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潮中的上海诗歌

我记得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时侯，陈东东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先锋诗歌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是他比较早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沟通的问题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最近修订的《中国当代诗歌史》不久就要出版，但是我给自己定位就是一个诗歌的外行人，对诗歌的评论肯定有很多离奇的东西，那么现在有一些学生问我大学里研究诗歌的教授越来越少，     

周恩来同志早年东渡日本的目的——同蒋静同志共学习

本刊今年第1期刊登了蒋静同志的《一线阳光穿云出——学习周恩来同志的诗歌》后,安徽大学丁乐飞同志寄来了《关于周恩来同志五四前后诗歌创作研究的几个问题——同蒋静同志共学习》。肯定了蒋文“以鲜明的观点提出了周恩来同志诗歌在中国文学史和革命史上的重要的地位.许多见解是值得称赞与学习的。”同时对蒋交提出了几处有待商榷的地方.特别是对周恩来同志东渡日本的目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蒋静同志认为丁乐飞同志的文章“作了一些好的分析,很有启发。”周恩来同志东渡日本的目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意义重大的问题。现将丁乐飞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刊载如下.供研究.     

关于新时期教育方针的表述——与萧宗六同志商榷

看了萧宗六同志对我提出的关于教育方针表述方案的评论,认为这种严肃的科学的研究探讨问题的精神很好,评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经过这样严肃认真的讨论,有利于科学地准确地提出一个关于教育方针的表述方案。读后我感到还有几个问题有必要提出来与萧宗六同志商榷。     

项羽封王是“权宜之计”吗?——与熊铁基同志商榷

熊铁基同志《评项羽的功过是非》一文,对项羽作为一位农民起义领袖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估计,对于他失败的原因,做了颇有见地的分析。但其中关于项羽封王的论断,似乎与事实有较大的出入。因此,提点看法,与熊铁基同志商榷。如何看待项羽的封王?这一直是评论项羽的关键性问题。熊铁基同志认为:项羽封     

韩寒:我的定位就是“车手”——兼答子尤

读书报:你的书出来后,为什么一般没有人评论?即是有零星评论,也大都是众口一词的不以为然?韩寒:这就不是我的问题了。这只能说别人出了问题。我不是为评论家写东西的。你想要看评论嘛,我随时可以花钱组织一些。读书报:《一座城池》据说是你迄今最满意的里程碑式作品,“2006年贺岁颠峰小说,50万起印隆重上市”。这种“最满意”,是你真实的态度还是仅仅是一种宣传策略?如果仅是一种宣传策略,你是否觉得对得住信任你的读者?韩寒:对得住。读书报:少年作家子尤为本刊撰稿认为,如果你最满意的是《一座城池》,那他“当真要为你的眼光担心了”。他评…     

袁宝华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 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召开首届理事会,是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战线上的一件喜事,能参加这次会议,我感到非常高兴。让我也代表劲夫同志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刚才,关裕泰同志代表原两会作的工作报告,我完全赞成。     

把诗真正讲成诗——关于诗歌教学的一点思考

诗歌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通用教材编选的比例,诗歌约占课文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说当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较多的话,那么诗歌教学中的表现就更为突出了。据我了解,有不少同志在诗歌教学中,或者只作一些字词的解释,疏通一下句子的大意;或者只是自己念一念,再叫学生读一读就完事了。还有些同志虽然在讲解时有分析、有阐述,讲得     

文学的暧昧——《向阳的冬天》推荐辞

谈到对一篇小说、乃至于对所有文学作品的评价,或许总绕不开这样一个问题——这篇小说写了什么?无论一篇评论运用了怎样的理论,采取了怎样的视角,看上去怎样玄而又玄,其实都是在回答这样一个俗而又俗的问题。我们似乎注定了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从一篇小说“写了什么”中使劲找出一些特别的东西,否则这篇评论和这篇小说都算白写了。我为此栏目写小说赏析已有三年,故而也为一篇篇小说究竟“写了什么”而琢磨了三年。如果是第一次面对美女,且美女问我她究竟哪里漂亮,我或许会欣然答之甚至手舞足蹈;可如果连续来上几十位美女,个个作如是问,那我…     

也谈人生价值问题——与袁达毅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评论》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发表了袁达毅同志的《人生价值问题刍议》一文。作者从哲学、伦理学角度对学术界有关人生价值问题的几种观点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用“人生理想说”(见原文)来衡量、评价人生价值。我认为,袁达毅同志对学术界人生价值问题几种观点的评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价值观。他的文章有几处是值得商榷的:其一,他对“满足说”的评述是值得商榷的;其二,他对“贡献说”所持的否定观点是错误的;其三,他提出的用“人生理想说”来衡量、评价人生价值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其四,他的文章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笔者只举一例加以说明。本文对袁达毅同志文章中的观点不准备进行全面分析,只从以上几点谈谈我本人的看法,以求教于哲学界、伦理学界的同志。     

