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战略：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创新路径

全球社会平台化的进程加速使得数字平台已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传播资源由以往的传统媒体拓展到多平台、多主体,国际传播进入平台化传播的新阶段。面对重建新时代国际话语权的历史机遇,如何建设和利用全球数字平台成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课题。我国迫切需要从国际传播的平台理念、平台内容、平台技术、平台渠道、平台规制及平台人才等方面发力,打造自主可控的新型数字平台,通过创新国际传播平台战略,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谁的TikTok：国际传播视野中的数字平台

TikTok事件展现出数字平台在全球扩张中不得不认真处理的市场、政治与文化关系。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分析TikTok事件,需要综合多方观点,深入理解其技术能力、市场优势、文化身份、政治内涵,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带来的启发与警示。     

全球治理的平台化转型与中国国际传播的战略选择

在跨国平台日益嵌入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今天,平台化转型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新趋势,这一趋势对我国的国际传播战略提出了新要求。在全球治理平台化转型背景下,我国国际传播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底层价值;建构各类传播资源充分涌流与平台潜在风险防范之间保持平衡的规制体系;通过培育源于中国的全球化平台实现国际话语权的平衡。基于这一战略框架,我国国际传播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应当以“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手段为国际争端的讨论与解决提供公共空间;以贴近境外用户的话语,通过多频道网络（文中简称MCN）运行逻辑讲好中国故事;最终通过有效运用数据这一平台化的核心资源提升国际传媒的整体效能。     

2023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热点回顾与实践启示

回顾和梳理2023年中国国际传播学术研究的热点,发现主要呈现多元议题导向、国际传播叙事多维转向、依托智能媒体多模态传播等三个层面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2024年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提出建议：持续加强国际传播效能建设,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故事;以数字技术赋能国际传播,提升国际话语“议价空间”;把握关键事件节点,角力国际传播叙事的舆论场。     

从“国际传播+”到“+国际传播” 平台时代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重构

本文对过去41年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历史全面回顾,总结中国国际传播人才的整体模式,总结特征,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方向。整体说来,传统的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是典型的集中权威（authority）模式,是以国家需求导向,以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为核心内容,复合其他学科尤其是语言能力的“国际传播+”模式。在培养效果上,该模式满足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国际传播人才的临时性和表层需求,但在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体系的今天也导致了中国国际传播结构性失语,难以适应新时代对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需求。适应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当下媒介技术引发的全域性、生态性、颠覆性变革,未来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亟需走向分散枢纽模式（hub）,通过在不同专业、学科复合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实现从“国际传播+”走向“+国际传播”,从不同专业、学科赋能国际传播走向国际传播赋能不同学科、专业,实现因校、因专业制宜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专业、学科体系建设,解决中国国际传播在专业领域的结构性失语。     

数字全球在地化：平台时代影视产业国际传播趋势探研

当前,影视产业已成为国际传播提质增效的重点领域。在数字平台介入下,全球影视产业的流媒体转型正在发生,并从传统的中心国家主导模式,转向兼容不同国家文化特点、不同媒介平台属性的数字全球在地化模式。该模式在创作理念上强调全球共通价值与各国文化特性的整合,在制作体系上注重基于平台的跨国协作生产,在产品分发上通过数字平台面向不同国家精准传播,在反馈互动及衍生消费上根据受众需求实现在地化创新。基于数字平台的影视产业形构出可供多元文化协商共生的“第三方文化空间”,日益表现出赋能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充分潜力。     

数字公域：数字文化视野中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当前,数字文化日益成为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数字技术重塑传播主体观念,再造主体实践模式;其次,数字平台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定义国际传播新边界;再次,数字文化在失序与重构之间衍生国际信息流动新秩序。面对控制和博弈的数字风险,国际社会产生对数字技术的人文性反思,并延伸出数字文化抵抗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数字公域传播秩序”概念,以此指向数字文化与国际传播的多维互构关系。     

从边界重构到理念重建:数字文化视野下的国际传播

数字文化是当前我们考察传播问题的重要面向。在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数字技术狂飙突进带来的全球数字文化的迅速生产,改变了大众传播时代以国家事权层面的传播实践为核心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样态,并在理论意义上改变着传统上以克服时间、空间为主要基调的全球传播追求。由多元主体介入的可编辑数字化影像的全球蔓延,情感和情绪意义上的传播生态,秩序化和理性传播内容接收状态的削弱等,均需要我们在数字文化意义上,系统梳理和重构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理念,并从历史意义评估数字文化给国际传播带来的革命性影响。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应用、趋势与反思

