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包鄂榆城市群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呼包鄂榆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经济-社会-人口-生态系统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研究表明,2007年～2016年呼包鄂榆城市群的综合发展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城市群及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呼包鄂榆城市群应着力促进经济与人口,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呼包鄂区域交通发展探析

文章指出,呼包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核心城市群,需要围绕“形成都市圈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同发展”的目标,建设区域一体化交通体系,引导城市群健康有序地发展,推动自治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并从分析呼包鄂交通现状情况着手,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目的,提出了呼包鄂区域交通的发展设想。     

“双碳”目标下中国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区域差异及关键路径识别

城市群是中国区域经济与绿色发展的主要承载形式,其战略地位与日俱增,在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下研究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是探索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演化机理,借助2010—2019年三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相关系数矩阵法、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度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协同度;结合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引力模型等方法分析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区域差异及空间联系强度;并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关键路径进行识别。结果表明：①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有序度呈显著增长趋势;而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协同度水平较低,系统处于不稳定、不协调的状态。②京津冀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度内部差异逐步减小,长三角内部差异基本保持稳定,珠三角内部差异波动较大。③京津冀和珠三角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协同度的网络密度和网络结构的复杂程度高于长三角,空间联系强度等级较高。为此,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可以从政策、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通过做好顶层设计、转型升级、合作拓展等路径予以推进。     

房地产市场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耦合协调性研究——以呼包鄂城市群为例

利用2008年—2017年呼包鄂城市群的数据,构建房地产市场繁荣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大系统,利用熵值法对数据进行计算整理,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房地产市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水平进行评价。实证结果表明,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与社会经济建设的耦合协调程度不断提高,基本实现城市群整体的协调发展。但区域内部各城市仍然存在协调程度不一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加大宏观调控、对房地产市场实施房地产开发市场准入原则、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等相应对策建议。     

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时空格局研究——以呼包鄂榆城市群为例

利用2001—2020年统计年鉴数据分别构建城镇化与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呼包鄂榆城市群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2001—2020年呼包鄂榆城市群城镇化整体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2010、2020年各城市城镇化指数差异显著，其中，经济城镇化子系统对其影响最大，城镇化水平呈现“东西高、南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2001—2020年呼包鄂榆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呈上升趋势，其中，区域经济增长对其影响最大，在空间分布上由“低值均衡”向“北高南低”发展。     

城市群内部协同的圈层分化问题研究——基于“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分析

本文将湖南省3+5环长株潭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引力模型,定量分析2007—2016年间城市群内部互动关系的演变,观察环长株潭城市群内部经济协同发展的强度。结果表明:核心圈层的长株潭三市协同度逐年上升,但是,湘潭与长沙、株洲的引力差距在加大。在圈层结构上,长沙、株洲和湘潭作为环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层,三者之间的经济引力强度明显高于外围五座城市。促进环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协同发展,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跨域调整,并实施激励与约束并举的政绩考核机制来解决圈层分化问题。并且,以长沙市为核心,提升城市群核心层对外围层的辐射影响力。同时,外围五座城市需要建立政府合作机制加强互动,提升城市群的整体经济协同度。     

浅析人民银行包头市支行支付清算体系的建设情况

建设安全高效的支付清算系统,对于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人民银行包头市中心支行积极推进支付清算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初步建立了快速、高效、安全的区域性支付清算系统,目前包头市的支付清算体系主要涉及全国电子联行系统、中央银行会计核算系统、国库内部往来系统、同城实时清算系统、呼包鄂三地票据通用等方面,现有的支付体系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水平和效率,促进了包头市经济、金融的发展。     

呼包鄂榆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关系研究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使用交互胁迫模型对2002年～2016年间呼包鄂榆城市群4个城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关系进行测度与实证分析。研究表明:2002年～2016年呼包鄂榆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生态环境发展改变波动较为突出;呼包鄂榆城市群的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二者之间有着交互胁迫的关系,且演变轨迹符合双指数曲线。     

鄂尔多斯市新型城镇化的SWOT分析及路径选择——基于“呼包鄂榆”城市群规划

鄂尔多斯市是"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规划中的重要节点城市,"呼包鄂榆"城市群战略发展规划将对正在进行的鄂尔多斯市新型城镇化建设产生重要影响。运用SWOT分析法系统阐述在"呼包鄂榆"城市群规划背景下鄂尔多斯市新型城镇化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并提出鄂尔多斯市新型城镇化建设从建立产业支撑、统筹城乡发展、实施科技创新3个方面融入"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的路径选择,对鄂尔多斯市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社会网络分析

对城市间经济关系的准确判断和度量能了解区域经济结构,对区域经济结构的深度分析能了解区域的一体化状况.本文借鉴引力模型思想,修正后计算出长三角城市群16个中心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值,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目前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并不高,但有向一体化发展的趋势.     

