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公务委让”到“地方合作治理”——中国地方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逻辑演变

本文试图从明清以后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审视中国地方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逻辑.清代西湖自主管理体制体现了行政指导下的地方自主治理和官、吏、绅合作治理的地方治理传统;而当代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城市公共事务治理改革,也体现了地方治理传统在当代的延续与演变.中国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行政集权与社会分权、“亦步亦趋”与“惠及乡里”.中国地方治理的历史传统与逻辑是中国走向未来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起点,也是实现官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的基础.     

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

治理是多元主体对乡村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协同共治的过程。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方式的协同性、治理内容的公共性、治理目标的综合性,最终目标就是全面推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一要衡量现行政策与体制是不是使农民减负增收;二要衡量乡村社会的公平分配状况;三要衡量农民公共参与水平及其权威认同;四要分析乡村社会秩序是否满足村民安居乐业的要求。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乡村治理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传统的政府为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适应,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因此,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更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的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协商与合作:农民集体行动的历史逻辑与演进

克服狭隘的个体理性,达成集体行动,是公共治理的关键所在。在乡村公共治理中,一方面存在着大量小而分散的公共治理问题;另一方面,政权力量从乡村的退出导致公共治理出现真空。因此,构建以政府为引导,农民为主体的多元主体、多元中心的协商合作治理模式是摆脱农村公共治理困境的关键所在。构建这种多主体、多中心的合作治理模式,引导农民协商、合作,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制度供给与引导的功能,积极挖掘、利用传统的农村协商合作文化。     

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多主体博弈困境与化解

落实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实质是多方利益主体进行博弈达到均衡的过程.通过系统梳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四大主体的差异性制度诉求，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探究各主体在落实基地“三权分置”过程中的复杂博弈过程，厘清多主体间的博弈困境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研究结果显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具有委托—代理关系，双方博弈的焦点在于宅基地退出后指标的用途；地方政府与农户实际是一个先后博弈过程，农户在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且具有在地方政府主导下通过策略选择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异化为地方政府代理人，其存在与农户间的利益博弈行为和谋利倾向.研究结论：建立弹性制度、改善干群关系、强化信息对称机制、加强监管机制能有效化解宅基地“三权分置”落实中多主体博弈困境；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有效实施除了加强宅基地制度本身建设，还需要推进乡村治理升级和持续优化农民权益保护.     

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的制度分析

不合理的制度设计是造成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的重要原因,这种乱收费在农民与学校之间扮演了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治理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必须建立规范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变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政府分担主体重心偏低的局面,继续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边界,变学校收费为国家收税.     

网络空间协同治理:多元主体及其路径选择

在"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分析框架下,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各自在网络空间的存在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纵横交错的冲突和合作,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聚合体系.在参与治理这个聚合体系的过程中,各主体呈现出不同的"博弈者特性".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以私营部门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和以公民社会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分别对应着以主权国家法规为基础的制度建构、以契约为基础的制度建构以及以共识和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制度建构过程.从利益相关度、权力和权威、合法性及治理成本四个方面衡量不同主体的博弈者特性,发现三个治理主体在不同层次治理议题上的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主体主导的治理模式适应于不同层次的治理议题,协同治理形成了基于网络化时代源于多元权威和多重结构的新秩序形态.     

当前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困境与路向

中国农村经历了历史上力度最大的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和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农村的村庄学校消失,村庄幼儿园兴起,农村幼儿园成了农村社会的文化高地。当前,农村学前教育治理存在治理主体"靠政府",治理取向"唯城""唯农",治理目标"扶贫不扶志",治理过程"治标不治本"等困境。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任务是推进农村学前教育均衡,改善农村学前教育公平,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路径在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建构供给时代发展和符合农村人文的治理取向;心系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治理目标;探索"标本兼治"的治理机制。     

协同治理视角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系统工程中的重要内容,事关广大农民的根本福祉。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还存在仅依靠政府单一主体的不足。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引导多元主体增强治理意识、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局面,可有效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     

合作主义:城乡社区一体化中政府、市场、农民的关系

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村民自治之后的第四大制度创新,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现实路径.置于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背景下,农村社区建设是以效率、公平、参与为价值取向,通过政府、市场、农民的合作,来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合作主义”强调每个行动主体在治理过程中要承担不同的角色和功能,并活跃在自身最擅长的领域,在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实现资源整合、功能互补.破解新“三农”问题,政府的特长是统筹规划、制度设计、资源引入和公共财政供给,故而需要在城乡社区建设发展规划、体制机制创新、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国民待遇等方面“在场”;市场的特长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敢于创新和冒险、产生规模经济,故而需要在土地集约化、规模经营、现代农业及农民增收等领域发挥作用;社会的特长在于对政府、市场功能的弥补,灵活多变,能利用大量社会资源,产生社会信任,提升社会资本,实现对问题的全面处理,据此,需要在农民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参与公共事务、农民组织化、志愿互助服务、社会共同体构建等彰显农民的主体性.政府、市场、农民合作,在理论上需要超越“市场万能论”、“政府万能论”和“农村封闭论”;在实践上需要政府超越部门利益和强势集团利益,彰显政府公共性,更需要培育农村公民社会,保障农民平等参与权,增强农民行动能力.     

