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乌托邦的解构——《伤逝》中子君悲剧探源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一篇描写青年人恋爱婚姻生活的小说。作品描写了"五四"时期一对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其中的女性形象子君成为这一时期新女性形象的代表。然而,由于自身被封建主义精神奴役的心理积淀和男权社会的迫害,她们内心向往的女性解放陷入了乌托邦式的境地,美好的爱情乌托邦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最终以子君为代表的知识女性依然挣扎在爱情的泥淖中无法自拔。     

《纳尼亚传奇》——乌托邦的重构

C.S.刘易斯在20世纪以奇幻文学形式创作了《纳尼亚传奇》。纳尼亚系列包括七本书,期中在1956年出版的《最后一战》被授予了英国儿童最高荣誉奖,卡内基奖。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供娱乐的儿童文学作品,而且还包含了深刻的社会意义。《纳尼亚传奇》的魅力之处在于作者以奇幻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作者重建一个田园式的,乌托邦社会的意图。本论文以托尔金的第二世界理论为基础,结合二十世纪社会的背景及反乌托邦文学,通过对奇幻的纳尼亚世界的介绍来彻底研究《纳尼亚传奇》,从而挖掘作者寄予幻想中的重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的愿望。     

现代性论域中的乌托邦重构

人和社会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总是需要不断地被批判和超越,“解放”因此成为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在现代性的谋划中,理性在“人的解放”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既是推动人走向解放的动力,又是衡量人的解放程度的标志。然而,现代性和启蒙理性为人寻找新的价值归宿的企图没有奏效,启蒙创造的工具理性乌托邦破灭了。对现代性的“解放逻辑”及其内在悖论进行深入的反思,成为当代最为重大的课题之一。作为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乌托邦被置于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上。重建一种合理的乌托邦理论,成为超越启蒙以来的现代性的可能性选择。     

西方乌托邦文学的起源与嬗变

广义而言,西方乌托邦主义是人们对异于现实的生活方式的幻想。最初,它是对美好之地或美好共同生活的幻想,但在托马斯·莫尔之后,其否定和消极的内涵被不断挖掘。以西方乌托邦主义发展脉络为基础,结合各历史时期西方乌托邦文学的文本表现,西方乌托邦文学史可被划分为古典乌托邦文学时期(1516年以前)、近代乌托邦文学时期(1516—1887年)、现代乌托邦文学时期(1888—1944年)和当代乌托邦文学时期(1945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在后两个发展阶段,西方乌托邦文学显示出清晰和强劲的敌托邦转向。     

美丽新世界的悖论——源于历史主义的乌托邦主义批判

乌托邦主义者从建立理想王国的良好愿望出发,结果却导致人间灾难。乌托邦主义源自历史主义,从历史主义的内涵、根源及其哲学传统入手,对乌托邦主义所造成的危害进行反思,并从六个方面对其进行了理性的批判。     

《看不见的人》中的暴力书写与团结乌托邦

暴力是非裔美国作家埃里森小说的重要主题。埃里森的代表作《看不见的人》讲述了一位无名黑人青年在白人主宰的社会中追寻身份认同但求而不得的历程,故事中多处出现了有关暴力的意象、场景和事件。根据约翰·加尔通的暴力理论,《看不见的人》涉及直接的身体暴力、种族界限引发的结构暴力和种族歧视导致的文化暴力。暴力作为不可调和冲突的恶果,成了无名黑人青年对抗种族歧视和寻求身份从边缘“看不见”到中心“被看见”的方式。埃里森对暴力的多维度描写展现了其反思暴力和呼唤团结的伦理诉求,有助于引导读者用同情和友爱去对待他者,正视暴力之下团结成为乌托邦的必然性,为构建和谐社会共同体带来启示。     

疲惫的布鲁斯——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看兰斯顿·休斯的诗歌

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角度,简析兰斯顿·休斯的诗歌作品。休斯的诗歌描写美国黑人的生活状态,抨击种族歧视。他的作品超越了简单的种族对立,深入探索美国黑人的种族身份问题,提倡种族平等和多元文化共生。     

无生主义:章太炎的真如心乌托邦

通常总是认为章太炎的无生主义是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观点并不全面,甚至未必正确。章氏的无生主义其实是现代乌托邦的一种表现形态。由于一元论时间观的渗入以及旨在解决现代中国的处境问题,所以它不可避免的带上了现代性的色彩。此真如心乌托邦在章氏独创的真如哲学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它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同时,章氏认为经过民族主义的阶段以及采取心灵修养的方式能够达到此乌托邦。     

从中国乌托邦到空想社会主义——西欧现代性成长中的乌托邦转型

柏拉图的"理想国"被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所激活,使西欧哲人凭借对中国的想象批判现实,表达变革社会的要求,形成了乌托邦精神。资本主义发展中现代性的分裂,又使这种乌托邦转变为空想社会主义,反映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乌托邦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保持了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有其局限性也有不可否认的意义。     

