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对外科技传播新思路

对外科技传播是提升我国科技成果国际影响力,吸引世界范围内多元主体参与中国科技建设,扩大世界市场占有份额的重要方式。在数字时代,我国对外科技传播依然面临优质内容稀缺,传播模式单一,竞争对手强劲的挑战。主观上,我国依然缺少成熟的运作经验;客观上,我国对外科技传播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强烈干扰。鉴于此,应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对外科技传播,推动不同传播媒介集团化、数字化运营,并妥善处理科技传播活动与国际政治经济事件之间的关系。     

从“国际传播+”到“+国际传播” 平台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重构

本文对过去41年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历史全面回顾,总结中国国际传播人才的整体模式,总结特征,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方向。整体说来,传统的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是典型的集中权威（authority）模式,是以国家需求导向,以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为核心内容,复合其他学科尤其是语言能力的“国际传播+”模式。在培养效果上,该模式满足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国际传播人才的临时性和表层需求,但在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体系的今天也导致了中国国际传播结构性失语,难以适应新时代对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需求。适应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当下媒介技术引发的全域性、生态性、颠覆性变革,未来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亟需走向分散枢纽模式（hub）,通过在不同专业、学科复合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实现从“国际传播+”走向“+国际传播”,从不同专业、学科赋能国际传播走向国际传播赋能不同学科、专业,实现因校、因专业制宜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专业、学科体系建设,解决中国国际传播在专业领域的结构性失语。     

谁的TikTok：国际传播视野中的数字平台

TikTok事件展现出数字平台在全球扩张中不得不认真处理的市场、政治与文化关系。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分析TikTok事件,需要综合多方观点,深入理解其技术能力、市场优势、文化身份、政治内涵,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带来的启发与警示。     

数字时代国际传播基本内涵的多重变迁及创新路径研究

在移动互联网推动的媒介化社会中,以数字社会为基础的数字化传播和交往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本框架。从交往传播实践来说,交往取代内容成为国际传播的核心。从参与者来说,国际传播主体从人扩展到物,从主体间性扩展到多元间性。从运转逻辑来看,以宏观主体为代表的主体体系逻辑逆转为以社交化平台微观主体合法性为基础的微观主体体系逻辑。上述变革对数字时代国际传播提出新的要求：在以人为参与者主体方面,提升媒介素养前提下需要加强多元涉中国微观主体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可见度;在以物为参与者客体方面,应加强物联网视野下国际传播研究、物维度视野下的地方和城市国际传播研究、国际传播视野下的人与物的相互形塑维度研究、微观客体国际传播伦理研究等。     

数字公域：数字文化视野中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当前,数字文化日益成为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数字技术重塑传播主体观念,再造主体实践模式;其次,数字平台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定义国际传播新边界;再次,数字文化在失序与重构之间衍生国际信息流动新秩序。面对控制和博弈的数字风险,国际社会产生对数字技术的人文性反思,并延伸出数字文化抵抗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数字公域传播秩序”概念,以此指向数字文化与国际传播的多维互构关系。     

中美平台竞争格局下的算法治理与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路径

以互联网平台竞争为主要特征的网络话语竞争已经成为中美关系新一轮互动的竞争领域之一。在现状层面上,以中美两国为首的平台竞争格局在整体上锚定了全球舆论场国际传播的内容生态。在效应层面上,中美平台竞争背景下算法技术在中国国际传播工作中存在多元的影响效应,算法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可以帮助中国面对全球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开展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的国际传播信息生产活动,且由算法技术推动的机器生产信息方式可以突破个体在多语种能力方面的限制,大幅度提升中美平台竞争背景下中方所能发出的声量。然而,算法技术存在的信息茧房问题一旦无法消除和解决,全球传播圈层化的问题将会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意见极化现象可能加剧,而如何利用算法技术使用平台用户信息的问题,则可能进一步增强我国国际传播在安全、人权等方面的议题风险。在应用层面上,未来中国至少可以通过释放算法价值、突破信息茧房、智能识别风险、培养后备人才等四个方面提升和增强中美平台竞争背景下的中国国际传播力。     

从边界重构到理念重建:数字文化视野下的国际传播

数字文化是当前我们考察传播问题的重要面向。在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数字技术狂飙突进带来的全球数字文化的迅速生产,改变了大众传播时代以国家事权层面的传播实践为核心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样态,并在理论意义上改变着传统上以克服时间、空间为主要基调的全球传播追求。由多元主体介入的可编辑数字化影像的全球蔓延,情感和情绪意义上的传播生态,秩序化和理性传播内容接收状态的削弱等,均需要我们在数字文化意义上,系统梳理和重构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理念,并从历史意义评估数字文化给国际传播带来的革命性影响。     

算法介入国际传播：模式重塑、实践思考与治理启示

算法技术的发展带来国际传播环境、机制与目标的结构性调整。在创造新机遇的同时,算法技术也催生信息茧房、算法政治、“算法利维坦”等现象,构成固化国际传播中的传播阻碍与理解屏障等风险。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应着眼于数字治理,系统性提升算法治理能力,积极适应国际社交平台的算法治理规则,参与全球算法治理的多方协商协作,推进构建崇尚全球公义的新型算法治理体系。     

平台战略：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创新路径

全球社会平台化的进程加速使得数字平台已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传播资源由以往的传统媒体拓展到多平台、多主体,国际传播进入平台化传播的新阶段。面对重建新时代国际话语权的历史机遇,如何建设和利用全球数字平台成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课题。我国迫切需要从国际传播的平台理念、平台内容、平台技术、平台渠道、平台规制及平台人才等方面发力,打造自主可控的新型数字平台,通过创新国际传播平台战略,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5G时代虚拟数字人在国际传播中的应用

