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裕钊《辨司马相如〈封禅文〉》

许多文人都认为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是对汉武帝阿谀奉承,张裕钊却以为“不然”。是“讽武帝之封禅”,并指出这些文人的学风不正,没有读懂《封禅文》的本旨。     

汉武帝封禅的再认识

近年有章说,司马相如的“封禅”是对汉武帝封禅的“讽谏”和“尸谏”,是“讽武帝不要夸功封禅”,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也是反对封禅的。武帝封禅是迷信神仙的活动,但司马相如和司马谈父子并没有反对封禅,武帝本人对迷信神仙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晚年有所觉醒,简单否定是容易的,但不能揭示历史的复杂性和历史的深度。     

论《封禅方说》与汉武帝之关系

《封禅方说》原书已佚,无法详考该书与汉武帝的关系.现存《史记·孝武本纪》几乎与《史记·封禅书》完全相同.根据《史记·封禅书》、《汉书》、《风俗通义》等相关记载,可大略推测汉武帝不得不封禅是《封禅方说》的成书背景,汉武帝时期的方士之风加速了《封禅方说》的形成,以公孙卿为代表的方士群体创作了《封禅方说》.汉武帝晚年对求仙态度的转变是《封禅方说》一书散佚的重要原因.     

汉武帝封禅与司马谈之死

封禅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盛典。汉代以前曾有多次封禅的记载。汉武帝封禅具有登天成仙性质。汉武帝的成仙封禅导致了司马谈死亡。汉武帝封禅使司马迁强化了对历史的认识 ,提出了德治的思想。     

盛世大典与西汉雄风——论汉武帝泰山封禅

封禅多在泰山举行,有其自然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汉武帝泰山封禅尤以其磅礴的气势、独具的风格引人注目.汉武帝泰山封禅,展示了西汉雄豪奔放、昂扬进取的时代精神.雄放的西汉精神与雄伟、奇特的泰山风光相融合,才有了阔大的封禅典礼.在发展山水旅游特别是泰山旅游业的过程中,离不开对泰山封禅文化的充分发掘和利用.     

宋玉《讽赋》、《登徒子好色赋》与司马相如《美人赋》比较研究

宋玉<讽赋>、<登徒子好色赋>与司马相如<美人赋>,结构雷同,内容相近.因此,在宋玉作品真伪的研究中,三篇赋的承继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研究的焦点.有人认为宋玉的两篇赋是后人抄袭<美人赋>的伪托之作,更有人认为司马相如<美人赋>是模仿宋玉两篇赋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详细地分析研究了这三篇赋的结构、内容、艺术表现、文化环境和散文赋体的"借用"、"模拟"现象,认为<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在艺术上较之<美人赋>显得稚嫩,在文化信息方面符合战国末期的文化环境,应当是宋玉的作品;<美人赋>较之宋玉的两篇赋在艺术上更为成熟,在文化方面符合西汉的文化环境,应当是晚于宋玉时代的作品;<美人赋>与宋玉两篇赋结构雷同、内容相近,是散文赋体创作中"借用"、"模拟"现象的具体反映,司马相如"模拟"和"借用"宋玉赋创作<美人赋>,是赋家创作中的正常的不必惊怪的现象.     

论司马相如《谏猎书》的逻辑与进谏艺术

对司马相如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辞赋上。本文则从小处入手,通过分析他的散文《谏猎书》的逻辑与进谏艺术,表现司马相如高超的辩才。他富丽的文采与严谨的逻辑思维相得益彰,他进谏君王却又能脱离“文死谏”的老套,从而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他潇洒儒雅的个性风格。     

论《文选》中司马相如檄移文

司马相如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其赋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 ,然而他的檄移这类应用文 ,人们很少对此作深入研究。本文试以此作为研究对象 ,并着重分析司马相如的檄移文特色 ,以帮助大家加深对他的这种文体的了解     

从《贞符》和《华山赋》看唐代封禅文的发展

现存的唐代封禅文数量很多,各具特色,其中的诗赋作品极富文学性,较著名的有柳宗元《贞符》、杨敬之《华山赋》等。《贞符》在继承传统封禅文写作范式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比前代更加重视艺术形式与表现力。《华山赋》在封禅文及景物赋的创作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类作品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封禅文创作理念及写作手法,是文学由质到文发展的体现。     

