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地理志》中的楚地地域变迁与风俗

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楚地历经时代更迭,其山川风俗与地域变迁,可略探其脉络。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汉时楚地地域范围北至荆山,南至衡山,囊括长江、汉江、云梦泽等水域,有南郡、南阳郡、江夏郡、零陵郡、桂阳郡、武陵郡、长沙郡、汉中郡、汝南郡九个主要行政区域。楚地水系众多,以长江和汉江为母亲河,沿周边支流辐射,几乎每一郡县都有一条河流,有明确记载的较大河流三十四条,其中行程过千里的有六条;这里还是盐铁兼收的鱼米之乡,物产十分丰饶。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楚人形成了无千金之家的理财观和"信巫鬼、重淫祀"的鬼神观,与当时中原之地的礼俗有较大不同。     

垓下位置研究评议

关于＂垓下＂的位置,今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承袭《史记正义》的观点,认为垓下在今天的河南,具体又可分为＂陈下说＂（今河南淮阳）和＂苦县说＂（今河南鹿邑）。另一种则坚持《汉书.地理志》的观点,主张垓下在今安徽灵璧东南。本文通过对不同观点论证过程的分析评议,指出＂垓下＂的位置仍应以《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为是。     

《汉书·地理志》所记赵地民风考

《汉书·地理志》记载,赵地（以当今河北邯郸为中心,包括山西中南部和河北中南部大片地区）民风剽悍尚武、慷慨侠义、不事农桑。考据认为赵地民风是华夏文化和戎狄文化相结合的结果。     

浅析《楚辞》的巫觋文化

巫觋文化是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的文化之一,在我国古代文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巫术占卜、原始宗教文化、神话等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化,以占卜文化为主要形式,孕育出了一种极具浓郁汉族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当前学者大多都倾力于对《楚辞》总体层面的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闻一多、游国恩、郭沫若等。著名学者游国恩认为:在我国先古地域文化中,巫觋文化在楚地文化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①。这篇文章从“楚地重巫觋”入手,对《楚辞》中的神巫文化进行深刻探讨,这对于楚地巫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了解楚地民族风情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两汉无襄阳郡县建置说

《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都载有襄阳县、襄阳郡说,其实,这些都是后人羼入、误抄照搬之说。《通典·州郡七》说:"襄阳,汉中庐县地也。"《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四》引《州郡志》说:"襄阳,汉中庐县地,汉初徙骆越人居之。"《三国会要》说:"《宋志》引《魏略》云:襄阳郡‘(魏)文帝立’。"这表明,两汉没有襄阳县、襄阳郡建置,襄阳县、襄阳郡的建置当起于曹丕。因《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影响太大,导致一些古籍以讹传讹,积重难返,亟需加以澄清。     

从新出土湖南郴州苏仙桥晋简看《汉书·地理志》之史源

班固《汉书·地理志》主体部分为疆域政区,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然而由于史源不明,很多疑问长期困恼着研究者。传世文献中唯有《隋书·经籍志》记载班固取资天下计书以作《地理志》,然而此说无据可征。2003年湖南郴州苏仙桥出土了一批西晋木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西晋惠帝时期“桂阳郡上计阶簿”的存档副本,简文中所包含的很多内容可与《地理志》相比照,藉此可以证明班固《地理志》史源正是当时天下郡府所上计书。     

王先谦《汉书补注》指瑕一则——兼说《汉书·地理志》记载广陵郡设置时间之误

王先谦《汉书补注》所云元狩三年立刘胥为广陵王,是对班固《汉书·地理志》"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广陵"一语的误解,班固此处所说的"更名广陵"实为更名广陵郡而非广陵国,刘胥立为广陵王的时间是元狩六年。但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更名广陵郡的时间也不正确,汉武帝将江都国更名为广陵郡的时间应是元狩二年而非元狩三年;班固《汉书·刘非传》又记元狩六年更名广陵郡,是把立广陵国的时间错记为更名广陵郡的时间。     

《说文解字》中汉代郡国级政区新线索

《说文解字》(下文简称《说文》)[1]是东汉学者许慎编撰的中国第一部按部首排列的字书.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过研究,尤以语言文字学角度为主.笔者通过对《说文》中地理资料的整理,发现有一些郡国级行政区划的名称不见于《汉书·地理志》,还有一些不见于《续汉书·郡国志》(下文分别简称《地理志》、《郡国志》).     

《续汉书·郡国志》户口数谬误辨析

<续汉书·郡国志>对东汉时期各郡国的户口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记载,但是通过与<汉书·地理志>户口数记载的比较和对同一郡国户数与口数的比较,某些谬误得以显现.该文以文献、考古资料为依据,针对玄菟郡、辽东郡户口数谬误进行辨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西汉"河东二十八县"考

<汉书·尹翁归传>所载"河东二十八县"是昭帝时期河东郡的辖县情况,而<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郡辖安邑等二十四县(侯国)是成帝元延年间的情况,前者比后者早70年左右.笔者利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考证出"河东二十八县"还包括周阳、高梁、岸头三县和下摩侯国.昭帝时期河东郡已分为南、北两个监察部,并影响到后世该地区的行政区划.     

