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工智能体刑事责任承担之设想

强人工智能体可以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其基于独立意志在编程范围外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理应受到刑法规制.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责任主体仅包括自然人与法人,刑事责任承担方式也不能完全适用于强人工智能体,无法应对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风险.为此,应通过赋予强人工智能体刑事责任主体地位,对犯罪的强人工智能体设置财产刑、限制行为自由、修改程序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和协调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理论界所称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有利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1]。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获得了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的普遍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事立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作用。而刑法解释是“对刑法的含义给予更准确、更明了的提示和说明。”[2]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规定的一种阐述运动,在司法活动中起着普遍性的刑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沟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了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任意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掺入个人的法律意识。立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的盛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刑法理论界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并探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二者的冲突中寻求能够协调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     

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司法认定

目前我国的刑事立法并没有对不纯正的不作为犯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却对不纯正的不作为犯进行定罪处刑,这种矛盾造成了立法与司法的脱节。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就在于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进行精准的界定,对其作为义务的范围规定的过宽,有可能导致刑法的泛化和刑罚的膨胀,有损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反之,对作为义务的界定过窄,则使刑法的处罚范围过小,有损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因此,科学、准确的明晰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对我国的刑事理论和刑事司法都大有裨益。     

论谦抑性在刑法中的地位

刑法的谦抑性在刑法中占着重要的地位,然而,我国学术界对于刑法谦抑性常常将其作为刑事政策来研究,这与刑法谦抑性的重要性并不相符。笔者认为,刑法谦抑性在刑法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当处于刑法基本原则的重要地位。     

广度+深度:人工智能在刑事审判中应用的优化路径探讨

在人工智能时代浪潮的推动下,人工智能已经逐渐步入刑事审判领域.目前人工智能在刑事审判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类案推送、量刑辅助和证据审查上.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刑事审判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的应用困境逐渐显现出来,人工智能在刑事审判的应用过程中不仅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还存在与审判中心主义的冲突.为了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刑事审判...     

刑法修正案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透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现下基本的刑事政策,自然地包含刑事立法政策的面向,刑法修正案即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立法政策一面之回应的具体表征。在对宽严相济之真意进行深入解读的基础上,发掘其在刑法修正案中存在的实然状态。不苟同于有学者认为的这一状态是趋"严"的现实、是对"宽"的背离,从本质上来揭示宽严相济是对刑法谦抑的实质的统一,是对严而不厉的思想的契合,是对刑罚圈的圈定机制的证成。     

网络平台犯罪的刑事合规实现

我国刑事合规在经历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后,越来越有展现向实体法充分拓展的需要。所谓将刑事合规拓展至实体法领域,实务中拓展至审判领域,具体来讲就是,要将刑事合规作为一种量刑情节或刑罚激励的措施加以施行。作为量刑的刑事合规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立足于刑事合规理论和实践的反思,最高检发布的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中已具有将刑事合规作为审判中从宽情节的雏形,从这个角度看刑事实体法对于刑事合规具有容纳空间。不仅如此,关于企业责任和网络平台的管理义务方面,刑法中也有教义学基础。但是,刑法凭何将一行为作为一种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呢？其中便涉及到刑事合规作为量刑之正当性的问题。以往对于量刑正当性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其正当性需要深入考察。刑事合规作为从宽情节的正当性在于,合规整改是控辩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一种合意或对价,在此基础上才会有有效整改后的刑罚减轻。在网络平台（以在线职业教育机构为例）刑事合规的场合下,预防犯罪应当旨在织密法网,将更多的风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修订便是风险刑法的理念映射,可通过刑事合规等措施扩大出罪以减少过度犯罪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刑事违法性概念再认识

刑事违法性是刑法学之重要范畴,从其与刑事权利、刑事义务的统一关系来看,是指行为对作为整体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特别是刑法规范的违反,即为刑法所不容许,并且有违反刑事义务、侵犯刑事权利的性质。刑事违法性应只是对实体刑法的违反,不包括对刑事诉讼法的违反,具有明确性、稳定性、客观性、法定性和可操作性的特征。     

行贿犯罪最新立法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犯罪做了修正。在刑事政策、刑法机能、刑罚目的与立法技术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转变。从"重受贿、轻行贿"转变到"行贿、受贿并重处罚"的刑事政策,更侧重于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表现出预防性的立法目的以及抽象与具体兼顾的立法技术。在理论与规范的层面上,本次修法也与刑法教义学有一定的抵牾。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适用的实质及价值取向