司马相如与汉代郊祀歌诗写作关系新论

虽然司马相如是否曾经参与过汉代郊祀歌诗的创作难以确考,但其对于汉郊祀歌诗的创作意义重大。相如所作《封禅文》及其他赋文,首次在文学创作上呼应了思想界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一说,深合武帝心意,由此确立了郊祀歌诗创作的思想基础;其赋文以铺陈祥瑞、描写神人同游来体现"天人感应"的写作方法,亦为汉郊祀歌诗所继承。司马相如的赋文对汉代郊祀歌诗的创作具有直接的指导和示范意义,因而班固在《汉书》中屡次指称相如为汉郊祀歌诗制作的首功之臣。     

诵赋而惊汉主——司马相如与汉宫廷赋考述

司马相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宫廷文学侍从,他的宫廷赋创作三次“惊”动汉武帝,既成就了他与武帝一生的文缘,也奠定了其在赋史上的“赋圣”地位。相如献给武帝的“天子游猎之赋”,形象地表现了汉武帝时期文化的形成,他的创作既是汉帝国文化制度统一进程的产物,又引领了汉赋由蕞尔小邦而蔚然大国的新时代。但由于汉代赋家的生存地位与创作处境,相如始终只是皇帝身边的弄臣,其赋作的内在矛盾,同样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司马相如与汉武帝遭遇事件的诗学解读

司马相如与汉武帝遭遇是学史上一个家喻户晓的事件,但其重大的诗学意义一直未得到追问。在诗学精神方面,这一事件是时代英雄进取、崇高化心态的诗学表现。汉代诗学以此一事件为分水岭,西汉初期学诗学话语由个体性转为公共性,悲剧性转为帝国的话语狂欢;中国诗学话语以北方中心,南方边缘的旧人格局被颠倒过来;学体式从以南方骚体赋为主,转变到以融合南北诗学的大赋为主,汉代的标志性学体式得以确立。     

汉武帝时期工商业制度变迁原因的分析

汉武帝时期进行了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变革主体看到了进行制度变迁的潜在利润,并且预期收益会大于预期成本。而且作为西汉政府代言人的桑弘羊的个人偏好和其知识存量也是促进这次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     

弹琴而感文君——司马相如“琴挑文君”说解

有关司马相如在临邛“琴挑文君“的本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据相如自叙,记述甚详,然其间的文化内涵与婚俗背景,尚值得进一步探索与思考。“琴挑“作为一种媒介传统,实与琴心、琴制以及“以乐行媒“的文化内涵相关,而这段因“琴挑“而成就的婚姻,后世或褒或贬,都存在着非历史化的偏差,这又需要将其置放于西汉初年的婚俗文化背景去考察,以阐发其现实的合理性。     

汉武帝时期中朝形成过程简析

中朝，也称内朝，是与外朝相对而言的，“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此处的中、外是相对皇帝居住的宫禁而言，内朝官员享有较大的出人宫禁的自由，可以随侍皇帝左右且能在宫中办公，外朝官员则无此特权。     

汉武帝时代的皇权与酷吏

汉武帝时代错综复杂的矛盾．提供了酷吏盛行的社会条件。强化、巩固皇权需要酷吏．皇帝欣赏、重用酷吏。酷吏参与律令的编次论定．为维护皇权提供法律依据。酷吏搏击宗室贵族、豪强兼并之家．镇压吏民反抗．铲除强化、维护皇权统治的障碍。酷吏是皇帝得心应手的鹰犬,皇帝是酷吏至高无上的靠山．当酷吏违背皇帝的旨意．人生也就走到了终点。     

汉文帝"养老令"考辨

文帝"养老令"是汉代养老敬老的一个重要法令.养老令实际包含两种养老方式:受鬻法和赐物存问.受鬻法至少在吕后二年就已实行,并在两汉时期一直得到延续;赐物存问则从文帝元年正式开始,后任皇帝在重大事件时,也经常赐物存问老人.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出发;而后者是出于尊重、存问老人的目的.     

汉代杰出的文献学家——司马迁

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传记文学家司马迁，以其名冠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增添了无比的光彩。司马迁以接近皇家藏书的便利条件和博古通今的渊博学识，用他的理想、血汗和顽强的毅力发愤著书，终于写成了这部千古盛誉不衰的巨著。《史记》贯穿经传，整理诸子百家，纂述了自黄帝始直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中华民族近三千年发展的史实，保存了纪元前千余年的历史文化，使这部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不朽价值的千古杰作，成为与诸子百家相映生辉的历史文献。《史记》是一部中华民族从黄帝以来的开化史，也是对我国有史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