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法政治秩序观析论

儒、法是春秋战国时期对政治秩序问题思考最深入的两大流派。两派的共同点在于:高度认同政治秩序的价值,追求政治的有序;追求一种严格的等级秩序;强调统治者特别是君主在政治秩序产生、建立、维系中的重要作用等。两派的主要差异有:法家强调政治秩序的实力基础和利益性,儒家强调政治秩序的道德性、情感性;法家强调用强力手段建立和维系秩序,儒家则强调以道德为主要方式和手段来建立和维系秩序;儒家强调政治秩序中的和谐性,法家则强调政治秩序的统一性;儒家强调在矛盾和对立中寻找平衡,法家则强调强力压制、消除矛盾等等。两者的差异主要是由思维方式、基本立场等造成的。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多重进路

围绕着如何实现儒家三代之治理想政治以及如何达到至善社会的问题,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展开了多重进路的思考.孔子政治哲学的理路是既重视仁、又重视礼,既重视收拾人心,也重视重建秩序;孟子则侧重于内在之仁,将政治内向化,用政治主体内心的道德意识(仁心)来解释政治事务并强调仁心对于政治事务的无可替代性;荀子主张泛礼化的政治,用礼来解释政治活动,强调礼的规范对于政治的意义,将政治与儒家礼学典制结合起来,以此来保证政治的合理性.     

权力论:黄宗羲对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复归与突破

黄宗羲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转型期,以三代之治为参照,提出了自己的权力论.创造性地重构了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强调政治权力必须具备公共性、有限性、流动性、分散性、自治性、自足性等特征,完成了对儒家政治合法性理论体系的复归与突破.     

儒家政治秩序运行的调控矢量

儒家思想是一个以全面安排人间政治秩序为目标的政治设计学说。在现实层面,儒家构想和设计的政治秩序模式是德治和礼治的政治秩序。为了保障它们的长久运行,儒家在建构均平、德治、礼治、三纲、仁政等基础矢量的同时,又设置了家长式权威、中庸和民本三个调控矢量。其中,家长式权威是控制器、中庸是平衡器、民本是稳定器,它们对政治秩序的运行具有决定性作用。     

汉代伦理复兴和政治转型的思想先驱--贾谊伦理政治观新评识

在汉初政治转型进程中,贾谊对秦代和汉初道德危机进行了深刻批判。他倡导礼治建设,呼吁严明朝藩秩序和强化社会伦理控制。为了实现对君权的规范制衡,他提出学礼、习经并重的君储教育制度,发展先秦儒家的师友君臣论,强调了天谴和民本观念对君权的约束。针对黄老无为治道的积弊,贾谊推崇进取有为的政道原则,化解伦理与事功之间的矛盾,为朝廷制藩削藩寻找伦理合法性。贾谊是汉代反思秦政最有力度的批判家、倡导伦理复兴的儒家功臣和促成向伦理政治转型的思想先驱。     

德治秩序与法治秩序--中西政治秩序观比较研究

中西政治文化是两大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 ,它们对政治秩序的理解有极大的差异。以儒家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以德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 ,西方政治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法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本文从地理环境、思想渊源、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构建秩序的观念和方式等五个方面对中西政治秩序思想进行了比较 ,试图揭示德治秩序与法治秩序的深刻差异     

黄宗羲反君主专制思想解读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集中表达了他反君主专制的思想.首先,他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其次,对君主专制制度之下的君、臣、帝王之法及相关政策的批判;最后.黄宗羲围绕君权的监督与制衡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很有力度的反思,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以宰相而摄天子"、"公其是非于学校"等主张.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既不可与西方近代的民主启蒙思想相提并论,也不能简单的归为儒家民本论,而有着独特的内涵.     

反思与构建: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活的灵魂,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传承。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批判性是由历史、现实和文化等多种原因造成的,主要表现为批判性内涵的缺失和批判性思维的缺失。重建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性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注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批判性思维精神,处理好批判与建设的关系,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和自身发展。     

浅说黄宗羲的政治法律思想

黄宗羲经历了明亡清继的巨变,在“海氛澌灭,规复无望”后,回归四明,潜心著述。他从切身的惨淡经历中,终于逐渐意识到明末极端腐败的封建专制统治是酿成这场灾难的渊薮,无限膨胀的封建皇权是造成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开始以冲天的勇气和惊人的胆魄,倾积郁和怨怒于笔端,奋力剖析封建专制制度的核心——君权;激烈批判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根本利益的封建法制。从而构成了黄宗羲的启蒙民主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本文试图就《明夷待访录》对黄宗羲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些探索。     

