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党拒绝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原因

抗战后期,国民党对中共实力认识不清,使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难以纳入国民党蒋介石的视野;谈判桌上的"以强欺弱",使其丧失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把国内政治问题的解决寄托在对美苏矛盾的利用上,使其丧失了驾驭联合政府政治局势的可能性;对民主党派策略的失误,使其丧失了民心.这四方面的历史性错误使得国民党蒋介石无法把握时代脉搏、驾驭时代潮流,让"联合政府"的可行性选择瞬间化作了一片幻影.     

试论国共两党战后谈判中的美国因素

抗战胜利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既有消极的一面,又具有积极的成分.国共两党分别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来理解和"接受"美国对华政策,并深深地影响和制约着各自的战后政策.国民党的内战企图被遏制,不得不取和平姿态,以政治谈判手段寻求和中共协商.中共顺应了这一形势并试图通过谈判建立"联合政府"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推进民主进程.     

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启示

国共两党关系是中国现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海峡两岸关系的重要问题。纵观国共两党关系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这样一个明显的、带有规律性的特点,即反复的合作与分裂。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表明:民族和解与"一国两制"是处理国共两党关系光明的前途和历史的必然趋势。     

抗战时期的“宪政”之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中间阶级围绕“宪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三种政治势力的宪政运动特点还异。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宪政，努力指导宪政，引导宪政运动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试析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中间势力的政策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中间势力政策存在着向有利于抗战转化，具有共同的前提和相似的实施手段等共性，同时也存在对中间势力认识的不同，实施政策手段的不同，代表的阶级本质不同和运行的实践结果不同等差异性。抗日的共同目标、共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国内外形势是政策产生共性的原因；阶级矛盾的现实存在、根本对立的抗战路线、中间势力的动摇性特点与中间势力不同的历史渊源则是政策出现差异性的原因。     

国共两党敌后抗战的差异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都在抗战中起到积极作用,但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导致两党敌后抗战的结果迥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两党阶级本质的不同。     

抗日战争:国共两党的重要转折点

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的重要转折点,它毁灭了国民党政府,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却迅速成长,并逐步走向成熟,最终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论“八·一三事变”前国共两党对日政策的演变及其成因

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事变”，是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国际关系的变化、国内政治斗争的状况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国共两党在对日政策问题上均提出了自己相应的主张。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对国共两党此间对日政策的演变及其成因作了探讨。     

联合政府成立的可能性探讨——评《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是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在随后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这一主张以失败告终。在抗日尚未完全胜利的背景下,联合政府何以可能？实际上,联合政府的主张固然有其可能性存在,但是实现的时机并不成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实力悬殊是根本原因。     

试析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在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与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共同组建“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一政治主张是中共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各种情况后提出的正确的政治主张,是中共废除一党专制、坚持多党合作、实行民主政治等一贯政治主张的反映。实际上,中共主张的“联合政府”也是一个由国民党领导的、各党派联合的、五权分离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取消了一党独裁,实行了民选的五权分离的“内阁制”,具有很强的新民主主义成分和因素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政治基础之分析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政治基础是抗日救亡。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国民党由反苏转向反日、国共两党斗而不破都是由于日本侵华所导致的。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不是三民主义。     

论中共“民主联合政府”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

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正式出炉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开创了道路。     

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特色探析

抗战后期中共力争实现的联合政府,是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它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形式,实行多党合作制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它具备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建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经验.     

论国共两党对敌后抗日游击战时机的把握

抗战八年中,国共两党都在敌后领导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以抗击日军的侵略。两党在开展游击战的决策时间上存在先后差异,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３７年８月洛川会议上正式确立开展抗日游击战的方针,国民党则在１９３７年冬据白崇禧提议而作出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决策。由于双方决策时间不同,影响了两党对游击战的实施和时机的把握,从而使得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及结局完全不同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设想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提出了改 组国民党政府，成立由各党、各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设想，得到了全国人民一致的赞同和拥护。虽然后来联合政府由于国民党的破坏而未能建立起来，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福利的真诚及由此付出的努力，赢得了人民，赢得了真理，赢得了革命的胜利，赢得了新中国的诞生和新联合政府的建立。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国共两党的民族政策实质之对比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①,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没有可能付诸实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背叛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公然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中国共产党则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不但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追求的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和各民族一律平等,而且促进了民族的大团结和共同繁荣     

民主联合政府政治主张的背景探析

民主联合政府政治主张是抗战时期中共政权建设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主张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共民主革命政治战略目标发展的必然结果;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治军事统治的危机为这一主张的出台提供了契机;中国共产党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成为其政治诉求的有力保证;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预期中的苏联出兵东北,以及欧洲共产党参加组织联合政府的经验则推动了这一主张的出台.     

1937年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以两次庐山谈判为中心

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报中提出四项保证的最初来源是1937年1月20日和2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两封电报。7月15日中共提交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修改过的四项保证则充分吸收了3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精神。国共两党在西安、杭州与庐山进行的历次谈判的内容涉及共产党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地方政府、各党派的统一战线诸多问题,但核心是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蒋介石在谈判中对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采取相对宽松的策略,其重点是企图溶化共产党,迫使共产党放弃独立性。他千方百计搁置《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其实质就是尽可能地拖延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化进程。在共产党的坚决坚持下,在日军加剧军事进攻的形势逼迫下,蒋介石先是口头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接着同意红军改编,最后才被迫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共产党的极端重要性。     

武汉会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军事共识与分歧

武汉会战时期是国共合作抗战御侮的高峰。在这次会战中,国共两党在要不要全力保卫武汉、武汉会战前景如何、武汉会战是持久消耗还是速战速决及对会战失败如何评价等问题上形成共识;同时又存在全面抗战路线和片面抗战路线、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作战方针及运动战和阵地战作战形式等方面的分歧。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共识和分歧源于双方共同的民族利益和不同的阶级利益。双方以民族利益为重,求同存异,共同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歌。     

近代政府演变与联合政府思想的形成

联合政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政治实践,并结合特定时期的中国国情提出的重大政治主张,是对已往政府与政治思想的选择性继承和发展。辛亥革命前后的百余年间,不同政治势力对建构中国政权组织形式的种种政治尝试和经验教训,为联合政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