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原外交”与“斯特莱斯曼外交”的比较

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币原外交和德国的斯特莱斯曼外交是两国针对当时国际及国内形势而推行的外交政策。两者看似相同,实则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斯特莱斯曼外交旨在通过＂和平＂与＂和解＂的方式恢复德国的国际地位,而币原外交旨在通过＂协调＂和＂不干涉＂的方针维护和扩大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权益。     

赖肖尔与日本的“对话”外交

1959年,日本发生大规模反对美日签订新安保条约的斗争,美日关系进入冰点。肯尼迪上台后任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远东问题专家赖肖尔出任第四任驻日大使。赖肖尔任职期间通过"对话"外交,深入日本各界进行思想沟通,传播美式价值观,改善了日本国民的仇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日之间的矛盾。     

试论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特征

日本近代外交开始于1868年,这时幕籓体制崩溃,近代民族国家诞生,由此形成了新的外交主体。近代以来的日本外交,主要以＂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为中心,具体表现在＂改约外交＂和＂扩张外交＂两个方面。     

“以夷制夷”外交思想对《中俄密约》的影响

晚清,＂以夷制夷＂外交策略大致孕育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正式形成,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期间,晚清政府秉承＂以夷制夷＂外交思想,采取了＂联俄制日＂外交,即利用俄国和日本在华利益冲突,使之彼此制约,以达到抵制日本侵略,保护自己的目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联俄制日＂不仅没有达到＂制日＂的目的,反而为俄所用,同其签订了《中俄密约》,为俄国扩大在华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评抗战前期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双重态度

抗日战争前期（1937年7月至1941年6月），苏联对中国抗战持双重态度，即一方面援助中国抗战，一方面对侵略中国的日本又尽量级和关系。苏联对中国抗战的这一双重态度，是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为前提的，但在客观上也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1刃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七七事变”爆发后，苏联对日本的态度是：舆论上谴责日本侵略，但在外交上又极力缓和同日本的关系。该时期苏联缓和同日本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为避免影响苏日关系，将中苏关系发展水平限于互不侵犯条约程度上，使中苏关系难以向深层次发…     

试论苏联对联邦德国缓和外交的成因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际格局趋于多极化,苏美战略核均势出现,苏联迫于国内经济压力,调整了过去僵硬的、唯意志论的外交政策,奉行以＂和平共处＂为理念的缓和策略。苏联的＂缓和外交＂体系是以对美缓和为核心,对西欧缓和为突破口。随着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变化,特别是＂新东方政策＂的出台,苏联与联邦德国的缓和大步迈进,使得苏联缓和目标首先在欧洲大陆实现。     

论日本终止对华日元贷款的意图与影响

日本对华贷款开始于1979年,结束于2007年,在2000年时曾到达顶峰,此后逐年递减,最终走向终结。日本终止对华日元贷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日元贷款作为日本＂经援外交＂的一项最传统、最重要的措施,其终结从根本上体现了日本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同时,贷款的终结对于中日两国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唐才常联日外交思想简论

唐才常痛恨日本侵华行径,赞赏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他理性地思考了中国外交的可行政策,清醒地分析了列强之间在侵华问题上的矛盾冲突,提出联日外交主张,阐释联日外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强调联日只是缓解瓜分危机的权宜之计.     

清政府对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外交方略

1874年的日本侵台事件是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第一次武装侵犯。在这起事件中,清政府对日外交方略经历了抗议交涉、备战求和、外交谈判三个阶段,而贯穿其中的主线是清政府寄希望于通过谈判途径解决冲突的妥协态度。清政府的妥协让步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侵台事件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序幕,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及中日两国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建国初期中国现实主义外交战略选择

现实主义外交将国家利益置于核心地位,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就是现实主义外交。＂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和抗美援朝等外交实践表明,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战略选择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国家安全,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实质上也维护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     

浅析战后初期的日本皇室外交

战后初期,在美国主导下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然而,这与裕仁天皇的个人外交是密不可分的.为了日本的安全,裕仁天皇极力促进日本与美国的媾和,确立了安保体制的雏形.为了提高皇室权威,改善国际形象,明仁皇太子夫妇远赴欧美等国,缓和了紧张的国际关系.皇室外交在战后初期的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日本战略与中日关系

