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热点回顾与实践启示

回顾和梳理2023年中国国际传播学术研究的热点,发现主要呈现多元议题导向、国际传播叙事多维转向、依托智能媒体多模态传播等三个层面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2024年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提出建议：持续加强国际传播效能建设,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故事;以数字技术赋能国际传播,提升国际话语“议价空间”;把握关键事件节点,角力国际传播叙事的舆论场。     

法国对外传播的历史经验与借鉴意义

针对当下中国对外传播面临的现实问题,法国对外传播“高级文化”和“多元联盟”的战略理念和历史经验具有现实启发意义。明确的功能定位和价值指向有助于中国文化外交和对外传播机构规避西方受众对“中国威胁”负面想象,在“泛政治化”的传播情境中获得稳定持久的发展空间;面对西方反华力量的舆论攻势,以中国方案参与全球治理,以全球公共精神的高度保护国家尊严和利益,是后疫情时代中国对外传播通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价值的路径指引。对典型传播模式的个别和一般特性的区分与调适,对他国传播经验本土和全球双重意义的辨析与取鉴,是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参与构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现实选择。     

国际传播中的共情层次:从理论建构到实践路径

情感研究有助于在国际传播中跨越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的障碍,探究理性研究范式规避的社会过程性问题。情感传播的效果受制于多种因素,传播主体无疑在其中占据着优势地位。它不仅是传播内容的把关者,也是传播策略的决定者。传播主体本身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播效果。因此,立足于传播主体的差异,对国际传播中共情策略的运用区分国家叙事、媒体叙事和民间叙事,对应“不对称共情”、“弱共情”和“同感共情”三个层次,实施凝聚共识、广泛融情和精准共情的演进机制或可成为提升国际传播效果的有效策略。     

新时代“聂耳和国歌的故事”的叙事建构

“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玉溪是国歌作曲者聂耳的故乡,理应在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中承担起重要责任。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既呼应了当前全国上下开展“讲好中国故事”活动的时代背景,又有效推动了聂耳故乡本土化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开展。有鉴于此,阐述新时代“聂耳和国歌的故事”的时代意蕴,紧扣“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讲什么、谁来讲、讲给谁、怎么讲的逻辑主线,展开“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叙事基本要素的深入探究,即叙事内容、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和叙事方式,并尝试为“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传播构建出一个合理的叙事模式。     

图像叙事视域下红色文化融入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价值意蕴、运行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图像叙事视域下红色文化融入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有着重大的价值意蕴,其运行逻辑在于围绕青年学生认知规律开展教育、立足优秀红色文化梳理图像叙事资源、巧用红色文化图像叙事构建教育情境;其现实困境体现在图像叙事“碎片化”削弱红色文化融入的准度、青年学生社交网络“圈层化”侵扰红色文化融入的深度、叙事传播“去中心化”冲击红色文化融入的效度、叙事场域“相对独立化”阻滞红色文化融入的广度。因此,应整合叙事资源,实现内容供给由“碎片利用”转向“数字赋能”;应破茧融圈引流,实现信息接收由“被迫接收”转向“自主选择”;应强化主体驱动,实现叙事传播由“非理性风险”转向“规范有序”;应统合场域力量,实现育人过程由“独立运作”转向“多元交互”。     

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困境与挑战

数字公共外交是指在一国政府主导和政策支持下,在充分倾听公众舆论的基础上,政府、智库、媒体、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依托数字技术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对话与关系建构。当前,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主要面临战略机制与平台规划不完善、外交实践缺乏对话意识与定制化传播、多元战略叙事欠缺布局与联动三大主体困境。同时,还面临着美国对华舆论整体趋于负面消极、美国政治极化与妖魔化中国同频共振和“数字围剿”、遏制中国技术研发与平台升级、深度造假与偏向性算法固化受众对华刻板认知四大外部困境。本文提出,推进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完善数字公共外交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将中美对话理念由目的转向过程,以数字共情提升对话效能。     

人工智能降低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有计算与情感两个分析维度：一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给国际传播中的精准传播、精确营销、用户画像、舆论分析提供技术支撑,结合大数据计算出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内容;二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加深对于国际传播目标用户的了解,使个人化传播成为可能,从而给传播内容“情感赋能”,让不同的用户产生独特的情感连接与个人化的情感依赖,给“情感传播”提供策略支持。本研究综合对两个维度和国际传播多元主体的认知和分析,探索人工智能如何减少国际传播中的文化折扣。     