寓真理于形象——学习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发表,对于我们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有重大的和深远的指导意义。毛主席在这封信中把形象思维和比、兴两法密切联系起来,这是发人深省的。形象思维的说法本是外来的,如果它是黑格尔开头的话,有一百几十年的历史了;而赋、比、兴之说则是我国传统的东西,是我国诗歌很古老的表现方法了。百余年来,人们对     

孩子爱向别人要东西吃怎么办

编辑同志:我的儿子一周岁零三个月,好动但听话,是个乖巧的孩子。最近儿子知道要东西吃了,走到冰箱前便伸手去开冰箱门;走到食品橱前,打开橱门就拿东西大吃起来。看着渐渐长大的儿子,我心里甜甜的。可是在高兴的同时,问题也出现了:在外边玩时,常遇到邻居家小姑娘吃东西,儿子便张开手向她要。我说:“好孩子,咱不吃别人的东西。”他便放下手。如果小姑娘友好地把东西递过来,     

也谈古典诗歌中的比喻——兼与姚文革同志商榷

姚文革同志在《古典诗歌中的比喻例谈》(原载《语文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7期[上])文中,对古典诗歌运用的实例,作了精辟而深刻的解析,使人深受启发。但对作者在该文中表明的某些见解,笔者却有不敢苟同之处,写作本文,一方面,同姚文革同志商榷,一方面也是求教于语文同行和大方之家     

儒家诗教是“政教工具论”吗?——与王启兴同志商榷

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儒家诗教在我国传统诗歌理论中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弄清儒家诗教的实质及其作用,是关系到如何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大问题。一 近阅王启兴同志《论儒家诗教及其影响》(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一文,觉得该文对儒家诗教的评论不够公允,而且是浮光掠影式的评论,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诗教的实质,尤其是他把儒家诗教定为“政教工具论”,是欠妥当的。本文着重就“政教工兵论”这一问题,略述浅见,并与王启兴同志商榷。     

新诗为什么要分行?

编辑同志:我喜欢阅读诗歌,但有一个问题不清楚:为什么我国古典诗歌不分行,而新诗要分行?新诗分行有什么作用?请给我一个明白的答复。读者周吉力95.12新诗为什么要分行?分行的作用究竟在哪里?这对于阅读新诗的读者来说,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我敢说,即使是诗歌作者对此也未必都了然于胸,有了足够的理性的认识。总之,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我们好好探讨一番。     

陈德珍同志在全国国情教育实施工作会议的总结发言

这次会议柳斌同志作了报告,国家教委的同志又和各地的同志们对国情教育的实施情况进行了交流和研讨,这对落实江泽民同志3月9日的指示信,加强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必将起着推动作用。我现在根据与各地同志一起研讨的情况,就有关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毛泽东同志给艾思奇同志的信

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     

王纯山同志在省高教学术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学会经过三天已胜利地完成了这次会议的使命,在这次会上,一些领导同志对我们学会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会上,专家们交流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对一些问题作了一些初步探索,对此,我代表学会表示衷心感谢!在此,我想说几件事:第一,会上一些领导同志谈到了最近三中全会的精神,也许各位同志已听到了这个     

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基础、方向和道路——评徐敬亚同志《崛起的诗群》

徐敬亚同志在《崛起的诗群》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于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基础、方向和道路的问题。改革诗坛现状,当然是需要的。问题是:在什么基础上改革?沿着什么道路,朝着什么方向前进?“崛起”,如果离开人民生活和劳动的土地,就会颓落和失去生命力量;前进,如果认错了社会和时代的路标,就会走入死巷或歧途。做为一位年轻的诗歌研究者,徐敬亚同志的探索精神和改革愿望,还是值得称道的,他启示我们去思考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问题。但他在文章中表明的观点,所提出的主张,在总体上我们是并不同意的,愿意把我们的看法提出来,和徐敬亚同志商榷讨论。     

略谈诗歌的百花齐放与发展道路——兼与陈晓华同志商榷

近读陈晓华同志的《新诗与旧诗》一文(载《昆明师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五期),觉得陈文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利于贯彻“双百”方针。为了明辨是非,我拟就诗歌的百花齐放与发展道路谈点粗浅意见,并求教于晓华同志与有关专家和读者。     

也谈我国农业发展中的否定之否定_兼与李辛生_李怀君同志商榷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迂迥曲折的过程。在这当中,既有成功,也有过挫折;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对这一过程进行探讨,从中引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无疑将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李辛生、李怀君两同志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发表的《我国农业发展中的否定之否定》一文中,从哲学的角度对此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读后收获不少,但对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提出来讨论,并诚恳地向李辛生、李怀君同志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