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58年新民歌运动现象的思考

1958年新民歌运动是在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形成的,一方面解决了当时的文学荒芜,一方面为后来的文学指明了政治方向。新民歌现象不仅展示了诗歌发展史上的怪胎,更能使我们感觉到民族行进途中的阵痛。     

新民歌运动中的文艺界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展的新民歌运动,文艺界也参与其中。从收集、整理民歌,协助各地出版民歌集,到研究、赞美民歌的艺术价值,展开关于民歌创作手法和诗歌发展道路的两次大讨论,再到参与新民歌的创作、发表许多“民歌体”的作品,文艺界在这场诗歌运动中偏离了健康的轨道。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实现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新民歌运动”的五大流弊

新民歌运动中虽然也产生了较为优秀的作品,但总的来看,其创作是糟粕远大于精华、劣品远多于精品,存在着五大流弊。这些流弊不仅影响着新民歌自身,而且对当代诗歌乃至整个当代艺创作都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重读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

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重大的教育变革,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深深根植于社会系络之中,受制于既有制度基础的深刻影响.依据宏大叙事与微观史实的教育政策制度分析构成了重新解读的重要特征.其中宏观层面三种文化冲突的整体背景,中观层面的地方教育权力诉求,微观层面受教育者的现实需求和基层高校管理者的行为动机与方式构成了重新解读这次变革的基本维度.     

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的国际因素分析

本文从国际因素的视角分析了毛泽东选择在 195 8年发动“大跃进”的原因。认为 ,195 6年的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大大分散了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注意力 ,使他在随后的两年 ,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来维护斯大林的历史地位 ,探索中国的建设道路 ,并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随着这些问题的初步解决以及他在 195 7年对国际形势的乐观判断 ,毛泽东才得以集中精力 ,最终决定在 195 8年发动“大跃进”。     

新诗形式的变动与历史分析——以1958年“新民歌运动”为例

新诗的形式问题历来是新诗研究的＂关节点＂,同时,也是常常会引起论争的焦点之一。本文选择发生于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充分联系新诗发展的历史,并最终以＂政治文化＂的视角看待这一关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变动,进而反思历史,得出结论。     

再析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五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求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状况的愿望。但它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论新民歌运动的现实语境及其乌托邦想象

新民歌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在充满微观政治学的现代性空间中展开的全民文艺运动,符合了当时群众集体造势的倾向与诉求,并得以在特定的现实语境和场所中催生和构建起来。然而,新民歌运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推行主要传达的是由期待、豪迈和尽情释放的表达欲望交织在一起的浪漫主义,本质上带上了极具主观色彩的乌托邦想象,这为这场运动最终偃旗息鼓埋下了伏笔。     

试析新民歌的改编手法及特征

伴随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变迁,音乐也愈发受到人们的欢迎。人们在长时间接触音乐后,其对音乐的理解与审美观念也在不断发生改变,这使得音乐的创造风格和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音乐形式,新民歌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人对于音乐的需求。     

浅析1958年兰州市除七害讲卫生运动

1958年,兰州市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除＂七害＂讲卫生运动。这场运动在减少和消灭疾病、破除封建迷信、增加积肥、促进农业生产及带动各项卫生事业快速发展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学术、文艺与政治的分殊——北大歌谣运动与大跃进新民歌运动“民间”取向之比较

“五四”时期的北大歌谣运动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都是以民间歌谣的征集、创作为主要内容和方式的民间文学活动。但二者虽然都取面向民间之姿态,却各有倚重。发生于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北大歌谣运动旨在文艺创作思想的革新和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开创;而发生于当代共和国历史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则旨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诉求。因此二者在对“民间”的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分殊,表征了不同时代语境的文化、政治内涵。     

论政治权威导向的新民歌运动特征

1958年的民歌运动,是一场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更是一场文学的“大跃进”,它积极应和当时甚嚣尘上的政治“大跃进”和经济“大跃进”,致使整个社会充溢着一种浪漫浮躁的诗情。它是政治权威话语的产物,其发生的原因与外部的权威导向密切相关。其创作者的民间身份（立场）显然被质疑并被消解。新民歌运动的形成其实就是集体主义膨胀的一个文学结果。     

浅析1958年兰州市除“七害”讲卫生运动

1958年,兰州市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除＂七害＂讲卫生运动。这场运动在减少和消灭疾病、破除封建迷信、增加积肥、促进农业生产及带动各项卫生事业快速发展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从“大跃进”新民歌创作的时代背景反观汉赋的文化影响

从汉大赋和"大跃进"新民歌产生的时代背景,特别是执政者的倡导所产生的导向性作用切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互动性影响的某些规律。即,当全社会对文学变革的要求和期待与执政者的倡导达到高度一致的时候,就呈现出社会政治对文学特殊形态的促进作用。但文学不是社会政治传声筒的本质规律,又决定了这种特殊文学形态或在变革中创新形态,或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命运。从"大跃进"新民歌的深刻历史渊源,折射出汉赋文化的当代影响。     

1957—1958年的“红专”大辩论

1957年底至1958年初的“红专”大辩论，表面上轰轰烈烈，声势很大；但实际上，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辩论中采取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这非但没有正确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反而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影响了真正“又红又专”人才的培养。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吸取。     

论"大跃进"新民歌的神话因素

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新民歌内在地隐含着诸多神话因素，具体体现在：二者都受到外界力量压力的潜意识的影响；都把自然界作为现照的主要对象；都体现出创作者主体性与复杂性相统一的特点；在创作主体思维这一深层心理因素上也具有相似性；创作者都表现出“集体无意识”。     

1957-1958年的"红专"大辩论

1957年底至1958年初的"红专"大辩论,表面上轰轰烈烈,声势很大;但实际上,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辩论中采取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这非但没有正确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反而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影响了真正"又红又专"人才的培养.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吸取.     

1957—1958年的“红专”大辩论

1957 年底至 1958 年初的“红专”大辩论,表面上轰轰烈烈,声势很大;但实际上,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辩论中采取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这非但没有正确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反而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影响了真正“又红又专”人才的培养。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吸取。     

大跃进民歌运动发生的主客观因素分析

大跃进民歌运动的发生不仅仅是主流意识形态单方面诉求的结果。民歌作为一种具有深层蕴含和多种功能的特殊文学样式,它的功能性因素同权力话语的时代要求实现的高度契合也是导致大跃进民歌运动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1958年前后主观主义盛行的原因及其危害

1958年我国出现了建设社会主义高潮，但是结果却是经济建设遭到破坏，主观主义的盛行是一大原因，它表现为夸大人的精神力量，张扬意志决定一切。1958年前后流行的一些观念，口号充分表现出主观主义的猖獗，从历史层面，社会根源和思想层面剖析主观主义盛行的原因，吸取历史的教训，防止指导思想中的主观主义倾向，将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