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发展及策略探析

正我国的出版"走出去"肩负着实现对外传播中华文化、塑造国家形象、拓展国际出版市场的多重责任和任务。随着社会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国内外传统出版传媒业正在向数字化转型。在欧美发达国家,数字阅读已成为主流。2011年,亚马逊网站的用户购买Kindle电子书的数量已经超过纸质版图书。2012年,《大英百科全书》停止了纸质版的出版。相对于传统出版,数字出版走出去优势更加明显。因此,我国的出版"走出去",应该将数字出     

中国图书走出去的传播力探析

正一般而言,传播力是传播主体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实现有效传播的能力,既着眼于传播的硬件和范围,也取决于传播的精度和效果。本文尝试从对外图书出版能力、国外发行能力和国外实际落地能力三个方面,对我国图书走出去进行传播力分析。对外图书出版能力对外图书出版能力,是衡量图书走出去传播力的重要评估参数。我国图书走出去生产环节,是一种政府推动与企业主导相结合的对外出版模式。     

本期重点导读

正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现状与策略图书走出去肩负着实现对外传播中华文化、塑造国家形象、拓展国际出版市场的多重责任和任务。近年来,我国图书走出去的规模日渐扩大、模式不断丰富、影响持续增强。但是,在传播扶持政策、企业生产、发行营销和落地覆盖上,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和改进之处。需要加强地域战略布局建设,加大推动对外出版企业走出去力度,加快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步伐。同时,培育国际化的     

让中国图书登上国际书架

如何加快推进我国图书出版业＂走出去＂步伐,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华文明与中国真实的发展现状,始终是困扰中国出版人、特别是对外出版工作者的一道难题。由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策划并组织编辑的《中国图书＂走出去＂成功案例选》一书,为破解这道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该书作为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的＂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之一,将于年内出版。本文为中国外文局副局长、总编辑黄友义为此书所写的序。     

浅谈对外图书编辑的五个意识

中国图书要"走出去"已是出版人的共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要做的努力是许许多多的,决不仅仅是把中文图书翻译成外文即可,甚至是在中文图书的封面上加一张外文的环腰。如何使我们策划出版的图书     

欧美图书出版与参展新趋势——第59届法兰克福书展调研报告（之二）

法兰克福书展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国际书展,被誉为国际图书出版界的“奥林匹克”,历来是各国文化和出版界人士关注的焦点。 本文作者亲临书展现场,感受了法兰克福书展的盛况。作者抓住了这次中国文化与世界面对面交流的难得机遇,开展了调研工作,以一个媒体人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美好前景、欧美图书的出版状况以及法兰克福书展主宾活动给出版人的启示,为读者提供了一份难得的信息参考。[编者按]     

美、英、法出版业“走出去”的政府推动因素分析

正一国政府在图书出版输出方面的推动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出版业"走出去"的强度与快慢。那么,中国出版业"走出去"过程中,政府要发挥什么作用?怎样发挥作用?通过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出版业"走出去"政府扶持因素,对推进中国图书"走出去"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政府推动美国成为图书出口大国一如美国是世界经济军事超级强国,美国图书出口在全球出版行业中地位也是举足轻重。早在20世纪90年代     

中国演艺精品“走出去”的策略思路

中国演艺精品“走出去”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塑造国家形象、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演艺精品“走出去”工作不断突破,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面临着国际供给薄弱、信息渠道匮乏、演出周期相悖、推介能力欠缺等挑战。为此,需要从总体战略部署、畅通信息渠道、广泛中外合作、强化数字转化等方面思考破题,推动演艺“走出去”提质增效。     

中日图书“走出去”资助基金状况对比分析

中国与日本都面临着从经济强国到文化强国的变化。中国、日本都设立了专项资助基金,扶持本国图书输出国外。通过中日两国的图书出版“走出去”资助基金状况的对比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探讨如何改善我国图书出版行业走向海外的境况。     

图书出版“走出去”需重视开设英文网站

图书出版走出去是当前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社建设英文网站是进行自我宣传、图书推广的重要平台。出版社英文网站开设现状网站作为出版社展示自身形象、推介图书的重要平台,日益得到重视,但出版社对本社英文网站的建设尚缺乏有效投入。学者潘汉年2008年对《中国出版年鉴》     