“呼包鄂”城市群产业结构趋同研究

"呼包鄂"城市群产业结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为研究3个地区间的三次产业结构趋同问题,运用区位基尼系数法测算了三大产业内部的集聚情况,发现"呼包鄂"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问题突出,第二产业在包头市和鄂尔多斯市分布较为集中。基于此,提出了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对策。     

区域一体化促进了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准自然实验

在我国经济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承载形式,如何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促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区域经济研究的热点。本文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这一区域合作机制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法建立实证模型考察区域一体化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对其异质性和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表明：区域一体化提高了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稳健性检验同样支持这一结论。异质性检验表明,区域一体化促进了长三角原位城市和新进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原位城市要大于新进城市。机制检验表明,区域一体化可以通过市场整合机制、产业结构升级机制促进整体城市、原位城市和新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但经济联系机制的作用则存在区域差异性。     

城市群规划引导下的政府合作与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以11个城市群规划的颁布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从创新视角考察城市群的经济效应。结果显示：（1）城市群规划的实施对城市群的区域创新活动具有正向推动作用。（2）原先集群程度和一体化程度越高、内部技术水平越接近的城市群收益越大;相比较大城市和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和规模越小的城市在城市群规划实施后创新活动的增长更明显。（3）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在于城市群规划能够引导地方政府积极合作,打破物理边界,寻求区域创新合作,促进内部一体化程度加深。     

[2015年第2期] 科学选择与分级培育适应新常态发展的中国城市群

城市群是高度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城市群体, 经历了从城市到都市区、 再到都市圈、再到城市群、最后到大都市带的 4 次扩展过程。 中国城市群是世界 经济重心转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主阵地,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也是我国 当前与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 但我国城市群在选择 与培育过程中存在着“滥圈滥划、扩容贪大、拔苗助长、无中生有、拼凑成群”等一 系列亟待解决的“城市群病”, 具体表现为： 城市群的战略地位被过分夸大高估, 出现了新型城镇化的“唯群论”;城市群的空间范围一扩再扩,违背了国家建设城 市群的基本初衷;城市群选择过多地依靠主观意志拼凑成群,脱离了发育的最基 本标准; 城市群的选择培育过多迁就了地方利益, 影响到了国家战略安全大局; 城市群成为雾霾等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激化的敏感区和“问题区 ”。 针对这些问 题, 建议按照科学标准和客观规律, 科学选择并循序渐进地培育城市群, 科学认 识和理解城市群形成、发育的客观标准与自然规律;正确区分城市群与城镇群的 本质区别,避免在政府文件和学术研究中将二者混为一谈;科学培育和分级建设 大、中、小梯度发展的城市群, 分层次建设好 5 个国家级的大城市群、9 个区域性 的中等城市群和 6 个地区性的小城市群; 编制好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城 市群总体规划;创新城市群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与公共财政储备机制;发挥市场 机制在城市群发育中的主体作用 ,建设市场主导型城市群,引导城市群顺应经济 发展的新常态健康稳定发展。     

中原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中原城市群2007年—2018年空间结构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整体经济联系强度逐渐增强,经济联系网络逐渐复杂化;郑州集聚资源能力逐渐增强,辐射周边城市作用较弱;新乡、开封、周口、菏泽在联系网络中承担中介"桥梁"作用;子群个数稳定,内部结构变化显著;QAP实证分析显示交通技术创新...     