《史记》《汉书》诸侯王表序的“九国”辨析

九国,指汉高祖末年的刘氏九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汉书·诸侯王表》序,均列举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九国。长沙国,属异姓王,实际同姓王只有八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正文高祖十二年栏,记载楚、齐、吴、淮南、燕、赵、梁、淮阳、代、长沙十国,除去吴氏长沙国,是为刘氏九国,可知序文遗漏了淮阳国。《汉书·诸侯王表》序文承讹袭谬仍然遗漏淮阳国,正文亦未为淮阳国立专栏,掩盖了淮阳国。据上述可知,《史记》《汉书》诸侯王表序均应补淮阳,以符刘氏九国之数。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尚书·禹贡》研究

《汉书·地理志》是《汉书》十志之一,颜师古注解《汉书·地理志》因袭采用《尚书·禹贡》,多从孔安国传,形式多样,不拘一体,或完全采用一字不改,或引用之而复加阐释,或因袭之而加以更改,反映出颜师古深厚的音韵、训诂小学功底。颜师古注《汉书》,只取孔传,弃马融、郑玄之说而不用。     

平利女娲故事的发生背景和传播路径

有关女娲传说的历史遗迹分布相当广阔。《华阳国志·汉中志》关于汉中以东蜀汉所谓“东三郡”地方“有作道九君抟土作人处” ,应当是关于可以大略确定地点的女娲传说的最早的记载。陕西平利地方唐宋以来作为突出的文化地理标志的“女娲山” ,正与这一记载相印合。对相关现象进行学术分析 ,有助于深化对这一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和交通地理形势的认识。     

试论楚文化的“酒神精神”——对古代长江文化精神特质的初步探讨

楚文化是与中原文化并列的华夏文明两大源头之一.本文试图在近年国内楚文化研究所提供的丰富材料基础上,从比较哲学和比较文化学的角度,对楚文化赖以产生的原始宗教活动、楚文化丰富的神话传说和楚文化最高成就——《离骚》所塑造的人格形象进行一些理论分析,并从中提炼出楚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一、楚巫与酒神祭礼——从楚文化原始宗教活动看楚文化的精神特质文化源于原始的宗教意识,而原始的宗教意识又通过原始的宗教活动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从原始宗教活动提炼出某种文化的一些精神特质.在我国古代,中原人宗祖、宗天,而天和祖的意志是通过卜、筮活动这一中介转达给祭祀和祈求他的人们的.生活在南方长江流域的楚人,虽然也崇拜天和祖,但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则与中原人大不相同,这就是所谓的“楚人信巫.”楚人信巫,楚地盛行巫风.最早记载楚盛巫风的是《诗经》.《诗·宛丘》有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持其鹭羽.”《东门之枌》有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钟之子,婆婆其下.”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的一段记载可资补证:“陈国,今淮阳之地,周武王封舜后     

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考

自从《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记载了宓给王商的一封信后,司马相如的生平中便多了一个“东受七经”的故事。这封信作如是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按,即《汉书·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继之,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便以“案,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经’”注释司马相如本传中“相如既学”一句。于是,相如于入朝为郎前曾受文翁派遣东受七经的说法便出现了。但是,这个说法与《汉书》的相关记载发生了种种矛盾。     

《汉书·地理志》中“道”的分布原因探析

"道"是秦汉时期政府为管理少数民族而设置的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与内地的县同级。《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三十道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北或西南地区,这些地区是历朝历代边界变化较大的区域,也是少数民族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而恰好秦汉政府又在这些不易控制的地区设置特殊的"道"机构。这篇文章从汉承秦制、历史地理、民族关系等几个方面来分析道设在这些地区的原因。     

论“相如为之师”——司马相如的经学涵养及对后世蜀学的影响

《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相如为之师"不应仅仅是指蜀人对司马相如文章辞赋的学习,也包括了对他的学术尤其是经学内涵的传承。其主要表现在小学的精熟、以谲谏为方式的讽谏精神、讲求博物征实的博观以及通过礼乐建设推动的文化大一统思想等四个方面,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蜀学的发展。     

日本出土三角缘神兽镜铭文“铜出徐州”考辨

日本近畿及其附近公元四世纪前期的古坟中,出土不少有“铜出徐州,师出洛阳”铭文的三角缘神兽镜。日本学者富冈谦藏等考证,认为这种铜镜是中国的魏镜,可能是中国魏朝的统治者,赠送给当时日本邪马台国王卑弥乎及其继承者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有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倭王遣使来中国魏朝朝献,魏的统治者赠送其女王卑弥乎的礼物中,有“铜镜百枚”的记载。之后,中日之间交往密切,多次相互馈赠。但是,我国有的学者,认为镜上的铭文“铜出徐州”,不是事实,没有根据。他认为:“徐州一带,自古不产铜”,“《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彭城及其附近地区,汉时有铁矿,曾设铁官,但未有铜矿”;“明清时期,有关书籍才说到,徐州附近有铜山,‘旧曾产铜’,其实并无根据。至少可以说,在镜上虽有‘铜出徐州’铭文,但不足以说明铸镜之铜必出于徐州,尤其是不能出于无铜可采的彭城及其附近”。又说“有的研究者,因徐州又名铜山,便深信其地产铜而不疑,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等等。近年来我们对此进行了专门考查,得出的认识恰好相反:徐州自古就是我国一个铜产地。铭文“铜出徐州”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逄行珪《鬻子注》与汉志小说《鬻子说》关系考辨

《隋书·经籍志》以后历代类书所录《鬻子》并非道家书《鬻子》,而是《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书《鬻子说》。今见本逄行珪《鬻子注》是对《鬻子说》的校注,其内容符合汉代小说的文体特征。逄本《鬻子》是现存较完整的中国第一部小说集。     

《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新证

利用出土材料校读传世古籍有重要意义。基于封泥、玺印、铜器等出土材料来校读《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下”部分条目．一方面验证了传世古籍记载的可信,另一方面纠正了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