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算法对国际传播的格局重构

随着大数据与算法等信息技术发展,全球网络传播出现用户、数据、算法要素突出的新趋势,带来重构国际传播格局的机遇。算法是平台发挥数据力量的基本规则,是重塑关系的中介,也是塑造话语权力的政治博弈点,改变了国际传播的渠道、主体、内容和效果等要素。因此,在数字时代全球传播环境中,要积极拓展对外传播的平台建设并借助算法等技术力量发展,以突破西方中心的世界传播秩序,重构平等、多元的对外传播格局。     

中美平台竞争格局下的算法治理与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路径

以互联网平台竞争为主要特征的网络话语竞争已经成为中美关系新一轮互动的竞争领域之一。在现状层面上,以中美两国为首的平台竞争格局在整体上锚定了全球舆论场国际传播的内容生态。在效应层面上,中美平台竞争背景下算法技术在中国国际传播工作中存在多元的影响效应,算法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可以帮助中国面对全球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开展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的国际传播信息生产活动,且由算法技术推动的机器生产信息方式可以突破个体在多语种能力方面的限制,大幅度提升中美平台竞争背景下中方所能发出的声量。然而,算法技术存在的信息茧房问题一旦无法消除和解决,全球传播圈层化的问题将会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意见极化现象可能加剧,而如何利用算法技术使用平台用户信息的问题,则可能进一步增强我国国际传播在安全、人权等方面的议题风险。在应用层面上,未来中国至少可以通过释放算法价值、突破信息茧房、智能识别风险、培养后备人才等四个方面提升和增强中美平台竞争背景下的中国国际传播力。     

给算法以文明:算法治理赋能国际传播效能测定

近年来,深度学习、社交机器人和大模型等突破性技术革新颠覆了国际传播的原有模式,传播主体与用户、信息生产与传播机制、平台与媒介等基础设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在被重塑。智能传播时代,一切物皆可转化为数据,而算法是新的运转规律,对国际传播产生深远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依靠大数据,算法治理能够充分分析、合理预测国际传播效果并预防风险。其不仅可以提供多元化的量化指标,还可以通过文本分析、认知分析、情感分析、社群分析等手段,融合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考量,建构起更加精准全面系统的国际传播效能测定和评价体系,进而增益中华文明的传播效能测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忧思意识与国际传播战略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饱含对全球安全挑战、传统竞争意识和全球传播治理能力的忧思,为开展国际传播注入了人文关怀与哲学智慧。由此,国际传播的战略选择应在思维上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建设性取代批判性,在路径上聚焦“类思维”塑造人类共同价值、基于共同价值构建故事共同体、重视公共传播机制建设。     

如何做好中国全球治理主张的国际传播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更加自信、积极主动的心态参与、塑造、引领全球治理,美西方国家无端将中国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合理主张视为对其全球主导地位和“基于国际规则”的世界秩序的挑战,甚至污蔑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展开制度竞争。为了向世界更好阐释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正确主张,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的国际传播体系,增强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全球治理国际传播要准确把握时代背景,选准立足点与着力点。     

全球文化新秩序与国际传播新使命

全球文化秩序演进与国际传播格局演变深度互动、紧密相关,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对于参与构建全球文化新秩序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话语优势与传媒霸权,在全球文化秩序建构中占主导地位,强势输出自己的文化。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演变和传播技术快速发展,全球文化秩序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中国国际传播在消解西方文化霸权、推动建构新的全球文化秩序中担负重要使命。把握历史与时代的辩证关系,深入分析全球传播秩序与文化秩序的互动互生关系,从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推动文化外交、构建多元协同传播、加强国际文化贸易等方面体系布局,系统谋划国际传播工作,对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下的国际传播领域新趋势

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国际传播范式正在激烈转变,国际传播领域也呈现着新趋势。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传播话语等四个维度来看,新一代人工智能演进下的国际传播发生了信息失范乱象加剧、形式内容更加丰富、受众定位逐步精准和传播体系技术占比持续上升的范式转变。也因范式转变,国际传播正在或即将出现新趋势。未来,要加强对人工智能内容生产的治理和深化,深化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助力我国在新国际传播格局中提高主体能力、平台吸力、内容引力、传播效力,构建国际传播新格局。     

我国的国际法治战略传播:目标、议题与体系建设

国际法治是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我国国际法治的战略传播有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强化我国民主法治国家形象和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我国应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参与或设置国际立法、司法、执法等国际法治议题并加速国际法治战略传播体系建设,主要包括成立国际法治战略传播办公室、组建精准传播专项小组、重视网络议程设置等。     

Sora冲击波与国际传播新秩序——智能传播下国际传播新生态、新逻辑和新趋势

从ChatGPT到Sora的爆红,预示着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一次重大变革,机器可能代替人成为信息和内容的主导性生产者。国际传播面临真正的全新范式转变,将再次重构当今社交媒体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经历了大众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1.0和网络传播、社交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2.0,以ChatGPT、Sora为代表的智能传播全面开启智能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3.0。国际传播3.0以AI技术平台为基础,通过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新要素,将改变整个国际传播的竞争格局和大国博弈态势。中美围绕AI的技术和传播竞争,决战的主战场在全球市场,而不仅仅在中国本国市场。要从智能传播的基本特性出发,制定前瞻性战略,谋求在智能传播技术演进进入到主流化阶段的窗口期,充分发挥中国企业优势,抢占位置;国家层面需要做好系统性布局,提前洞察这场变革的潜在影响,分析未来演进的可能路径,以更好制定前瞻的战略对策与实施路径。     

