作为自己的人性基础。“实践利益人”假设的提出,将为教育政策的基本研究路向提供新的指引。     

培养公民还是自然人——卢梭教育目的观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目的日益呈现出忽视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面.本文通过对卢梭教育目的观基本内涵的考察,分析和审视了卢梭教育目的观存在的局限性和合理性,最后指出卢梭教育目的观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人性的教化何以可能——论共同体、公民性与人性的关系

在政治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是以平等的公民身份为基础的互动。凭借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公共生活,每一个公民作为人的丰富的内在价值和能力在共同体的多样化的机会和活动中,得以活跃、展现和发展。个体依靠共同体的不同的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依靠分享所有其他公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资源而完善自己,在共同体中生活是一个人获得德性、理性和个性的发展的根本条件。政治共同体必须以伦理的方式合理性地建构和再建构,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培育公民人性的共同生活,共同体才能发挥培养高尚人性的积极意义。共同体对于公民身份的认同是重要的,决定了共同体的性质,决定了共同生活的方式,政治共同体只有确立了公民身份及其平等,才使得共同体真正实践正义,平等地对待公民,才能真正形成公民之间友爱、团结、公正、和谐的道德关系。     

法政制度的人性预设:美德亦或无赖

人性的自私、有限的慷慨和资源的稀缺产生了正义制度。休谟的"无赖原则"认为,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应该把成员设想为谋求私利的无赖之徒,然后采取措施严加防范,并使无赖之徒从私利出发在行动上表现出美德。正义制度对人的德性有一种形式上过滤的功用,让美德通过而无赖通不过。制度也是一种智慧,如果制度能改变人们的认识观念,使一种无耻的行为又被看做一种愚蠢的行为,那就使大部分理智健全的人的道德表现形式更符合道德,这至少能够在形式上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