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被害人过错立法与司法规制

在我国,犯罪被害人过错属于酌定量刑情节,法官在适用这一情节时自由裁量权较大,各地法院对犯罪被害人过错案件的审判结果差异性明显,这种现状要求我们对犯罪被害人过错进行规范化。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内涵为违法或者违背道德且侵害了被告人正当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将犯罪被害人明显过错和重大过错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量刑情节在刑法总则中设置;在司法文件中统一规定犯罪被害人过错从宽量刑的幅度,出台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对犯罪被害人过错进行细化规制。     

被害人过错情节司法适用的现状考察与改革路径——基于裁判文书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在司法适用中法官对其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法官为了避免裁判风险,通过各种方式公开被害人过错情节司法适用标准, 并对其作出较为严格保守的解读,却因不具有可操作性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进行调整,最终造成被害人过错情节司法适用实际情况与所宣称的标准存在较大差距,呈现出保守与冒进并存的司法样态。破除这一现实困境的可行路径在于,基于大量司法实践总结经验,先通过指导案例或指导意见在司法实践中修正该情节的适用标准,再通过司法倒逼立法,最终实现被害人过错情节适用标准的法定化。     

论犯罪被害人的过错

法律界对被害人问题的研究热情往往集中在保障被害人权利,反观对被害人过错问题的关注却显不足。近年来发生的邓玉娇案等刑事案件使我们认识到犯罪被害人过错在犯罪的产生、发展中作用很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犯罪人的定罪量刑。我国有关被害人过错的研究和立法除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稍有涉及外,刑法典中并没有被害人过错的条款,导致司法实践中刑罚适用的不均衡。笔者试图在加害-被害互动形成犯罪的刑法立场上,构建我国完整、系统的被害人过错制度。     

论被害人过错对故意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

犯罪行为不仅是犯罪人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选择的,而且一定情况下一定程度上也是被害人引起的,因此,被害人和犯罪人都应当对犯罪事件的发生承担事故责任,但故意犯罪事件的最终发生,主要原因在犯罪人方面,被害人的过错只不过是外界的诱因,所以,对于故意犯罪而言,犯罪人应当对犯罪事件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而被害人则只承担次要责任或不负责任,也就是说,被害人过错对故意犯罪的影响是量刑方面的,不影响犯罪的成立.     

论被害人过错的概念及其功能依据

刑事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故意或过失实施的、对犯罪行为起推动作用的、应受否定性评价的行为。其功能是影响犯罪人的定罪与量刑。具有此功能的正当性依据应当是法律政策说,即立法机关为确保被害人福利和犯罪人权益而采取的一项法律政策。     

暴力犯罪案件中被害人过错的司法认定与适用

暴力犯罪案件中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故意或过失心态所实施的,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犯罪的发生,且应承担重大伦理或法律否定评价的行为。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和民事赔偿情节具有法律依据和法理依据。在司法适用中,要严格把握被害人过错认定的证据标准,全面把握被害人过错和被告人行为的互动,平衡被害人过错的适用与刑罚最佳效果的发挥、被害人过错与附带民事赔偿责任的分配。     

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研究

在西方,被害人之过错行为已经成为一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法定的刑事责任的减轻事由。反观中国刑法,则鲜有研究。被害人有明显过错,在认定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时应当予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其责任,这是有法理依据的。我国刑法中应增设该条款以完善立法。     

贪污贿赂犯罪特别从宽条款的适用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中贪污贿赂犯罪特别从宽条款的增设,作为立法者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的制度性尝试,对于推动案件进程、节约司法资源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对其设置必要性与妥当性的争论,并未在随后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得到权威阐述,实践中部分操作难点仍缺乏明确的司法判断准则。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在于细化从宽处罚的规则设计,进而在有效配置刑罚强度让案件办理有据可依的同时,赋予法官适度的自由裁量空间,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基础上的公平正义。     

激情犯罪:概念廓清、疑难剖析与现实嵌入

目前,人们并未对激情犯罪进行实质性的规范接纳,对其的认识也处于一种模糊含混的状态。这就需要从缤纷复杂的理论辩驳中提取较为成熟的说理知识,实现对激情犯罪概念的廓清,并对其逻辑的架构进行充分的演绎,以升华对其价值与意义的识解。如果对于激情犯罪有较为充分的理解,则会发现其评价显然不能仅仅局限于目前似是而非的酌情从宽,这又需要参酌各种因素,对激情犯罪的刑事处遇进行审慎的设置,使其合理嵌入我国刑法典中。     

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问题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是由人民法院从审判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通过对犯罪人一贯表现、被害人过错、犯罪手段、认罪态度等典型酌定量刑情节的探讨,发挥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在酌定量刑情节与法定量刑情节竞合或者多个酌定量刑情节竞合时,综合考虑不同的量刑情节对刑罚裁量的趋轻或趋重影响,慎重选择适用死刑。立法上对部分酌定量刑情节予以法定化,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发挥具有排除死刑适用可能性的消极酌定量刑情节的作用,都是限制死刑适用的有效途径。     

犯罪情节分类新论——兼谈刑事自由裁量权

犯罪情节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量刑情节又分为刑档情节和刑度情节.它们中的酌定情节往往相互交叉,难以区分,而且刑法典中又未对"从轻""从重"等量刑情节属于刑档情节还是刑度情节作出规定.在实践中,或重复使用,或混淆使用,建议对刑档情节尽量法定化,将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主要限定在刑度情节的范围内.     