对政治大国的追求是以往日本的总体目标，但对国家全面的外交战略的研究和思考，是在小泉纯一郎执政的时候。2002年11月28日，日本提出了一份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将日本放在大的国际环境下进行分析，全面分析了当今国际形式的特点，提出了日本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进入小泉时代，中日之间的矛盾成扩大趋势，这不仅影响日本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中国的发展。     

日本侵华战争中对宗教的利用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一年之间就侵占了半个中国。太平洋战争和大东亚战争激起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坚决反抗,特别是华北军民在敌后给其有力的打击,威胁着日寇在华北的统治。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日寇除进行政治压迫、军事进攻、外交讹诈外,还利用宗教进行欺骗宣传,奴化中国人民的思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本文就此问题略作探索。一日寇对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控制和利用是由日     

九一八事变期间中日关于直接交涉的外交斗争

从九一八事变前夕到1931年12月10日国际联盟通过派遣调查团的决议,中日双方在是否直接交涉和第三方是否介入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1931年10月8日日军轰炸锦州之前,中方同意在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有条件地直接交涉。此后,中方要求日本先撤兵,然后再举行谈判。由于坚持不懈的外交斗争,中国在多数情况下得到了国联的支持。表面看来,日本政府曾一度主张通过直接交涉解决“中日争端”,但日本关东军侵华步伐加快,日本关于直接交涉的外交活动,竟成为日军拒绝撤兵并继续侵略和占领中国东北全境的工具。     

朝鲜通信使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东亚历史中,朝鲜通信使不仅承担起＂传通讯问＂的外交使命,而且客观上同时充当了中日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他们通过与日本文人诗歌唱和、笔谈、书信等形式,间接地源源不断地向日本传播着中华文化。在闭关锁国的日本江户时期,中日文化直接对话交流的机会不多,朝鲜通信使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中日美三国体系框架下的日本新政权

鸠山由纪夫为首的日本新政府内外政策的核心已初露端倪。稳定并振兴国内低迷的经济状况、重组日本经济结构、恢复民众对政府和未来的信心是新政府对内的重要任务。外交方面,如何处理好与中美这两个对日本至关重要的大国间的关系是对新政府外交能力的考验。日美间就日本在印度洋对美供油问题上的若即若离显示了日本既想改变传统的美日同盟关系中＂大带小,小服大＂的不平等局面,又难以真正脱离美国实现自身目的的尴尬局面;对华关系方面,鸠山政府大力推广的＂低碳革命＂理念不仅是出于自身经济结构重组的需要,更有借此争取在中日关系上更有利地位的政治动机。而在与中国保持更为紧密经贸关系的同时,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领土等一系列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鸠山政府同样需要做好功课。无论鸠山政府对美和对华政策有何新意,都体现了一直以来日本追求其＂普通国家＂地位和政治大国的诉求。     

论新形势下中国的文化外交工作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外文化交往的历史久远。新中国的文化外交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以和为贵＂的外交伦理。以中国年和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热＂体现了中国国家形象,是当代中国文化外交的标志性活动。加强国家文化软权力建设,倡导和谐世界理念,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外交,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     

2006:国际安全与中国外交

2006年国际安全形势呈现总体和平、稳定与缓和的局面,双边特别是多边安全对话十分活跃,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取得进展,但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局部战乱、动荡和紧张有所加剧。2006年是中国外交的丰收年,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布局趋于“均衡、有序、务实”,进一步展现了中国外交的成熟。     

"周恩来与新中国对日外交"研究综述

近年来,周恩来外交思想研究有很大进展.这些研究成果中有许多是专门论述周恩来与新中国对日外交的.日本的政治学界和历史学界重视周恩来研究,大多是对周恩来处理中日外交关系的态度的颂扬."周恩来与新中国对日外交"这一课题的研究,需要全方位,多层次展开,进一步丰富研究的内容.     

近年来日本外交战略的三个重大变化

日本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推行重点外交,放弃自主外交,把自己又一次绑在美国的战车之上,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同时,还欲“借鸡生蛋”、“借船出海”,由于日美同盟把矛头指向中国等,损害了中日关系,在外交战略上日本推着独轮车走上了独木桥。日本加快了脱欧返亚的步伐,推行回归外交,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谋求地区霸权。日本还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推行军事外交,不断派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扩大同周边国家的军事交流,以军事手段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与其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