5G技术作为日渐成熟的数字社会“新基建”,为虚拟数字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当下,国际传播进入发展新阶段,5G技术也成为我国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工作重点。无论从其应用创新能力还是从技术基础实力来看,虚拟数字人都将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应用为新型国际传播奠定基础,提供动力。在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构建我国新型国际传播体系的新形势下,虚拟数字人将突破语言、时差、地域等壁垒,在国际传播中充当媒体“中介物”、商务“代言人”与文化“新化身”,成为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国际传播新载体。     

数字全球在地化：平台时代影视产业国际传播趋势探研

当前,影视产业已成为国际传播提质增效的重点领域。在数字平台介入下,全球影视产业的流媒体转型正在发生,并从传统的中心国家主导模式,转向兼容不同国家文化特点、不同媒介平台属性的数字全球在地化模式。该模式在创作理念上强调全球共通价值与各国文化特性的整合,在制作体系上注重基于平台的跨国协作生产,在产品分发上通过数字平台面向不同国家精准传播,在反馈互动及衍生消费上根据受众需求实现在地化创新。基于数字平台的影视产业形构出可供多元文化协商共生的“第三方文化空间”,日益表现出赋能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充分潜力。     

2023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热点回顾与实践启示

回顾和梳理2023年中国国际传播学术研究的热点,发现主要呈现多元议题导向、国际传播叙事多维转向、依托智能媒体多模态传播等三个层面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2024年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提出建议：持续加强国际传播效能建设,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故事;以数字技术赋能国际传播,提升国际话语“议价空间”;把握关键事件节点,角力国际传播叙事的舆论场。     

从媒介到平台：中国国际传播的认识论转向

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跨国数字平台正在推动国际传播的平台化进程,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型基础设施。中国的国际传播认识论也需要随之进行转向,进而引导国际传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变革,助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如何超越传统的媒介逻辑,重新思考曾经的媒体身份,进而主动融入一个以数据和算法为技术支撑、资本和市场为运行机制、地缘政治为重要背景的国际传播平台化新生态,成为这一认识论转向的核心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应用、趋势与反思

人工智能技术正成为重塑国际传播格局和生态的变革性力量,广泛应用于跨境信息采集,以及跨境内容生产、分发和人机交互等环节。在技术、市场和政治三重逻辑的相互嵌套下,人工智能与国际传播实践深度融合,呈现出传播大规模自动化、公共空间平台化和治理数控化的发展趋势。其中,效率与公平、机遇与风险、流动与控制三对矛盾始终存在。据此,应以人文主义为认识论出发点,推动国际传播观念和伦理体系的革新,并以此观照变动中的国际传播实践。     

打造数字中国的国际传播新功能区：视野、现况与建构路径

从国际传播秩序重塑的外交视角看,数字中国建设是重要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动写照,已成为展示中国道路与制度的新的典型形象。讲好数字中国的文化故事,即从本体和功用两个维度提升中国数字媒介软实力的实践路径：第一,主动跳出技术经济主义和技术理想主义的话语范畴,挖掘并阐释我国媒介化进程的社会基础与文化意义;第二,在新技术驱动的传播版图变革背景下,调用好我国“一体多元”的传播体系,通过政策手段与合作机制,以中华文化价值观为引导,吸收非公数字文化领域,形成以互联网为牵引的国际传播新功能区,全面提升我国互联网国际传播能力。     

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和实践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西方展开了新世纪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国际舆论交锋。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调整,国际传播的机遇和挑战也发生了新变化。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定加强中外交流,弘扬长征精神,将传播重心放在外国普通民众“大多数”,把传播内容同当地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相联系,使传播渠道侧重于外国新兴网媒平台和大媒体,重视发挥新生代年轻人在网络传播中的作用,赋予国际传播主体更大自主权。     

如何理解大数据时代对国际传播的意义?

正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信息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已经从地下铺设转向高速无线互联网;移动互联已经逐步进入3G、4G甚至5G时代。呈现出移动性不断优化、即时性向更广大范围延伸、通信打破行业阈限在多元媒介形式落地的特征。总体来看,新媒体时代围绕移动、即时、通信三大维度正在演绎新媒体终端创新、产业维新、理念更新的新故事。     

5G时代体育解说的国际传播新态势

随着5G技术、8K和云端转播在体育赛事转播中的逐渐兴盛,体育解说的国际传播面临全新的发展格局。5G时代体育解说呈现出了三组二元对立的话语变迁格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悄然发生变革。5G时代体育解说生态迎来5G远程在场与云端转播解说,大数据、云计算的及时共享,多屏多声与定制服务等趋势,人工智能与真人解说同时存在可能成为现实。     

万物皆媒时代的国际传播路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传播历经数次转型,当前走到下一轮传播范式变革潮流涌动的重大关口。我国主流媒体应当重新审视国际传播M2M(Media to Media,媒体对媒体)模式的局限性,走出传统思维困境,坚持“用户为王”。以重塑传播思维为先导,遵循贯彻用户思维、拓宽传播场景、强化自主可控、重视商业运作原则,推动传播路径重构,综合运用自主传播、平台传播、聚合传播、合作传播、现场传播、产业传播、嵌入传播、人际传播等形态,全向延伸、多元布局,实现传播价值最大化。     

国际传播亟需优化功能结构体系建设——基于美英国际传播的思考

中国国际传播正处于高速发展进程中,也是提质升级的关键阶段。参照美国和英国在国际传播中的体系建设模式,当前我国的国际传播需要强化功能结构体系规划和建设,科学区隔对外宣传、信息公共服务、文化产品贸易和战略性传播等四大功能,避免一套体系承担所有功能,无法发挥最大效能和实现最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