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投资与经济增长

本文阐述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通过储蓄与投资而建立的联系。当产出分配给自然资源拥有者的比例增加时。对资本的需求将减少,这导致实际利息率和经济增长速度降低。此外分析表明私人最优储蓄增长率和社会最优储蓄增长率之间的差异随着自然资本的比例增加而增加。研究表明,自然资本通常既挤出物资资本又挤出人力资本。从而妨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可能间接通过延缓金融体制的发展而妨碍投资和储蓄。     

环境资源约束下基于Solow模型的绿色消费路径研究

针对传统消费造成的资源过度消耗与环境严重退化的现象,基于扩展的Solow模型框架,引入环境资源存量约束与绿色消费变量,建立了环境资源约束下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绿色消费路径模型,运用最优控制理论得到了均衡状态下最优消费路径的解析解,对不同影响因素变动下最优的绿色消费路径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1)不同的绿色消费初值影响着消费模式绿色化的速度,但无法实现完全绿色化,两种消费模式之间会最终达到均衡状态;(2)环境资源承载力较高的条件下有利于消费模式的绿色化,但也刺激了传统消费更快速度的增长,从而会降低整体消费的绿色程度;(3)高资本弹性和高环境自净力均不利于消费模式的绿色化。     

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测度的计量模型研究

本文在传统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基于科技投入→科技成果→经济增长的全新路径,测度科技成果转化水平。通过面板数据模型,首先测算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γ),接着分别估算科技投入对科技成果的弹性(σ)和科技成果对经济增长的弹性(η),最终得出科技成果转化水平(σ·η/γ)。实证结果表明,科技投入对科技成果的贡献较大,但科技成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不高,从而导致了我国整体的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偏低。我国政府在增加科技投入总量、优化科技投入结构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水平。     

环境污染约束条件下经济可持续发展内生增长模型

本文将污染引入生产函数,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基于Rom er模型,构建了一个带有环境污染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首先,通过求解动态最优化问题,推导出模型平衡增长路径的最优经济增长率,进而分析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条件,接着,讨论了各经济、环境参数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效应,并进行经济学解释。最后是综合结论与政策建议。     

能源约束、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通过构建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研发部门以及能源生产部门的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证明了稳态经济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增长率和能源增长率的加权和,只要经济发展中有足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就可以克服能源的短缺,保持经济的可持续最优增长。采用我国2004-2011年30个省市的相关面板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计量回归分析,估计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研究表明,我国研发资本的产出效率低下,应该更加重视研发资本产出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一味地强化研发资本投入量的增加。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都为正数,且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小于能源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这说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更多地要依靠能源消费的增长。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本文的相关政策建议。     

绿色发展下长三角地区水-能源-粮食-生态系统仿真和优化研究

通过构建绿色发展下水-能源-粮食-生态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不同经济发展情景下长三角地区2020—2035年资源供需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并设置优化路径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以保障经济可持续和绿色增长为目标,长三角地区经济应保持中速增长。(2)长三角地区资源供需指数逐年递减,水资源和粮食基本保持供需平衡;能源供需不平衡是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且随经济发展愈发严峻;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向好。(3)资源节约和科技创新是平衡资源供需的重要路径,环境保护路径对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作用最优,协调发展路径对资源供需和生态环境的调节作用明显优于其他四条路径,且推动水-能源-粮食-生态呈稳中向好态势。     

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信息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为研究信息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虑到信息化、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根据我国31省市的截面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测度了我国信息化与经济发展规模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资本的产出弹性最大,信息化弹性次之,劳动力弹性最小;经济增长、职工工资、教育投入对信息化具有较大的贡献;我国的经济增长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应用联立方程模型,较准确地仿真信息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科学技术耦合路径探析

为探究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在不同耦合路径下的差异,理论上将科学与技术耦合路径划分为六类,并在内生化科学、引入创新服务部门和人力资本开发部门基础上扩展Romer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对扩展模型进行均衡增长路径分析,得到耦合路径与经济增长间的两类关系。以我国为研究对象对这两类关系的数值模拟检验结果表明：科学强势良性路径可在短期内快速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率,科技中立良性路径则更有利于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科技中立路径下耦合成本率的减小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科学强势路径下耦合成本率的减小有可能抑制经济增长。由此提出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中转变政府职能的政策建议。     

基于微观角度的我国经济敛散性的研究

本文基于索洛模型（Solow）,通过微观方法研究我国经济增长收敛性问题。运用泰勒展开的方法得到了资本收敛速度和劳均产出的收敛速度。并运用微观经济学进行分析解释。同时我们推倒出我国经济增长的收敛路径,并通过对收敛路径的分析,得到资本增长和技术增长与经济敛散性的相关关系。     

