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考述(上)

太监与佛教的关系问题是明代佛教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详细探讨明代内廷太监群体佛教信仰形成的背景和原因 ,并以北京地区为例 ,考察明代太监与佛寺建置之间的密切联系 ,进而对太监与僧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做一些概括的类型分析。本文证明 ,太监与佛教的密切联系是明代佛教社会史中客观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及事实。     

《国榷》科举史料的价值初探

《国榷》是一部编年体明史巨著,其史学价值主要有五：一是记载较为系统和完整,二是史料来源颇为可靠和真实,三是为研究明代科举史提供了系统而丰富的史料,四是为研究明代政治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五是为研究明代社会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明朝灾异编年史"——孙之騄及其《二申野录》

清初孙之騄的《二中野录》是一部明朝灾异编年史,记载自然灾害、社会治安以及朝政得失等,对研究明史,尤其明代社会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评卜正民的《纵乐的困惑》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作者为加拿大学者卜正民,方骏、王秀丽、罗天佑译,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这是一本优秀的分析明代商业文化变化的社会史书籍。被誉为“一块史学艺术的宝石”,这本书在结构上进行了缜密的构思,从文献中撷取、组织、融合了所有史料,在明代浩瀚的史籍中择选出代表性人物,将历史著作的语‘言文学化、幽默化,描述了明代沸腾而复杂的商业文化全景。     

湖南近代社会史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湖南近代社会史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湖南近代社会史理所当然要置之于中国近代社会史大视野之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社会史研究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去进行.与此同时.湖南近代社会史以近代湖南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应该注意到它与研究湖南古代社会史和中国其它区域社会史的不同.     

试论明代驿递系统的社会功能

明代，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递，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其职能是传递各种公文，递送使客，转运军需、贡物等。明代驿递系统与明代社会各个领域都有密切关系，它不仅具有显著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而且具有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本文试从社会史的角度来探讨明代驿递系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社会功能。     

张静如教授与中国社会史研究

分析了张静如教授在中共党史及中国社会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认为其指出的中共历史研究中存在的“浅、窄、粗”问题是符合实际的,其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的观点是切实可行的.张静如教授的社会史理论观点对中共历史和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移民、土司与边疆社会——以龙州县逐卜乡板弄屯明代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发现于龙州县逐卜乡板弄屯的明代正德碑刻,是桂西南地区边疆移民史、边疆军事史、土司社会史的重要证据。明代中期,残酷的封建剥削、严重的自然灾害、严峻的军政形势等迫使山东青州地区民众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人迁徙到了桂西南地区并融入了当地壮族。有明一代,安南对桂西南地区蚕食不断,尤其是在明代中期以后,安南对桂西南地区的侵扰变本加厉。明代桂西南地区的土司社会,土司衙门机构与官僚组织相对简单,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发展阶段,盛行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北帝信仰影响广泛,残暴的土司统治包裹在仁慈的外衣下。     

社会史理念的兴起、流变与展望

社会史,即以“社会”而非个人为关注对象的历史研究取向,是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最显著的区别.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为特征的新史学运动,标志着社会史理念的成熟.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实践则使社会史研究成为20世纪史学主流,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史理念受到广泛质疑和挑战.从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流变历程来看,虽然社会史研究致力于将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但对理论的过分热衷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对事实的研究,这正是社会史理念遭到挑战的内在原因.社会史研究要赢得长久的尊重,应该将事实,而不是理论,摆在问题的中心.     

社会的历史和历史上的社会——兼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

本文在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早期发展状况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一种“平实”的研究心态对于克服当前社会史研究上的诸多毛病至为重要.同时,本文以个案剖析的方法,对《十七世纪江南的社会生活》一书作了评价.     

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

建国之后的30余年里,我们的史学研究基本上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的路子,将研究集中在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政治精英和重大历史事件上.近20年来,社会史研究在我国蓬勃兴起,学者们以社会史的新视野重新审读历史.研究者的目光开始向下,关注长时段的文化、心态、习俗、信仰、仪式、组织、结构、区域、普通人的生活、地方社会对国家的制衡等等,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审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史的研究必然导向区域史研究.     