人工智能技术正成为重塑国际传播格局和生态的变革性力量,广泛应用于跨境信息采集,以及跨境内容生产、分发和人机交互等环节。在技术、市场和政治三重逻辑的相互嵌套下,人工智能与国际传播实践深度融合,呈现出传播大规模自动化、公共空间平台化和治理数控化的发展趋势。其中,效率与公平、机遇与风险、流动与控制三对矛盾始终存在。据此,应以人文主义为认识论出发点,推动国际传播观念和伦理体系的革新,并以此观照变动中的国际传播实践。     

从理论到实践：国际传播视阈下的计算传播新发展

近年来,国际传播与计算传播研究不断融合。计算传播的研究方法为国际传播中的精准传播、用户画像、舆论分析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文本挖掘、情感计算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研究者可以分析国际社交平台上不同群体对中国议题的态度和情感。这对于重新理解、监测甚至预警国际传播公共事件中的风险,以及构建国际传播效果评估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随着网络生态中参与主体在身份和技术层面的多元化、复杂化趋势不断增加,多元传播主体的交互行为和协同演化机制也成为了国际传播与计算传播共同的重要议题。     

从秩序到策略：元宇宙与国际传播的未来演进

元宇宙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技术想象已日趋临近,将深刻影响未来的国际传播方式。对于元宇宙国际传播的探讨并非为时尚早,应及时关注元宇宙带来的传播生态变革,参与关键技术标准制定,始终把握元宇宙建设的先手权与话语权。要积极构建元宇宙国际传播体系,激活人的生产效力、机器的生产效率、发挥媒体的组织优势。应继续优化国际传播策略,顺应多感官、场景化、精细化的元宇宙传播潮流。     

数字时代算法对国际传播的格局重构

随着大数据与算法等信息技术发展,全球网络传播出现用户、数据、算法要素突出的新趋势,带来重构国际传播格局的机遇。算法是平台发挥数据力量的基本规则,是重塑关系的中介,也是塑造话语权力的政治博弈点,改变了国际传播的渠道、主体、内容和效果等要素。因此,在数字时代全球传播环境中,要积极拓展对外传播的平台建设并借助算法等技术力量发展,以突破西方中心的世界传播秩序,重构平等、多元的对外传播格局。     

新型国际传播:从技术逻辑到发展思路

随着5G引领的先进技术综合应用和商用的不断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进入新阶段,国际传播也呈现了智能化、数字化的新型发展趋势。全球网络传播环境、参与主体、信息采集方式、内容呈现方式以及信息的传播速度、传播形态等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5G时代的全球传播应结合先进技术的发展方向和特点,调整传播思路,积极应用“5G+”技术,加强各国间技术信任,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要在新的时代背景和传媒技术环境下,创新国际传播的渠道和方式,发展新型国际传播,从而更快速、更全面地实现我国国际传播全媒体发展,布局全媒体传播蓝图,更好地塑造“全球中国”形象。     

民间主体参与平台网络国际传播的路径和策略

针对平台社会语境下网络国际传播的现状和特点,应重视和鼓励民间主体力量参与网络国际传播。平台社会语境下民间主体参与网络国际传播,可重点从四个方面切入：一是鼓励海外青年网民群体通过全球互联网平台积极参与国际传播,以第一人称讲述中国故事;二是突出通俗化表达和生活化视角的“软传播”思路,强化网络国际传播的交流感和故事感;三是把握不同类型海外社交平台的特点差异和传播规律,提升网络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四是弱化民间主体的网络民族主义情绪,尽量避免诱发过激的国际网络民族主义事件。     

从边缘到核心——浅议国际传播中的价值观传播

正变化的世界与传播生态,要求我们不仅要转变国际传播方式方法,还要强化国际传播中的价值传播,向世界说明我们的价值体系,寻求与其他价值体系的交集,进而服务于国家与民族的更大利益。现状经过数十年发展,特别是近些年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我国的国际传播取得巨大进步,但在国际和国内舆论场之间仍存在明显落差。这种落差,在国内舆论场体现为时而信心爆棚、盛气凌人,时而自轻自贱、自惭形秽;在国际舆论场,则体现为     