论司马光以史资治的政治思想

以史资治是司马光思想的基本特征，他把治史与治政统一起来，表现出强烈的以史资治的政治意识。以史为鉴、以史正心和以史论政等思维方式的形成，完成了史学的政治化。司马光著史的目的在于确立礼的政治规范，重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他把这一希望寄托在圣君贤臣身上。因此，他通过评论历史来塑造理想的圣王模式，并为君主提供了用人之道，从而将史学与政治学一体化。     

从传统儒家“德治”思想到现代政治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所倡导的德治思想,包含了丰富的治国之道,对古代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向前发展.当历史进入了21世纪的特殊时期,儒家德治思想时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治国安邦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的治国方针,是对我国儒家德治思想的批判和继承.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圣人崇拜与中国政治哲学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圣人崇拜有助于社会教化。然而在中国传统文明模式和儒家政治伦理话语中，圣人崇拜却又很容易演化为专制主义统治的政治实践。原因是：一，儒家的内圣之学缺乏外王事功的道德根据；二，儒家强调“内圣外王”，由圣而王，圣者为王，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又很容易转化为由王而圣，王者为圣；三，圣人崇拜不可避免地使批判儒学转化为帝皇儒学，从而使儒学成为帝皇专制之护符。     

论荀子的推类思想

以类同关系为基础的推类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人经常使用的一种谈说论辩方法。作为先秦名学思想集大戍者的苟子,批判地继承了前人关于类和推类的相关思想．其推类理论更为自觉。但他继承了儒家的正名为政的传统,其推类思想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秩序服务,具有鲜明的伦理政治倾向,体现了先秦文化的“道德型”与“政治型”特性。     

传统儒家的天人观与政治哲学

传统儒家的天人观与政治哲学李晓勇政治哲学，就其本意来说，是用哲学的观点体认社会生活，用哲学的方法对于政治思想、政治秩序以及人类社会的政治原则进行设计。在中国古代，传统儒家提出了一整套的伦理政治学说，其思想学说的每一部分，与天人观之间都有着逻辑上的联系...     

“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阿伦特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

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哲学起源于古老的政治和哲学之争,由柏拉图所奠基的"沉思生活"高于"积极生活"的等级秩序以及"制作"代替"行动"的思维方式始终支配着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在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中,阿伦特表达了她对政治的看法--政治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政治哲学的基础应当是对人类事务多样性的"惊异".     

叶适与浙东学派:近世早期政治思维的开展

叶适晚年的欧阳批判体现出对于近世士大夫政治的深刻反省,非理学批判所能范围.在思想渊源上,他接续薛季宣、陈傅良、吕祖谦和陈亮等儒者的事功思路,与其说是宋代浙东学术的集大成者,更准确地说是将其间的政治性逻辑推向了极致.水心批判儒学“待经以为治”的教条心智,提倡直面政治世界的实践经验,发展出以皇极为中心的秩序正义论,注重政治体制与政治素养,从而显示出近世新儒学政治维度的成熟化.     

重建国际新秩序与儒家王道政治哲学

重建国际新秩序和全球伦理是当今人类社会遇到的两个重大问题,两者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在重建国际新秩序中,中国传统儒家王道政治哲学可资多方面思想资源。在儒家王道政治哲学里,“王道”与“儒道”即是合而为一的。具体言之,儒家王道政治哲学的“仁义”“爱人”“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以及“无偏无党”“无反无侧”的原则和主张,为化解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人权与国权关系上的尖锐对立和分歧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和启示。儒家王道政治哲学的“制民之产”“与民同乐”“仁民爱物”“天人合一”等思想,对于克服因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产生的弊端,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警示和借鉴意义。儒家王道政治哲学的“以夏变夷”的中国中心论观念,则从反面为建立一个更加互相包容、互相借鉴的国际文化新秩序提供了需要引以为戒的教训。在重建国际新秩序和全球伦理过程中,中国传统儒家王道政治哲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该亦完全可以为其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试论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之历史地位

明清之际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的条件下,出现了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的萌芽.黄宗羲把社会的种种弊端,集中于封建君主专制.而他在揭露和批判君主专制的同时,从政治、经济、法制和军事等方面设想了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形态.对于这些深邃思考的政治思想史定位,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论儒家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先在的精神财富,它已经作为一种文化模式长久地积淀为人们的政治心理,从而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行为。本文重点从文化的视角阐述了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正反功能;并试图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适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的政治文化目标:民主文化与法治文化。     

重建秩序:知识分子使命情怀的契合——以鲁迅杂文与明清小说为例

鲁迅与明清小说作者作为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将批判社会与重建秩序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其做出的努力对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具有重要意义。与明清小说以儒家情怀"修齐治平"作为社会秩序重建的理想不同,鲁迅则以"立国"、"立人"作为社会秩序重建的最高理想,显得更富有现代科学理性精神。二者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传承扬弃,共同为这一转变的实现,完成了不可或缺的作为"历史中间物"中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