积极向国际社会传播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顺应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描绘了世界秩序新的美好图景,为实现全球善治提供了一种更具价值高度和想象力广度的选择。做好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国际传播,积极向国际社会传播好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重点可从五个方面着力：系统把握要义,深化理论研究,创新传播方式,注重人际传播,坚持效果导向。     

全球化传播 本土化运作——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曼谷分台案例分享

正全球本土化是当今跨国公司普遍采用的经营策略,也被国际传媒集团广为运用。中国媒体在开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时,如何借鉴这一手法,通过开展全球本土化传播,提升传播实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国际传播领域,由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存在文化、传统和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世界各地传媒业的发展水平也不同,人们使用媒体的习惯、接触媒体的方式也不尽相同,需要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的传播策略,即全球本土化传播。     

当前我国国际传播面临的问题与思考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牵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加速演变。西方不断升级负面议题,不遗余力对我攻击抹黑,加剧打压我媒体机构,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面临更大压力、更新挑战。新形势下,研究改进国际传播方式、提高对外传播的贴近性和有效性,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精准还要更丰富：探索对外传播算法驱动的对内价值

以算法促推精准传播、提升战略传播能力是我国增强国际传播实力的技术路径之一。要实现算法驱动的精准传播,前提条件是要形成“丰富社交”,即被大规模使用的社交网络、高度活跃的用户群体以及规模化的数据增长。算法驱动的对外传播同时还具有对内价值,即用户的算法推荐反馈可以作为对象社会的感知器,算法数据触发可以优化社会动力学模型,以及主动用户的技术养成可以避免被算法反向异化。     

技术赋能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可供性视角下的主流媒体创新实践

伴随数字媒介技术发展和移动互联网普及,社交媒体成为全球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提供了全新机遇和可能。在技术可供性视角下,社交媒体在底层架构、算法机制和界面形态三个维度对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具有互动参与、情感实践、认同塑造等作用。在以“互动参与-情感实践-认同塑造”为核心环节的文化传播模型中,可供性的“多元可能性”特点和用户关系网络、技术感知等因素,对我国媒体利用社交媒体技术可供性开展文化传播的效果带来一定影响。在技术赋能下,要以优质内容为基础,以情感联系为纽带,制定和优化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策略。     

全球文化新格局与国际传播新使命：“南方转向”的视角

当今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危险和机遇并存,以“乌卡”（VUCA）为特征的全球风险社会已经到来。全球文化思潮激流涌荡,国际传播南北两极化态势加剧,“全球南方”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中流砥柱。本文以“南方转向”为视角,梳理全球文化新格局演进的趋势和特征,从共建全球社区、共享数智华流和共治数智技术等路径解析全球文化新秩序下国际传播所承担的新使命。     

提升“讲”“传”能力,超越二元困局——兼论中国互联网企业国际传播的现状与挑战

近年来,中国的“大国崛起”带动了国际传播能力的日渐强大,国家形象和声誉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与开展“大国外交”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战略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中国要成为有影响的世界大国,就要尽快扭转目前在全球新闻舆论场上“西强我弱”的局面,打造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软实力和话语权。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国际传播能力及潜在治理风险

ChatGPT的爆红在获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其国际传播能力的探讨,以及对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的担忧。事实上,ChatGPT基于无所不能的智能生产能力,有可能使用户养成不假思索的使用习惯,产生不由自主的态度认可,最终形成不容置疑的认知依赖。其已超越单一的渠道和平台角色,成为国际传播生态中的独立传播者,存在沦为舆论认知战工具、延宕国际冲突、成为极端言论新管道、危害网络与数据安全、加剧全球数字不平等、削弱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潜在风险,至少应从持续追踪、主动探索、凝聚共识、联合治理等四个方面探讨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国际传播潜在风险的可行路径。     

以国际公共产品的创新传播推进全球治理变革

当前,国际社会有关物质、理念层面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均难以为继,全球治理正处于变革的关键时期,而全球治理的关键在于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因此,世界呼唤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国正立足于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向国际公共产品积极供给者转变,以推动全球治理走出困境、转型发展。对中国而言,积极研发并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本身就是一种国际传播的创新。为更有效发挥国际公共产品的全球治理效能,中国各国际传播主体要有强烈的国际公共产品意识,不断完善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布局,确保有效供给。同时,要确保中国可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共情共享,拓宽其覆盖范围。要强化汉语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努力构建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话语体系。加强和创新中国供给公共产品的国际传播,应坚持中国的基本国际战略定位,供给既具有国际融通性、又具有中国价值理念的国际公共产品,推进全球治理向公平、公正方向演进。     

研究新形势下国际传播理论的力作——《新形势下国际传播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思考》评介

《新形势下国际传播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思考》从国际传播的政治维度与国际话语权建设、国际传播文化维度与跨文化传播能力建设、国际传播商业维度与市场竞争能力建设、国际传播技术维度与融合传播能力建设等四个方面开展分析,探索了新形势下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发展路径及实践创新的重点领域。该书具有三个显著特点：紧跟时代发展,以问题为导向,注重跨界融合。     

从边界重构到理念重建:数字文化视野下的国际传播

数字文化是当前我们考察传播问题的重要面向。在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数字技术狂飙突进带来的全球数字文化的迅速生产,改变了大众传播时代以国家事权层面的传播实践为核心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样态,并在理论意义上改变着传统上以克服时间、空间为主要基调的全球传播追求。由多元主体介入的可编辑数字化影像的全球蔓延,情感和情绪意义上的传播生态,秩序化和理性传播内容接收状态的削弱等,均需要我们在数字文化意义上,系统梳理和重构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理念,并从历史意义评估数字文化给国际传播带来的革命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