网络治理视角下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机制探索

自从将我国的农村环境治理提上国家议事日程,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随着农村环境治理的日渐深入,那种过分依赖政府的治理模式暴露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由此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显得尤为必要。农民作为农村环境治理多元主体中的重要一员,其参与程度对治理成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是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蕴含着深刻的优越性,应从完善教育机制、建立信任机制、健全保障机制、强化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发挥农民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社区治理模式探究——基于泉州市“城中村”个案调查

＂城中村＂社区治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基层管理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泉州市＂城中村＂社区治理仍是政府主导下行政型的社区治理模式,在这一治理模式下存在着许多管理方面的问题。要适应城市化进程中社区治理的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培育公民的自治能力,必须创新＂城中村＂社区治理模式,实行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而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界定政府职责,积极有效引导社区居民和社区自治组织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是实现这一治理模式的有效途径。     

保障农民主体地位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既是创造主体,也是价值主体,是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欲保障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必须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农民主体与加强政策引导的关系;农民主体与尊重农民意愿的关系;农民主体与提高农民素质的关系;农民主体与强化组织体系的关系;农民主体与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关系。     

乡村治理中农民参与问题研究 ——以甘肃榆中县为中心的考察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参与性、积极性和自觉主动性,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通过对榆中县农民参与当地村委会换届选举、参与当地公共事务管理、当地村务公开情况以及农民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和当地农民意愿进行现状调查分析,找出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因素,认为要从农民自身参与意识、政府宣传、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改进,提高农民参与的程度,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职业教育“协商治理”说辨正

<正>孙长远、庞学光在《教育发展研究》2017年第3期中撰文,分析了职业教育"协商治理"说的基本观点与根本缺陷,提出了应实施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协商治理"模式,进而阐述了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政府主导责任的定位。"协商治理"说的基本观点是:政府、企业、行业协会、非营利组织以及个人等利益主体都是职业教育治理的主体,而这些治理主体可以通过协商、合作或共治的方式,共同解决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和     

中国共产党农村教育的百年实践:历史嬗替、经验与未来理路

中国共产党农村教育的百年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历史缩影,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先手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教育实践主要历经引领与改革、主导与调整、整顿与探索、深化与协同、治理与统筹五个历史阶段.百年来,党的农村教育实践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根本遵循,坚持"为农民服务",推进农村教育公平,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旨归.在新时代,党的乡村教育实践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统领下,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共建的格局中,构建"三治融合"的农村教育治理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发展农村成人教育 积聚农村人力资本

农村成人教育对积聚农村人力资本,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有着重大作用。发展农村成人教育,要解放思想,树立正确的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理念;政府主导,规划引导投资维护好农村成人教育;农民主体,主动自愿投资参与农村成人教育;社会参与,实现农村成人教育支持的社会化。     

“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社区教育模式——我国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改变农村成人教育依附于农村普通教育的局面,就需要推进农村成人教育的社区化建设。以"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农村社区教育模式中的政府主导突出政府在此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多元参与保证政府之外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充分融合这些主体的合力作用。此种模式实施的主要内容包括由政府牵头、多方参与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建立以政府为主、多方投入的经费体系,建立以社区学校为主体、整合多方资源的办学模式以及按照农民不同需求开展多样化的教学内容。为了保障这些内容的实施,需要做好制度的顶层设计,需要明确其教学目标、教学宗旨和教学手段。     

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的变迁机理与革新进路

我国全能型政府治理范式的生成以及向体制转轨中政府治理范式的变迁,是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政治时局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构建“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范式,是我国可预见未来政府治理范式革新的目标取向。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做长期、艰苦的努力。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着力于建立“强政府—大社会”结构,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三者的良性互动以及建设“管理—服务型政府”。     

教育治理中的教育善治

由于政府管理主体的单一性以及教育管理市场化取向的弊端与无能,教育治理应运而生,概括地说,治理是基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双重失灵"的前提下提出的,治理的主体仍然是政府,同时还有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等为共同的目标处理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善治是治理的直接目标,善治就是良好的治理,是政府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关系,其管理过程目标就是使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本文认为,要实现教育善治,就要从政府、社会、学校三个方面考虑,针对出现的问题采取与之对应的措施来促使教育善治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