传播学视域下的《黄帝内经》医学人文精神英译探析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包含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两者相互统一、有机融合。中医文化要“走出去”,中医典籍的翻译至关重要,不仅要重视医学科学精神的对外传播,同时不能忽视医学人文精神。通过文献研究发现,《黄帝内经》蕴含“以人为本”“医者仁心”“医患和谐”“未病先治”等丰富的医学人文精神内涵。该文在传播学5W模式指导下,对比吴连胜、吴奇父子和李照国两个《内经》译本,探讨医学人文精神相关译文的译介策略和译介效果,通过分析提出建议：在中医典籍翻译中,译介内容需要从“重科学轻人文”到“科学和人文并重”的转换;译介主体需要兼备“古汉语—现代文”“汉语—英语”两种语际翻译能力;译介策略选择上需要灵活变通、有机互补。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外部路径研究——兼论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作为国家文化发展的新兴战略,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国家树立国际形象、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窗口。而翻译作为交流文化、沟通思想的桥梁,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现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直接作用(即内部路径)。除此之外,与翻译工作相关的间接因素(即外部路径)对文化战略的实现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也是值得探讨的议题。文章从文化传播与译介规律入手,提出了文化"走出去"的五种外部路径:遴选译介作品与跨界对话;厘清翻译模式与人才培养学者化;讲好中国故事,超越"中国威胁论";建立版权代理制度,扩大作品的海外传播力;树立"和而不同"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题材的英文图书分析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热潮中,特别是以2011年建党九十周年及中共十八大这两个重大事件为契机,国内出版业推出了一批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外文图书,这些书大多采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执政理念等,从内容到形式都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开启了对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新的空间。     

译介学视角下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趋势与启示

中华文化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负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它的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因而关于中华文化典籍的外译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实践效果,拓宽中华传统文化广泛传播途径,该文以译介学为研究方法,从译介的主体、内容、途径、受众和效果5个方面对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趋势进行分析和研究。通过分析可知,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中国把自己的文化推介到世界,而译介学为中华文化典籍外译提供了全面科学的理论框架,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成熟,能够助力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远大目标。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探析沙博理之中国红色文学的译介——以《林家铺子》《春蚕》为例

中国红色文学担负向世界传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任务,塑造中国人民辛勤劳动的生活形象,为我国促进外交,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创造了有利条件。沙博理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积极促进中西方国家文学层面的交流。胡庚申教授最先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理论,以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视角研究翻译活动。该文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研究沙博理译介的茅盾作品《林家铺子》和《春蚕》,分析其红色文学翻译的生态环境,探讨生态翻译学如何具体解决案例,从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视角探究中国红色文学的翻译策略选择,以期为中国红色文学的英译及中国红色文学“走出去”提供新路径。     

2023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热点回顾与实践启示

回顾和梳理2023年中国国际传播学术研究的热点,发现主要呈现多元议题导向、国际传播叙事多维转向、依托智能媒体多模态传播等三个层面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2024年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提出建议：持续加强国际传播效能建设,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故事;以数字技术赋能国际传播,提升国际话语“议价空间”;把握关键事件节点,角力国际传播叙事的舆论场。     

带上文化“走出去”

随着经济全球化形势的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成为必然;随着中国公司的壮大发展,他们也必须“走出去”迈向全球经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能源的供需矛盾也日益凸显,“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是保障能源供给的重要途径之一。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国能源企业已不仅仅局限在国内发展,而且走上了海外发展壮大之路。比如,进入21世纪,仅中石化就已经在全球23个国家执行着     

以学术出版助力中国学术“走出去”

学术思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学术出版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助力中国学术“走出去”,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对于形塑文明中国起着重要作用。学术出版是学术与出版的有机结合,二者相辅相成,结合得好可以实现双赢。以学术出版助力中国学术“走出去”,应借助版权贸易,力推学术图书;用好国际书展,适时对外推介学者和专著;联合智库,携手新媒体平台,通过多渠道带动学术“走出去”。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策略

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影像语言.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如何充分发挥影像的跨文化传播功能,成为当前我国电影业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我国的一些导演比如张艺谋、贾樟柯、李安等都对中国电影“走出去”做了一定的尝试,他们的电影关注个体、关注底层,通过电影中的社会底层反映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强调只有解决当前存在的实质性问题,中国才能真正强大.可见,中国电影人具备了跨文化传播的国际意识.在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电影人探索出了适合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策略.     

“网红外宣”：中国国际传播的创新悖论

不管是中国人走出去还是外国人走进来,“网红外宣”已经成为加强和改进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新共识和新平台,在实践、话语及理论层面呈现出超越乃至重构建制化国际传播的巨大潜力。然而,（跨国）数字平台的网红群体及其传播行为带有极强的流量经济色彩和虚拟群集倾向,其与国家意志主导的国际传播和文化社群主导的跨文化传播并无内在关联,既有正面促进的机遇,也有负面消解的可能,这给面临地缘政治壁垒和深受流量思维影响的国际传播工作创造了实践和想象的空间。这一创新悖论需要从国际传播和“网红经济”的本质差异入手进行解析,进而回归国际传播的舆论领袖,而不是流量节点这一根本性的理论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