北部湾城市群科技服务业空间分工及对外功能测度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采用产值密度、专业化指数、相对专业化指数和城市流强度等指标,对2012—2017年北部湾城市群科技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及其对外功能等进行测度。实证研究发现:(1)北部湾城市群科技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处于偏低状态,其中广东城市的空间集聚提高程度明显快于广西和海南的城市;(2)专业化集聚水平提高态势初步呈现,且在一定程度下产值密度较大的城市专业化水平未必较高,产值密度较小的城市专业化水平反而较高;(3)细分优势行业集聚表现为差异化态势,且外向功能差异较大,其中广西和广东的城市集聚优势明显,海南的城市集聚程度较低;(4)根据城市科技服务业对外功能总量和城市流强度大小,可将北部湾城市群划分为中心城市、受中心城市辐射较强及与其关联较为紧密的城市、中小城市等3个层次。最后,提出着力提高科技服务业优势行业集聚水平、充分利用中心城市辐射功能、加强与珠三角城市经济联系以及加强城市间经济联系网络构建等,促进北部湾城市群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政策建议。     

科学选择与分级培育适应新常态发展的中国城市群

城市群是高度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城市群体,经历了从城市到都市区、再到都市圈、再到城市群、最后到大都市带的4次扩展过程。中国城市群是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主阵地,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也是我国当前与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但我国城市群在选择与培育过程中存在着"滥圈滥划、扩容贪大、拔苗助长、无中生有、拼凑成群"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城市群病",具体表现为:城市群的战略地位被过分夸大高估,出现了新型城镇化的"唯群论";城市群的空间范围一扩再扩,违背了国家建设城市群的基本初衷;城市群选择过多地依靠主观意志拼凑成群,脱离了发育的最基本标准;城市群的选择培育过多迁就了地方利益,影响到了国家战略安全大局;城市群成为雾霾等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激化的敏感区和"问题区"。针对这些问题,建议按照科学标准和客观规律,科学选择并循序渐进地培育城市群,科学认识和理解城市群形成、发育的客观标准与自然规律;正确区分城市群与城镇群的本质区别,避免在政府文件和学术研究中将二者混为一谈;科学培育和分级建设大、中、小梯度发展的城市群,分层次建设好5个国家级的大城市群、9个区域性的中等城市群和6个地区性的小城市群;编制好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城市群总体规划;创新城市群发展的公共财政制度与公共财政储备机制;发挥市场机制在城市群发育中的主体作用,建设市场主导型城市群,引导城市群顺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城市群碳竞争力动态评价研究

城市以集群的形式参与竞争已逐渐成为一种主流,城市集群而形成的城市群碳竞争力也将成为城市碳竞争力的集中展示。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和呼包鄂城市群等4个城市群2007—2011年的碳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呼包鄂城市群碳竞争力最强、武汉城市圈最弱,城市群的碳竞争力并不存在东中西部城市群依次变强或变弱的分布特点,各城市群在发展碳竞争力上各有优劣势。就此对我国城市群碳竞争力的提升提出可行性建议。     

我国城市群形成中的区域非一体化现象及其解决途径

城市群的形成过程实质是区域实现一体化的过程。但是我国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区域非一体化现象,制约着城市群效应的发挥。本文总结了我国当前城市群形成过程中的四类区域非一体化现象,即城市群形成过程中的发展规划与实际水平的非一体化、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非一体化、经济发展与制度的非一体化、经济功能区与行政功能区的非一体化。在此基础上,从共同市场建立、产业空间演化、制度变迁三个方面分别提出了相关的解决途径和具体对策。     

标准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空间关联：长三角的实证

标准是重要的软联通形式。立足标准合作实现城市间联动，是促进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路径。以长三角2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联合制定标准数量和经济联系强度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2016—2020年标准合作网络和经济一体化网络，揭示其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及城市角色的演变规律，并运用二次指派程序（QAP）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探讨长三角区域内两者空间协同演进关系。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标准合作和经济联系拥有大致相同的空间分布特征，城市间地理区隔被突破，大范围共享融合得以实现，但经济一体化领先于标准合作；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出空间分异状态，网络东密西疏，中心城市以自身优势展示出较强的辐射溢出能力，核心—边缘结构显著。QAP检验显示空间中标准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存在正相关性，格兰杰检验进一步验证两者彼此促进，互为因果。研究发现验证了标准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互促关系，拓展了标准治理研究，也启发政策层面以标准合作牵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