国际舆论场中的信息竞争与中国应对--基于欧盟《涉新冠肺炎疫情“虚假新闻”评估报告》的研究

2021年4月28日,欧盟对外行动署发布《涉新冠肺炎疫情“虚假新闻”评估报告》,批评以中国和俄罗斯国际传播媒体为主的传播主体在疫情话题上释放“虚假信息”,“误导”国际舆论。然而,报告指出的所谓“虚假信息”并不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欧盟对疫情下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不断提升、中国国际舆论影响力与议题设置力分析增强的警惕与担忧。《评估报告》实际体现出中西在涉疫情重要话题上的信息竞争与话语争夺,其本身也可以视作西方对华舆论信息战的一部分。基于此,中国媒体应对国际疫情信息竞争时,应进一步聚焦热点,降低和弥补信息赤字;站稳立场设置议题,跳出西方叙事框架;提高舆情响应速度,增强舆论斗争技巧;刚柔并济共情传播,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联合各界更多力量,同频共振形成合力。     

复杂舆论生态下中国国际传播与舆论引导的思考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部分西方政客却处心积虑造谣生事,企图抹杀中国的抗疫成果及对全球疫情防控的巨大贡献。国际舆论场中杂音不断,污名化言论甚嚣尘上。客观来说,这对全人类抗击疫情百害无利。面对纷繁复杂的舆论生态,如何从“坚持人民生命健康重于一切”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加强国际传播,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积极引导舆论走向,对负面舆论进行纠偏,改善中国国家形象,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索。     

意大利主要媒体“一带一路”报道分析——以《晚邮报》为例（2017-2021）

本文以意大利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晚邮报》2017年至2021年间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为分析样本,在报道量、报道倾向等基础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以策略性叙事理论的四类要素——人物与角色、布景与语境、情节与冲突、结局与解决方案为分析框架,考察该报在不同阶段对“一带一路”报道的叙事策略。研究发现,该报在“一带一路”叙事的各个阶段塑造了不同的中国国家形象,对该倡议的态度也经历了从较为积极到较为忧虑的转变过程。针对“一带一路”在意大利的传播现状,国内媒体应当增信释疑、主动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为中意进一步深化合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美国对“一带一路”的舆论新攻势及应对建议

近年来,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主要集中在舆论上的批评抹黑和行动上的竞争替代上。美国牵头于2021年6月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最新回应。该计划强调美国与盟友应加大联合应对中国的力度,强化规则竞争叙事,并抹黑“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合作成就。中国应重视这一叙事之战,着力揭露该计划本质是“美国优先”,揭批其竞争性思维无益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巨量需求缺口、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增量收益,并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大对外交流宣介,进一步提高国际传播的力度和实效。     

国际传播中“网红”发展现状与运营策略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社交媒体成为国际传播的新战场,是全球用户最重要的信息交流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网红”作为话题设计的主导者和舆论的引导者,对热点话题的内容创新、传播强度和信息的流动方向具有重要影响,“网红”传播逐渐成为互联网中的有效国际传播。本文从国际社交媒体发展开始,探讨社交媒体“网红”的传播特性,分析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网红”数据指标,提出国际社交媒体“网红”的运营策略建议,为推动国际传播阵地建设、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和影响力提供新思路。     

“网红外宣”：中国国际传播的创新悖论

不管是中国人走出去还是外国人走进来,“网红外宣”已经成为加强和改进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新共识和新平台,在实践、话语及理论层面呈现出超越乃至重构建制化国际传播的巨大潜力。然而,（跨国）数字平台的网红群体及其传播行为带有极强的流量经济色彩和虚拟群集倾向,其与国家意志主导的国际传播和文化社群主导的跨文化传播并无内在关联,既有正面促进的机遇,也有负面消解的可能,这给面临地缘政治壁垒和深受流量思维影响的国际传播工作创造了实践和想象的空间。这一创新悖论需要从国际传播和“网红经济”的本质差异入手进行解析,进而回归国际传播的舆论领袖,而不是流量节点这一根本性的理论维度。     

“和合”文化观与中国国际传播元话语的构建

国际传播在本质上是不同传播主体所奉行的话语体系的建设与竞争。“元话语”作为一切话语生产与传播实践的基础观念,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全球信息与文化传播格局、探索本国国际传播实践突围路径的认知出发点。元话语不仅是语言、表达和叙事,更是为各种类型的交流实践提供规则的结构性思维和文化泛型。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所奉行的“和合”元话语反对“中心-边缘”话语秩序,强调不同传播主体的道义责任,并主张维系一个动态均衡的世界体系。充分发扬“和合”元话语在国际传播中的潜能,须遵循两个基本策略：不断将抽象的文化理念转化为可为全球受众理解和共情的流行叙事项目;充分利用全球传播技术革新的前沿成果以建立数字信息生态下的先发话语优势。     