托马斯·莫尔与毕达哥拉斯主义——对《乌托邦》的一项新解释

通过挖掘莫尔早年对皮科和卢奇安的翻译,以及与伊拉斯谟的交往,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两种形式。《乌托邦》最明显的三个特征——财产共有、劳动和对科学与技术的热情——就是这两种毕达哥拉斯主义的结合。对乌托邦宪制的细致分析表明,乌托邦岛本质上是一个异教版的神权政体。此外,通过分析莫尔的两次人生选择,指出了不能把希斯拉德的观点等同于莫尔的观点,莫尔的真正贡献在于发展了一种天主教版的入世禁欲主义。     

反乌托邦与解乌托邦——《白银时代》与《1984》的比较研究

一直以来,王小波的小说《白银时代》被认为受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影响,人们把其和《1984》一并归入反乌托邦文学的范畴。事实上,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误会,在对乌托邦文学的悖反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     

“另类”的种族观——以Slavery Gave Me Nothing To Lose为例透视Zora Hurston

哈莱姆文艺复兴主流作家以各种为由责罚左拉·赫斯顿使之埋没了将近三十年,本文试图探讨这种责难背后的真相——赫斯顿所持的"另类"种族观。通过浓缩版自传Slavery Gave Me Nothing To Lose和其他作品研读,对比赫斯顿与兰斯顿·休斯、理查德·怀特作品中的种族观差异,并探究差异缘由。     

走出泛道德主义的桎梏——从道德教育规训走向主体性道德教育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特别是近百年来的发展,科学创造发明的成果超过史前的总和。教育作为复杂开放的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也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现代科技文明带给教学方便、快捷以及使学生日益享有受教育权利均等的同时,学生的主体性和主体性人格的培育问题也日益凸现。因此主体性教育理论的确立和发展,给我们道德教育赋予了新的使命——建构主体性道德教育。     

乌托邦寓言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书写与现代性勘探——论格非“乌托邦三部曲”

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相继出版,引发文坛热议,“乌托邦”与“知识分子写作”成为格非小说评论的两个关键词。格非对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精神难题“失实求似”式的书写和寓言化的反思也成为批评界关注的焦点。因此,对于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意义的深入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格非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困境和出路等问题的思考,并可以从其建构的乌托邦寓言中开掘出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症”的精神传承和嬗变。     

从历史角度探究《理想国》和《乌托邦》中的女性地位

从作者时代背景出发,梳理归纳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跨越1 700多年时空中的女性社会地位的观点,客观评价其中积极和消极的因素,揭示西方空想主义对现代女权运动的深刻影响,从而提醒全社会对空想主义思想的重视。     

《红字》：精英主义的政治乌托邦

霍桑的<红字>一直被评论界视为描写永恒人性的作品.通过对海丝特的判决过程作历史细节的还原,可知<红字>中的清教神权政治与17世纪40年代的美国清教历史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通过细致梳理历史事实,找出霍桑对历史的裁剪和虚构,有利于解读霍桑精英主义的政治立场.霍桑<红字>中的政治立场与19世纪中叶美国国内<妥协法案>的争论存在着重要的联系.霍桑的<红字>其实是对<妥协法案>争论的回应.     

死亡与乌托邦——论杨德昌电影中的剩余逻辑

杨德昌通过影像揭示了一种现代性剩余逻辑,其电影中展现的非凡洞见与矛盾,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症候。资本主义在对时间历史化的同时,又不断将自身非历史化,把主体的死亡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的驱力循环中。在对空间解域化的同时,又不断再辖域化,使乌托邦成为其现代囚笼的隐秘补充。因此杨德昌电影作为一个思考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挑战并激发我们对于未来社会变革的想象。     

中国无政府主义——二十世纪初的“乌托邦”

近代中国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而无政府主义思潮则是其中颇为引人注目,并发生重大影响的一种。无政府主义主要反映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封建制剥削压迫的反抗,在本质上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它历史地起到了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但由于其自身显露的肤浅性、空想色彩等种种弊端,五四后,当更多的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国门并吸引了更多知识分子后,它最终也只能在中国的国土上走向衰落,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乌有之乡＂。     

迷离的女性乌托邦——现当代女作家作品中的姐妹情谊初探

近代以来，在个性解放启蒙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女性逐渐走出封建家庭的高墙，走进学校，走上社会进行自由的社交，这使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对男权意识的反抗，互相提供和接受物质支持与精神援助等）得以以独立、健康的面目出现了，中国当代的女作家们以细腻敏感的触角捕捉到了这种姐妹情谊的存在，在作品中传达了被男性作家所忽略的女性生存的一种真实，也表现了她们对女性合理生存状况、女性自我思考的不断深入。     

乌托邦的修辞幻象——格非小说论

格非的许多小说贯穿着一个＂寻找真相＂的叙述模式,这种模式是源于格非对世界的不真实感、非连续性和非逻辑性的切身体验;同时,它也指向了词的历史所指的缺席,隐喻着词与物的分裂,体现着格非对历史传统和文化积累的质疑。格非对语言既依赖又不信任的双重态度,更凸显了其对世界的唯理论式的怀疑主义态度。他最近对乌托邦问题的思考,也为我们重新思考过去的革命历程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