国际性技术外溢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仿真研究

国际性技术外溢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技术知识来源,然而现有研究缺乏基于系统仿真的政策研究。基于国际性技术外溢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产出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双路径传导作用机理,本文构建了相应的政策系统仿真模型,动态模拟了R&D强度和教育经费投入强度等政策变量对经济产出及其增长率的影响。政策模拟结果显示:(1)R&D强度和教育经费投入强度显著促进了GDP及其增长,且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现象;(2)较之教育经费投入强度,经济产出及其增长对R&D强度的变动更为敏感;(3)提高中国对国外外溢的技术知识的吸收能力,能够明显地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本研究结论对中国有效整合国内外创新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科学技术耦合路径探析

为探究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在不同耦合路径下的差异，理论上将科学与技术耦合路径划分为六类，并在内生化科学、引入创新服务部门和人力资本开发部门基础上扩展Romer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对扩展模型进行均衡增长路径分析，得到耦合路径与经济增长间的两类关系。以我国为研究对象对这两类关系的数值模拟检验结果表明：科学强势良性路径可在短期内快速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率，科技中立良性路径则更有利于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科技中立路径下耦合成本率的减小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科学强势路径下耦合成本率的减小有可能抑制经济增长。由此提出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中转变政府职能的政策建议。     

DSGE模型下碳税政策与厂商技术冲击的动态效应研究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构建包含经济与环境两系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碳税政策冲击、清洁型厂商技术冲击与污染型厂商技术冲击对宏观经济与环境质量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上述3种冲击均能实现社会总产出水平提高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厂商技术冲击对除自身以外的厂商产出存在抑制作用,且污染型厂商技术冲击对污染型厂商产出的促进作用大于清洁型厂商技术冲击对清洁型厂商产出的促进作用;投资对3种冲击的响应程度均大于消费的响应程度,这说明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途径.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分析——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从多因素共生角度出发,将Solow模型中的资本进行分解,即交通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其他基础设施资本投入、非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利用1978—2009年的各种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情况的年度数据,构建反映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把其他基础设施资本投入、非基础设施资本投入纳入研究框架与模型中,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变动趋势比经济增长更加敏感,并受经济增长的影响远远大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其他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和非基础设施资本投入相比,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年增加并持久。因此,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相对中国经济增长乃至整个经济系统来讲应视为内生变量。     

政府科研投资的经济效果研究——基于SciBud-CGE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政府科研资本投入数据的离析及建立的相关模块,作为政府研发资本存量增长的分析基础,引入SciBud-CGE模型仿真政府研发投资的冲击效果.实证结果显示,政府科研投资对经济增长率存在短中期不同的正面效果,尤以第2至第4年的递延效果最为明显,长期状态之下,冲击则逐步消失,回归均衡;政府研发投资除了带动科技相关产业增长外,亦排挤初级产业的产出;长期之下,虽对出口和实际工资有正面影响,但会引发轻微失业问题,并伴随一定通胀现象.     

金融发展、环境污染与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在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下,将环境污染约束以及金融发展引入到增长模型中。根据动态最优均衡分析,推算出理论模型的Hamilton函数、欧拉方程以及各个变量的稳态增长率。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且,金融发展作为增长模型的外生因素,能够通过投资规模的增大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技术创新效率,从而提高经济的稳态增长率,降低最终产品的污染排放强度,增强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保证经济沿着最优的可持续增长路径发展。     

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测度：一种新的视角

从索洛剩余模型出发,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对商品价值进行分解,其目的在于推导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然后使用中国1978-2011年期间投入-产出要素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三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论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高,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波动较大,物质资本的贡献率较为稳定。因此,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决策层应当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中国工业生产率区域差异的R&D因素研究

中国工业生产率区域差异持续扩大,导致区域经济难以均衡增长。在此背景下,估算了中国31个省市的工业生产率偏移的资本产出差异项和劳动产出差异项,发现各省市的工业技术特征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分别使用似不相关估计(SUR)和空间面板的空间滞后模型(SLM)以及空间误差模型(SEM),检验了我国RD投入对工业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RD投入更容易引致资本深化的劳动偏向型技术创新,劳动资源丰富的地区不能通过RD投入取得竞争优势;而资本市场发达的地区从RD投入中更容易获得技术优势。     

研发资本累积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检验(1996-2004)

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PIM）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并利用扩展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对高技术产业研发资本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研发资本产出弹性的行业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表明：研发资本累积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贡献，其贡献水平有提高趋势。就细分行业而言，通讯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制造业和电子类制造业的研发资本产出弹性相对较高。     

内生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测算研究

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在于将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率视为内生因素决定 ,着重剖析决定内生技术进步的因素和作用机制 ,然而该理论的复杂和抽象 ,却使人们对其现实的应用望而却步。为此 ,论文主要分析和探讨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两个主要模型 ,产品品种增加模型和产品质量升级模型在生产率测算中的应用 ,特别是分析了两个模型的生产函数和生产率测算公式。两种模型都揭示出经济中的研究与开发 (R&D)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 ,并为政府有关R&D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启示。文章还认为 ,在测算TFP增长率时 ,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的测算方式互为补充。     

中国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通过用时间序列动态均衡关系分析方法,对我国1985~2002年的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与因果关系检验,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揭示了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