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可以怨"与钱锺书《诗可以怨》

以怨言诗固然为中国诗学的一个传统,但孔子所言诗可以怨亦自有其经解本义,对古典进行现代阐释的同时,也应当尊重和力求揭示古人原意。程巍研究员新撰论文原题《诗可以怨与钱锺书的〈诗可以怨〉》,原刊《中华读书报》2009年12月30日13版。为便学界检索,征得作者同意,由期刊再予刊载,原刊编辑删落的个别字句均予保留。     

“诗可以怨”与晚清文学革命

古典诗学中,＂诗可以群＂与＂诗可以怨＂是很难分开的。＂怨＂是诗人以文学为手段来进行政治实践的方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群＂的价值伦理,但它受到＂止乎礼＂的限制,＂群怨俱宜＂正是这种态度在美学上的表现。而到了晚清,＂怨＂彻底从＂礼＂的束缚中暴发出来,以＂革命＂的激进方式介入到政治实践当中。＂革命＂成为一种激进的美学态度,而新文学的精神正是那种激进的革命精神和批判意识。     

国风中的怨刺诗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把“怨”列为诗歌的四大作用之一。《诗序》说,“乱世之音怨以怒”,指出了“怨”诗是对乱世而发。《诗序》的首句可信者较多,其中指明风雅为怨刺诗者凡一百二十四篇。这说明《诗序》的作者很重视怨刺诗的作用。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所说的圣贤发愤之作,显然是指《诗经》中的怨刺诗。     

怨诗与怨情——对钱锺书《诗可以怨》中具体观点的考察

文章对钱锺书《诗可以怨》中各观点做了细致考察,针对"为文造情"问题,指出决定"穷愁"经历能否产生佳作的关键在于主体的表达能力,或曰表情达意的有效性;并指出"诗可以怨"与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相关联,成就诗人和诗作的关键因素是善感的心灵,而非"怨"。     

“诗”可以怨——“诗三百”的政治寄托与怨刺传统

“诗可以怨”是春秋时代孔子提出的文学理论 ,时人为其意味规定了一个“怨而不怒 ,哀而不伤”的情感的界限。然而 ,情感的发泄是不可以界定的 ,“怨”不仅仅有着“温柔敦厚”的讽谏 ,更有着下层人士对时事尖锐率真的讥讽和嘲讪。基于此 ,我们将“怨”以那个时代的作品“诗三百”为文献基础 ,首先把“诗三百”中的政治寄托与怨刺传统进行了模式分析 ,其“怨”可以分为大谏之诗 ,告哀之诗 ,刺讽之诗。     

钱钟书“诗可以怨”的比较诗学观解读

钱钟书先生在其《诗可以怨》这篇文章中,从创作论与主体创作心理角度出发,以博古通今、汇通中外的学识与眼光将"诗可以怨"的传统诗学命题进一步彰显。钱钟书先生不仅论证了"怨"与文学创作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对传统诗学理论提出质疑与纠正。并探索分析了中西"怨诗"共同的创作心理机制,体现出钱钟书先生在中西比较诗论上的贯通以及发现者的敏锐眼光。     

论钟嵘《诗品》中的“怨”

钟嵘的《诗品》反复以＂怨＂论诗,发掘五言诗＂雅怨＂、＂凄怨＂、＂典怨＂、＂孤怨＂、＂清怨＂的美学特色,进而以＂愀怆＂、＂凄戾＂等强化＂怨＂的深度。探究钟嵘以怨为美的诗学审美标准,不难发现其独特的文化历史成因。《诗品》上承＂诗可以怨＂、＂发愤＂论形成的诗学标准,下启＂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诗学理论,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诗何以怨──《红楼梦》和《围城》的忧患意识

＂诗＂固＂可以怨＂，但若怨到像叔本华哲学那样＂空扫万象＂的程度，也就不必有任何形式的文学存在。文学作品的＂怨＂，不一定通篇都是＂穷苦之言＂，至少会含有潜在的＂欢愉之词＂。《红楼梦》以美好爱情的毁灭为主线，充分揭示了这一悲剧的必然性，所以，王国维称之为＂悲剧之悲剧＂是精辟的，但其基础则并非是叔本华哲学。《围城》以方鸿渐的际遇为主线，方的恋爱婚姻，有一定的社会心理根源，虽不能以崇高的人格和明确的理想打动读者，却能给人哲学的启迪。两书提供了＂诗何以怨＂的两种不同的范例。     

“诗”可以怨－－“诗三百”的政治寄托与怨刺系统

“诗可以怨”是春秋时代孔子提出的学理论，时人为其意味规定了一个“怨而不怒，衰而不伤”的情感的界限。然而，情感的发泄是不可以界定的，“怨”不仅仅有着“温柔敦厚”的讽谏，更有着下层人士时事尖锐率真的讥讽和潮讪。基于此，我们将“怨”以那个时代的作品“诗三百”为献基础，首先把“诗三百”中的政治寄托与怨刺传统进行了模式分析，其“怨”可以分为大谏之诗，告哀之诗，刺讽之诗。     

怨深情真动千古,金屋无人见泪痕——唐代“宫怨诗”漫谈

＂宫怨诗＂的写作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唐代的＂宫怨诗＂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征：唐代＂宫怨诗＂的作者众多,在诗坛上留下不少名篇佳作;唐代的＂宫怨诗＂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了宫廷妇女的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在艺术表现上,唐代的＂宫怨诗＂具有委婉含蓄、以少总多的特点。     