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适用的对象与刑法性质一致,其基本立场体现了我国刑法理论由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倾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适用,表面上是刑事法律适用的严与宽,实质上则是司法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司法良知的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法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功能中更加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充分反映了该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构建理想刑法的几点思考

刑事法治建设的核心是刑法立法与刑事司法两者的动态平衡问题。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立法机关及理论界试图通过完善刑法立法来解决刑法适用的可操作性和公正性,收效甚微。理想刑法的构建就是以实现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和谐为重要使命。本文透过变动的法条,着眼于刑法理论及其价值哲学等问题相对稳定的特点,探究刑法背后的价值问题,从刑罚目的重构、刑法人权保障价值之完善、刑法的谦抑性在我国的适用三个方面展开构建理想刑法的几点畅想,最终发挥刑法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中应有的功能。     

刑法规范与理论应对现代科技发展挑战的扩张及限度

现代科技发展迅猛,新事物伴随着新风险,这对现代刑法而言是新的也是持久的挑战。从时代背景、刑法规范、刑法理论层面出发,刑法都应当在一定限度内作出改变以适应社会发展。在应对路径上,刑法规范应规制已经开始有初步危害后果产生,且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科技风险,同时通过对预防风险的范围限制以及从轻、减轻刑罚来达到平衡。刑法理论应对在未来具有较快实现可能性与问题紧迫性的对象提前研究,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应排除弱人工智能以及自下而上型强人工智能。研究主要集中于自上而下型强人工智能,在肯定该类人工智能的刑事责任主体地位,设计能够适用的新刑罚措施的基础之上同样需要考虑平衡好罪责与刑罚轻重。     

论国际刑法中国化的必要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下,尽管世界各国在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出现了趋同化的趋势,但是各国之间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民族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仍然存在。国际刑法作为各个主权国家意志协调的产物,其中必然蕴含了各个国家对于一些危害全人类利益的严重犯罪行为的共同认识。然而如何将这些共同认识从刑法理念、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三个层面个性化地融入我国刑法,对于增强国际刑法的实效性至关重要。     

刑事自救违法阻却性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自救渊源于古代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等同态私人复仇。目前,刑法理论界将其视为一种情势紧迫下的私力救济行为,作为排除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违法阻却事由。司法实践中,事出有因的犯罪行为不应不加区分地被贴上刑事自救的标签,使大量案件刑事进行诉讼困难。当前,刑法理论界对刑事自救行为的界定存在误区,刑事自救与民事自助并不具有概念的同一性。刑事自救应区别于民事自助,不能混淆民刑边界。此外,刑事立法上将刑事自救确立为法定违法阻却事由,并对其成立范围进行限定确有必要。     

人工智能犯罪的问责主体探究及刑法规制

人工智能时代正徐徐到来,涉人工智能犯罪问题也给我国刑法带来巨大的现实挑战,但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本质上是人类犯罪的工具,并不具备刑事责任主体特征。做好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应对预案,可以从人工智能损害下刑事责任的正确分配、刑罚处罚方式的适当扩充、司法解释的跟进以及立法的完善等方面进行刑法规制。     

人格刑法与并合主义理论研究

人格刑法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具有优势，但是在现有的技术背景下没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并合主义虽然在理论体系上没有人格刑法完美，但是却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我们应选择相对客观的并合主义。     

比例原则在刑法中的适用及进路

比例原则具有限制国家公权力与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功能,其在刑法中的适用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比例原则虽缘于行政法,但在刑事领域中,其与刑事立法理念、刑罚思想、基本原则等具有“家族共通性”。一方面,通过衡量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合比例性,比例原则可缓和刑法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完善刑法体系内部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作为立法理念和限制自由裁量权的方式,比例原则可以“公设规范”和“方法论”形式实现在刑法中的普遍适用,对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实体法依据——以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为视角

刑事和解制度符合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并非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背离,是刑法基本原则的一种实现方式。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有着一定的刑事实体法基础,应作为一种新制度和新理念加以确立。     

我国刑法中的刑罚人道主义解读

刑罚人道主义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针对西方封建社会的残酷刑罚、罪刑擅断而提出的,笔者阐述了刑罚人道主义的内涵及其在立法中的体现。新刑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刑罚人道主义原则,但在刑事立法中却有深刻的体现。     

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刑事政策与刑法是保障社会安定的两块基石。宏观上,刑事政策对刑法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指引作用;微观上,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现又要受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司法领域必须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合理运用刑事政策。做好刑事政策与刑罚的衔接,对我国法治社会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