打造数字中国的国际传播新功能区：视野、现况与建构路径

从国际传播秩序重塑的外交视角看,数字中国建设是重要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动写照,已成为展示中国道路与制度的新的典型形象。讲好数字中国的文化故事,即从本体和功用两个维度提升中国数字媒介软实力的实践路径：第一,主动跳出技术经济主义和技术理想主义的话语范畴,挖掘并阐释我国媒介化进程的社会基础与文化意义;第二,在新技术驱动的传播版图变革背景下,调用好我国“一体多元”的传播体系,通过政策手段与合作机制,以中华文化价值观为引导,吸收非公数字文化领域,形成以互联网为牵引的国际传播新功能区,全面提升我国互联网国际传播能力。     

“网红外宣”：中国国际传播的创新悖论

不管是中国人走出去还是外国人走进来,“网红外宣”已经成为加强和改进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新共识和新平台,在实践、话语及理论层面呈现出超越乃至重构建制化国际传播的巨大潜力。然而,（跨国）数字平台的网红群体及其传播行为带有极强的流量经济色彩和虚拟群集倾向,其与国家意志主导的国际传播和文化社群主导的跨文化传播并无内在关联,既有正面促进的机遇,也有负面消解的可能,这给面临地缘政治壁垒和深受流量思维影响的国际传播工作创造了实践和想象的空间。这一创新悖论需要从国际传播和“网红经济”的本质差异入手进行解析,进而回归国际传播的舆论领袖,而不是流量节点这一根本性的理论维度。     

从“安全化”到“去风险”：国际政治中的风险话语研究

基于特定社会建构和意识形态立场的风险话语为各国开展国家安全实践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成为少数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工具。2023年4月以来,“去风险,而非脱钩”新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美西方对华风险话语不仅在表述上完成了从“中国威胁论”“中美脱钩”到“去风险”的更新迭代,更实现了从“安全化”到“去风险化”的话语内核转向。它看似放弃了“以中国为威胁”的进攻姿态和“脱钩”的逆全球化立场,实则意在扩大遏制空间、占据道德高地,实现“以中国为风险”的精确“脱钩”。借助强调“风险”而非诉诸“安全”的话语重心变化,美西方也意图进一步转移盟友间和国家内部矛盾,掩盖自身国家安全能力衰退的事实,这最终可能带来“去风险化”风险话语的全球散逸。     

中美平台竞争格局下的算法治理与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路径

以互联网平台竞争为主要特征的网络话语竞争已经成为中美关系新一轮互动的竞争领域之一。在现状层面上,以中美两国为首的平台竞争格局在整体上锚定了全球舆论场国际传播的内容生态。在效应层面上,中美平台竞争背景下算法技术在中国国际传播工作中存在多元的影响效应,算法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可以帮助中国面对全球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开展更具针对性和个性化的国际传播信息生产活动,且由算法技术推动的机器生产信息方式可以突破个体在多语种能力方面的限制,大幅度提升中美平台竞争背景下中方所能发出的声量。然而,算法技术存在的信息茧房问题一旦无法消除和解决,全球传播圈层化的问题将会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意见极化现象可能加剧,而如何利用算法技术使用平台用户信息的问题,则可能进一步增强我国国际传播在安全、人权等方面的议题风险。在应用层面上,未来中国至少可以通过释放算法价值、突破信息茧房、智能识别风险、培养后备人才等四个方面提升和增强中美平台竞争背景下的中国国际传播力。     

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中国网络媒体全球传播的新语境与新路径

全球传播已经进入平台化时代。以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为主导的信息传播新型基础设施正在从技术、市场、政治和文化等多个层面,重构着全球传播的信息流动新格局、地缘政治新秩序和文化交往新生态。在这个全球传播的平台化转型过程中,新冠肺炎疫情扮演了加速器的作用:一方面,快速推动了以短视频社交、视频会议、流媒体音乐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另一方面,严重加剧了全球传播已有的裂痕,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终端接收使用的数字鸿沟,以及与政治博弈、贸易争端和文化歧见等深度绑定在一起的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