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经学考述

清代四川经学可以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清初四川经学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宋明之学的延续,经学方面很少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中期四川经学有所复兴,但只有到晚清五十年,四川经学才异军突起。从整个清代来看,四川经学虽较江、浙、皖等学术文化大省逊色,但还是在曲折地向前发展。     

清代经学与宋玉研究

通过考察清代经学与宋玉研究之关系,发现清代经学的三个主要流派——古文派、今文派、兼综派,对宋玉研究都有影响,而以兼综派宋玉研究成就最杰出;然而就对后世影响而言,却是古文派最大。因此,当代宋玉研究要更深入分析古文经派漠视宋玉及作品的原因,尽力消除其不利影响,要扬弃今文经派的宋玉研究,剔除糟粕,取其精华,要重视兼综派的宋玉研究,努力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即应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宋玉经学研究路径,且今后不能以这条路为主。另一方面,必须大力加强宋玉作品的艺术研究,发掘其艺术创新的价值和意义,揭示其开拓新题材、新领域的贡献和影响,要重新认识"屈宋"并称的意义内涵,在文学史、艺术史、美学史上重新确立宋玉的地位。     

清代经学世家及其家学考略

以清代比较典型的经学世家为考略对象,列举了58个经学世家,从时空分布、内部构成、横向联系、家学内容、家学与学派的关系、家学与清代学术发展的关系诸方面予以简要分析,指出清代经学世家是清代经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方面,也是进一步加强清代经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     

武亿学术成就述论

武亿是乾嘉时期中州汉学的重要人物，在经学、金石学、方志学等领域造诣极高。他治学尊汉儒、重实用，以经术饰吏治，学风敦实。在治经方面，从研究经书句读起步，疏解经书义蕴；在金石研究上，注重以金石考证经史，正经史记载之讹，补经史记载之阙，同时又不盲信金石；在方志学方面，注重内容切实、考证精良、体例严谨、资料丰富、征录金石，对中原修志作出了重要贡献。武亿在中州地区理学盛行的情况下提倡汉学，成为乾嘉时期中州汉学第一人。     

王船山的经学成就及其理论特色

船山经学成就卓著。本文通过从清代学者对船山经学的认定，进一步论证了船山经学继承了张载的气本论，批判程朱的客观唯心论和陆王的主观唯心论，集百家之长以为己用，终于成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集大成者。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无论从经学家还是从经学著作方面观察,经济、文化发达的成都、重庆、资州都是前“三甲”;而就这三个地区的内部各县而言,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经学研究的风气,如酉阳州。虽然晚清四川经学出现了相当大的转机,但从总体上看,清代四川经学与江、浙、皖等省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四川僻处西部,学术信息不灵,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热点的传入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从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状况看。缺乏开一代新风的学术大师。     

汉代与清代经学研究特点之比较

汉学与清学两者同为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在学术研究特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毕竞事过境迁,又存在许多各自的特点。学者常把它们与宋学相对称。     

清代四库馆臣的辑佚成就

四库开馆期间的辑佚,是清代辑佚的重要时期。四库馆臣的辑佚实践揭开了清朝大规模辑佚活动的序幕,促进了清代辑佚活动的繁荣,对清代中后期的辑佚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针对有清一代四库馆臣辑佚之学的缘起、过程、成就与不足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探讨主要辑佚大家的辑佚思想、成就、方法等,可以更好地认识清代辑佚这一学术活动发展、繁兴的历程及其对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刘敞及其经学思想述论

刘敞是北宋中期经学变革思潮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从表面上看,他疑古惑经,但实质上是尊经崇道。他以义理解经,不拘传注,开创了宋代经学发展的新局面,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清代回族学者史学成就研究现状述略

清代回族学者史学成就的研究是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归纳了学界关于清代回族学者史学成就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清代回族学者宗教史成就研究,当代史、地方志编纂成就研究,科技文化史、中外交通史成就研究等。     

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经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两汉经学的反动。二者的不同表现在治经目的、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上:一为治世,一为治心;一讲究师法、家法,一偏向疑经、辨伪;一重训诂,一重义理。同是宋明理学,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又有分歧:朱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穷理的方法是“格物致知”;陆学认为“心即理”,只要“格心”便可知理,不必读经,更不必费心于经注和考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不仅极具宋学特征,而且典型地反映了陆九渊心学思想指导下的治经态度和方法。弄懂这句话的涵义,不仅有助于了解宋学特征,而且更有助于从本质上把握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内涵,从而对其做出恰当评价。     

汉代经学与藏书浅析

汉代经学与藏书相互促进，经学成为汉王朝政权统治的工具，并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经学治世与藏书文化，对经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乾隆朝“保举经学”考述

制科是皇帝临时下诏设置的考试科目,乾隆朝开设“保举经学”制科,是在乾隆帝特别尊崇和重视研习儒家经典的历史背景下举行的。保举经学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实际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此科取中者仅4人,均是明经行修之士,名实相符,众望所归。它虽只举行了一次,但对清代学风的转变和国史馆修史中“儒林传”的确立,有很直接的作用。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发展的错综复杂性

无论从思想还是从学术层面而言,儒学在魏晋仍然具有无可置辩的话语霸权,因此儒家诗学也毫无疑问成为影响魏晋诗学的主要元素。汉儒关于诗歌美刺的社会功能、比兴讽谏的艺术特征、情志合一的生成理论、崇尚雅颂的审美蕲向都对魏晋诗学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随着儒学的式微、玄学的勃兴、佛教本土化的完成,逐步形成了魏晋儒玄释三家并峙的文化格局,从而使经学与诗学的发展也具有不平衡性,或经学衰微,以儒学为底色的诗学比较兴盛;或经学繁荣,而以儒学为底色的诗学又处于退隐状态。只有西晋初期经学与诗学的发展呈现出相对的同步性。     

宋代儒家经书版本的文本类型

从今存宋代儒家经书版本实物看,宋代经书版本的文本类型,大体可分为白文本、经注本、单疏本、注疏合刻本四类,其中经注本又可划分为单经注本、经注附释文本及重言重意本三类;注疏合刻本又可分为不附释文注疏合刻本与附释文注疏合刻本两类。     

论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自汉武帝"春秋大一统"后,儒家经典开始在最大范围内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典。或为立功受禄,或为立德立言,总之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对象的统一的经学。然而由于社会政治需要和治学方法的不同,经学截然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今古文经学,并在以后的几百年岁月里不断因为政治利禄或道统因素发生激烈争斗,最后以东汉末的今古文经学之融合暂告一段落。通过对经学在两汉的四次纷争,尤其是在东汉的三次纷争的梳理,勾勒出经学在两汉的发展轨迹,进而分析东汉末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根本缘由。     

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

西汉经走向朝廷与帝王重视儒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初承袭秦法,执行“以吏为师”的思想路线。到汉武帝时,儒学战胜于朝廷,开始显露出“以师为吏”的政治端倪。经学是汉代的帝王之学,以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分界线,经学显示朝廷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帝王从经师受业自惠帝开始,武帝以后,经学成为官学,经师与帝王的关系空前密切。是时,经师任太子太傅或太子少傅为常职,昭帝时蔡义以人主师拜相,开西汉人主师为相的先例,此后,人主师为相遂成惯例。尊重经师,以经治国是西汉武帝以后政治的基本特点。     

略论清代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教育

清代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教育较之前代,在广度和深度上更为进步,按照其推行的力量由外而内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基于民族外部力量与外部文化的社会教育、基于不同民族间长期文化交流而出现的社会教育、基于民族内部力量与民族文化的社会教育,在客观上达到了国家统一、消除民族分裂、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具有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