英国男怨诗与中国闺怨诗比较研究

中西爱情诗亘古不变地演绎着对爱人的的依恋、思念、期盼。当这种盼望变成失望,失望变成绝望,埋怨之情油然而生。但此＂怨＂——男子对女子的＂男怨＂与彼＂怨＂——女子对男子的＂闺怨＂不尽相同。本文撷取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男怨诗和中国封建社会闺怨诗的些许奇葩,拟从背景、主题、意象等方面比较其异同,以期更好地理解两种文化下的怨情和两种怨情所反映的文化。     

诗可以乐?——读钱锺书先生《诗可以怨》

钱锺书先生认为,在诗的"兴观群怨"四大功能中,"怨"只是其中一项。"诗可以怨"变成文论史上的"套板",与"诗言志"中的"哀乐并举"观不吻合。其实,痛苦和快乐都能产生诗歌,比如"离群"之怨与"嘉会"之乐,"怨"的心理内容与"圆"的美学形式,沧海明珠与蚌病成珠,重的风格与轻的风格,悲剧与喜剧,等等。"怨"的观念,跟人们以"衰变观"来对待历史的态度相关,其背后隐含着一种"精神返祖"的冲动。诗的"现实感"既是哀的,也是乐的。     

闺怨诗和宫怨诗

闺怨诗和宫怨诗都是古代诗歌中常见的题材,主要写女性渴望正常生活而求之不得的情感缺失和生存悲剧。闺怨诗主要描写独守空房的女性的忧伤怨恨,宫怨诗主要描写幽居深宫的女性的孤独寂寞。两类诗都充溢着一个“怨”字,笼罩着一种浓浓的感伤情怀,反映了封建社会女性对爱情、婚姻问题的种种复杂心理。这类诗歌在《诗经》中就大量存在,两汉南北朝时又获     

试论诗骚怨刺精神的异同

屈原继《诗经》之后 ,开创了崭新的诗体——骚体诗。《诗》、《骚》怨刺时政的精神是其主要相同之处 ;但从《诗》发展到《骚》,随着时代的变迁 ,其怨刺精神的嬗变依然明显。概言之 ,就是《骚》诗中的主体意识与个体精神的增强。《诗》、《骚》怨刺精神所包蕴的刺政刺时与主体意识两方面的内涵 ,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积极入世与独立不迁的品质。初见于《诗》,定成于《骚》,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怨政诗综论

怨政诗主要抒写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怨责,《诗经》、楚辞中大量的批判性反映社情政况的篇章构成了先秦时期怨政诗的主体。在先秦怨政诗中,有平民讥刺国君、嘲讽权贵的嬉笑怒骂,其间充满了道义审判的优越感;有贵族焦虑国事、痛心朝政的严辞厉语,其间充满了命运攸关的忧愤感。先秦怨政诗毫无矫饰地表达不同阶层的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确立了中国古代怨政诗反映社会政治生态状况的基本模式,凸显了中国古代怨政诗维护公共价值及诉求阶层利益的社会功能,是中国古代诗歌积极干预社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起点。     

小雅怨诗探──《诗经》政治诗研究之四

雅诗凡105篇，就其内容来分，计有怨刺诗34篇，赞颂诗25篇，宴饮诗13篇，爱情诗13篇，史诗5篇，其它诗15篇（内容各有所述，但同一主题又不足5篇，姑且归为一）。由上统计可知，怨刺诗占了雅诗的三分之一左右。怨刺诗不仅数量大，而且，如把《诗经》放在历史上来考察，那么，对中国古代思想、古代政治和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也是这些怨刺诗。笔者对刺话已作过一些探讨（拙作《二雅刺诗内容深》和《二雅刺诗再探》分别见《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和《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一期），本文拟对怨诗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和怨诗产生的原…     

钱钟书《诗可以怨》解读

钱钟书的文学批评论文《诗可以怨》从文学和心理学两大方面对传统的历史观点提出了质疑。作者渊博睿智、明辨深思,横贯中西、打通古今,引经据典,大量的事实作论据,论证传统文学理论观点的偏颇和错误;以中外众多相似的语言现象进行中西文化比较,说明人类的心理体验、情感机制有共同的基础这一观点。     

钟嵘“怨”文学观的成因浅析

自孔子提出＂诗可以怨＂以来,＂怨＂不仅成为诗歌的功能,也逐渐成为诗歌审美的标准。钟嵘在《诗品》中评价诗歌时,＂怨＂亦成为重要的因素。本文旨在分析钟嵘＂怨＂的文学观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文学传统,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当时文学风气的影响。     

漫说"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肯定了诗歌的抒情性，且情感激越，包涵了一定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对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诗可以怨"反诘

"诗可以怨"及其相关论断一直是中国传统诗论的重要命题,它在当代的彰显得益于钱钟书先生的一次演讲,随后重申者和推崇者辈出.然而通过对这个命题的诘问,我们发现:这一命题虽然占有历史的合理性,在逻辑和学理上却是存在一定的漏洞."诗可以怨"一方面并不能恰当地适用于诗歌以外的其他文学体裁领域,另一方面,单纯在诗论领域它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其结果是,这一看似无误的理论命题却极有可能成为文学充分发展的犄角,限制了文学的另一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