明代南方的人口教育和人口素质

自唐宋以来,随着经济与人口重心南移的完成,南方地区文化的发展一直十分突出,多为研究者所重视;而与之相关的人口教育及地区差异则很少论及,这些问题对于研究明代人口知识结构的格局及其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无益处。本文拟以明代中期南卷考区六省科举功名中进士,乡贯的分布为例,从人口社会史角度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也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研究——与王先明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王先明同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社会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其中,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一文,在总结近年来国内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与失误的基础上推出了一套新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理论框架。该文经《新华文摘》等杂志转载后在学术界颇具影响。但时过二年,见诸文字的反应却并不很多。     

西方社会史学术讨论会概述

1992年9月22日至26日西方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在安徽歙县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史学专家、学者及出版部门的代表出席会议。代表们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一,关于社会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问题。什么叫社会史?社会史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史?其意义何在?对这些问题,代表们各抒己见,争论热烈。一种意见认为,社会史应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以便作为我们进行社会史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一问题在西方史学界争论多年,至今也没有一个统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水利社会史研究刍议——河西走廊水利社会史研究之一

在国内水利社会史研究蓬勃兴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河西走廊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回顾、反思近十年来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化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一是运用"水利社会史"的理论研究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水利社会史,已成为基本趋势。二是加强多学科合作研究、注重田野考察、进行比较研究,是深化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明代知识人群体与侠盗关系考论——兼论儒、侠、盗之辨及其互动

从社会史或法律史的角度来说,儒、侠、盗在性质和意义上均有所区别。时至明代,侠客史的发展出现了三大转向：一是＂儒侠＂与＂儒盗＂的出现,知识人日趋侠盗化;二是侠、盗之儒者化,其具体的表现则是＂侠盗＂的出现,文人士大夫为侠、盗大唱赞歌,以及盗贼投身到儒家学者的讲学运动之中;三是侠客与盗贼出现一种互动的症候,即在侠客与盗贼之间,仅仅只有一线之隔。无论是儒者之侠客化乃至盗贼化,抑或盗贼之儒者化,无不都是明代＂社会流动＂加剧的明证。     

我国德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评介

经济———社会史是国外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 ,它强调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主张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行整体的、全方位的研究。长期以来 ,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外交等高级政治史 ,有关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则相对不足。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 ,要准确深刻地认识世界历史进程的全貌 ,将历史研究领域从政治史进一步扩展到经济———社会史已经是大势所趋。最近 ,邢来顺教授的新作《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以下简称《经济———社会史》)一书 ,针对我国学术界在德国史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 ,以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深…     

有别于社会史的文学史:对文学史写作可能性的思考

文学史是建立在现代性的文学和历史观念基础之上的一门学科.文学史的写作必须要有文学和历史的相对规定性.但是,长期以来,文学史的写作都是在社会史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使得文学史写作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本文认为,只有将社会史从文学史中分离出去,把文学史的写作重心放在语言艺术发展规 律的探索上,才能建立一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     

论题：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一、社会史发展必然导向区域史研究唐力行教授 :建国之后三十余年 ,我们的史学研究基本上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的路子 ,将研究集中在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政治精英和重大历史事件上。近二十年来 ,社会史研究在我国蓬勃兴起 ,学者们以社会史的新视野重新审读历史。研究者的目光开始向下 ,关注长时段的文化、心态、习俗、信仰、仪式、组织、结构、区域、普通人的生活、地方社会对国家的制衡等等 ,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中国社会史学会自 1 986年起每二年举行一次的年会主题来检索一下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史研究渐趋深入的发展轨迹。…     

班主任手记一则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引入社会史十分必要,可加强社会史的教学,在常规教学中渗透社会史视角,在研究性学习中增加社会史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