移动短视频对于重庆城市刻板印象的矫正探析

城市负面刻板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形象的提升。移动短视频对于城市矫形和塑形有着独特的优势,应利用移动短视频多渠道、多平台、多视角传播城市形象,积极利用正面刻板印象,巧妙改写负面刻板印象,创设舆论领袖,促进城市认同。     

《柴米油盐之上》的“出海”新探索及其启示意义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向世界讲好中国减贫故事,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面对“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中国减贫故事的国际传播既不能落入西方的话语窠臼,也不能陷入“自说自话”的情境。应对中国故事进行国际化表达,构建中国故事的海外叙事体系,提升中国话语的感召力和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外合作出品的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是推动中国减贫故事“出海”的一次有益尝试。该片采用“第三者”叙事,汇聚多方力量讲述普通中国人圆梦小康的故事,通过拓展外宣渠道,创新话语体系,有效助力减贫故事走出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构建的维度与机制

当前国际环境日益复杂,西方污名化叙事造成刻板印象与偏见、自我中心式叙事难以见效、迎合西方式叙事又丧失对外传播话语权。如何打破叙事困境形成中国对外传播新思路成为关键问题。本研究基于文化叙事认同和空间生产理论,从中华文化视角切入,思考性提出文化共情探索文化认同的互利共赢、文化共融形成科艺向善的同频共振、文化共创实现叙事引领的互动交融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空间生产三个维度和“三位一体”叙事空间生产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叙事空间生产机制对改变目前中国对外传播叙事体系困惑的效用以及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叙事的展望。     

韩国媒体涉华报道倾向研究及对策——以韩国《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和《东亚日报》为例

在国际传播中,主流媒体对于他国主题的报道与主要受众群体态度相互交织影响,形成舆论场。中韩虽为友好近邻,但因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及国际政治等种种原因,韩国媒体中的涉华负面报道常在新媒体舆论场中成为热点话题。准确了解韩国媒体涉华报道的倾向性,进一步研究和剖析韩国媒体对韩国大众认知中国的影响等问题,将为我国对外传播、特别是对韩国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从对韩国三大主要媒体《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和《东亚日报》2021年4月至6月期间各100条涉华报道研究发现,其涉华的正面报道主要集中在科技、卫生、社会生活、文化和体育等领域;涉华负面报道更多地集中在政治领域,特别是涉港、涉疆、涉台、涉美、人权等问题上。因此,如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扩大与韩国当地主流媒体合作,同时加强新媒体传播,显得尤为重要。     

对外传播中的“二级传播”策略——以中央电视台为例

"二级传播"是指大众传媒的影响首先抵达"舆论领袖",然后舆论领袖把自己获取的信息传递给受其影响的大众。在我国电视对外传播的整体布局中,整频道在海外播出固然重要,但在当前国际传播格局中,以分时段播出等方式开展"二级传播"也是不可或缺的路径。具体而言,电视对外传播"二级传播"策略可以包括四个方面:"整频道"落地与"部分时段"落地并举,充分利用目标国媒体开展二级传播;电视传播与视频传播并重,利用视频发稿模式实现二级传播;"播出"与"互动"兼顾,制作和传播符合新媒体传播模式的节目;"走出去"与"请进来"并用,提升节目的公信力。     

新闻评论短视频助力国际传播的思考与启示——以中国日报社《大家热评》栏目为例

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评论短视频凭借其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和交互式传播的组合优势,正在成为新闻业务领域最具竞争性的融合报道形式之一。目前,信息资讯类新闻短视频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观点类的评论短视频正在成为新闻机构深度挖掘新闻内容、积极回应民意关切、帮助受众了解新闻事件本质的重要契机。要通过主动设置议题与巧用直播,争取制作时效;以系列策划拆分复杂议题,体现内容深度;建立短视频新闻品牌,注重分众化传播,提高传播效果;以舆论引导的立场与担当,提高评论声誉,流量向善;培养从业人员的视频化意识与多媒体能力,向“全能媒体人”发展,最终提高新闻评论短视频的传播力、影响力与引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