犯罪被害人经济救济的新思维--以恢复性司法模式为视角

在恢复性司法模式下,犯罪人、被害人以及社区等各方参与司法过程,尊重各方的权利,充分发挥各方的作用。首先,可以让犯罪被害人倾诉感受,找到平衡,以求抚平创伤,为犯罪被害人提供具体帮助。其次,有利于犯罪者深刻认识犯罪性质及后果,明确罪责,便于其内心的平衡与真正服罪,利于其悔过自新。再次,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在发生刑事案件时,可以有更多的人出来制止和抵抗犯罪,有更多的人来帮助受害人和犯罪者,从而减少和预防新的犯罪和重新犯罪的发生。     

自然人过错的认定标准——以婚前宫外孕赔偿案为视角

在一般侵权中,过错是重要的构成要件,正确认定过错对于侵权责任的承担具有重要意义.以婚前宫外孕赔偿案为例,分析自然人过错标准的认定.剖析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和客观行为.力求通过主客观相统一的方法探讨易操作自然人过错认定标准及方法.     

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适用实证研究——以二次量刑理论为视角

从实证角度出发,将72例故意杀人罪死刑案件作为样本,研究了故意杀人罪死刑案件适用的现状、现存的问题及原因,通过大量数据,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情节在决定死刑案件是否适用死刑、死刑是否立即执行时的不同作用。根据这些发现,可以借鉴二次量刑的方法,规范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适用标准,尽可能提高司法的明确性,以呼唤死刑适用更大程度上向规范层面的回归。     

遂后补救行为初探——对充分利用刑罚减免制度有效避免、减轻犯罪结果的思考

遂后补救行为是指在犯罪既遂后,行为人主动避免紧迫性危险结果或者减轻可逆性实害结果的行为。遂后补救行为应具备回溯性、时效性、主动性和多样性几个条件,补救行为与犯罪中止具有相似性。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承认行为人的遂后补救行为,有助于充分实现刑法的保护和保障机能,立法对此应作出相应规定。     

被害人视角下套路贷犯罪防控对策研究

在套路贷犯罪中,犯罪人与被害人呈现出明显的二元互动双轨模式,从被害人角度深入剖析套路贷犯罪具有迫切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在套路贷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被害性主要体现为被害的易感性、诱发性与受容性,且被害人在被害前、被害中、被害后都与犯罪人存在互动关系.可通过加强宣传引导教育、强化个人信息保护、树立救济意识等措施,削弱被害人的...     

附带民事诉讼与刑民分诉的利与弊——以被害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附带民事诉讼以解决被害人所遭受的民事损害赔偿为宗旨,能否最大限度的保障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应该成为构建该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准。英美法系“分离式”的刑民分诉与大陆法系“附带式”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解决民事损害赔偿问题上各有利弊。我国刑事诉讼法无论做何选择,都应将效率优先、权利保障以及法律统一适用三个基本原则体现在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     

受众与媒介互动关系研究——以电视民生新闻为例

民生新闻目前正活跃在全国各地荧屏上.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南京电视台的<直播南京>等成为地方电视媒体纷纷效仿和学习的对象.本文通过具体的民生新闻报道个案阐释受众与媒介目前彼此之间存在着"利用互动"关系,并且结合实际进行现实根源的剖析,提出需要探讨的问题,呼吁理论界深入研究,使该种关系良性发展.     

民事侵权法和刑法的对比——以“过错”为视角

在现代国家,民事侵权法和刑法分属于私法和公法之列,各自的立法旨意和调整范围不同,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但从其共同的构成要件——“过错”中,将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章以民事侵权法和刑法的历史发展为脉络,以“过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为视角,详细分析了两者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最后,文章对于过失和无过错责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期从民刑间的对话中有所启迪,从而推动理论的进一步向前发展。     

论无过错产品责任原则——以过错对产品责任的影响为分析视角

关于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有不同主张.<侵权责任法>确立的应是无过错产品责任原则,该原则的适用需要正视产品侵权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过错要素,它可以表现为生产者的过错、销售者的过错、受害人的过错以及第三人的过错等.过错因素可能对产品责任成立与承担产生影响,但仍应坚持无过错产品责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