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观张季鸾的报人时代

想到张季鸾,我竟然同时想到了大胡子的爱因斯坦,这个念头貌似很荒谬,但是也不全然荒谬.1922年,爱因斯坦一生中唯一一次到中国,他们曾在上海同桌吃过饭.1930年,爱因斯坦写过一篇文章《我的世界观》,其中有一句话：“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力的、有情感的个人,是人格……”我想这句话可以用来评价张季鸾,他就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有情感的个人.     

傅斯年笔下的张季鸾

学者陈之迈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现代中国有三位最知兵也就是最懂军事的文人,其中两位就是下面要说到的傅斯年和张季鸾(另一位是丁文江).按:傅是山东聊城人,张亦出生于山东邹平,他们可算半个老乡,还都和《大公报》有些渊源,一度也有信函沟通与日常往来.多半因此,1941年9月张季鸾病逝后,傅斯年才会在一封信中称赞其为“报界完人”.     

张季鸾笔名轶事

张季鸾,名炽章,一生所用笔名主要有少白、一苇、榆民、老兵、记者、幕刘等。这些笔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具有特定的内涵,反映着张季鸾在各个阶段的精神风貌。 “少白”是张季鸾在报刊开始发表文章所用的第一个笔名。 1908年2月26日,同盟会陕西分会部分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夏声》杂志时,张季鸾仅21岁,他以“少白”笔名,积极为《夏声》杂志撰写稿件,除了第三、八、九三期外,每期《夏声》都有他的文章。 “少白”,即少年头白。张季鸾自幼聪颖绝伦,十四五岁即能走笔写三四千言文章,故在乡里素有神童之目。1903年秋,张季鸾与其侄张崇基及延榆绥道陈兆璜之子陈燮前往礼泉县烟霞草堂,拜关中大儒刘古愚先生为师。古愚师弟子不少,但格外赏识张季鸾。旋张季鸾赴日本留学,学习日语,进步最速,四五月后即能用日语交谈,为同侪所不能及。张季鸾由于刻苦学习,且身体素质较差,所以20岁刚出头,头发就白了。因此,他激励自己,“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用“少白”为笔名,表示自己的头发已经变白,更应抓紧时间加倍努力,趁早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寓有自勉自励之意。 “少白”是张季鸾早期在报刊发表文章的主要笔名,还用于《民立报》、《民信日报》等报刊。     

张季鸾笃信“爱之宗教”

铁肩担道义的报人形象之下,张季鸾内心怀有着博大的“社会之爱”. 1934年秋,正逢楚林公百年诞辰,张季鸾回籍祭祖扫墓,并刻石立碑.在新文化、新思潮的激荡下,当时社会“颇不讲此种旧事”.他无意特别提倡,而只是行其心之所安:本来报恩之道,各有所宜,不必强求一律,“只希望大家都亲亲而仁民,推广骨血的至情,涵养爱人爱国的挚感.我想这或者不是违背时代潮流”. 五四运动以后,“打倒孔家店”等反传统的观念一时盛行.相对于“家庭革命”等激进主张,张季鸾倒是较为审慎.他深信:“惟能实行者,始能立言.”     

张季鸾与《大公报》

1926年9月,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组成的“三驾马车”,以5万元资金为本钱,盘购了旧《大公报》馆,新记公司大公报就此续刊.以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组成的新记公司大公报里,张季鸾主持笔政,是《大公报》实际上的台柱子和挂帅人物.     

张季鸾与《民立报》

张季鸾,名炽章,以字行,陕西省榆林县人,生于1888年3月20日,是著名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和中国新闻界新闻自由的倡导者。他与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被誉称为“陕西三杰”。1902年秋,张季鸾前往关学大师刘光(?)在礼泉县九嵕山下主持的“烟霞草堂”就学诹豕??)的亲自指点下,张季鸾博览群书,学业大有长进.刘光(?)教学注重史地,使张季鸾打下了中国史地知识的根基,并使他在国学方面朗然得条理,为文章亦如良史之绵密警策,为他后来从事新闻报刊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05年秋,张季鸾由陕西高等学堂派遣赴日本官费留学.由于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他开始注重社会政治活动,思想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同盟会陕西分会部分留日学生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特创办反     

论张季鸾办报思想的转变

自由主义是西方的产物,在自由主义被引入中国之后,其内涵中提倡的言论自由思想与中国的文人论政中的以报立言的想法一拍即合。张季鸾曾受过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其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为大”的思想,本文以此来分析张季鸾两个办报阶段的不同风格产生的原因。     

张季鸾编辑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思潮与报恩思想

张季鸾先生是民国时期声名显赫的一位报人,他所主笔的《大公报》被公认为是我国民营报业成功的典范.本文以张季鸾办报活动中的自由主义思潮与报恩思想为研究对象,结合具体事例分析两者在不同时期对他编辑活动的影响,论述其中所包含的对当代新闻业的启示,力求以张季鸾为观照,督促当代新闻人躬身自省.     

“中国梦叙事者”的三个维度——评2013年全国两会新闻发言人

2013年全国两会在选举出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同时,也迎来了两位新任新闻发言人,这是全国人大首次由女性担任这一职务.两会新闻发言制度走过而立之年,“新面孔”能否讲好中国故事,备受世人关注.从“国家叙事”与“个人修辞”的关系、“接受概念”与“话语自觉”的关系、“不回避热点”与“主动设置议程”的关系等3个维度来挖掘2013年全国两会发言中的一些背后逻辑与亮点,评点两位新闻发言人在回应一些关键问题上的表现.     

毛泽东眼中的张季鸾和《大公报》

早在三、四十年代,当毛泽东还是在延安的时候,就经常阅读蜚声海内外的《大公报》,并通过这一重要窗口,来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动态和变化,从中汲取许多可供参考的有价值的资料。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总编辑张季鸾和《大公报》颇为熟悉,且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解放后,毛泽东又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赞誉张季鸾和《大公报》,殷切地鼓励新闻工作者应该向张季鸾学习,把《大公报》的成功经验及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一、“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病逝于重庆。消息传来,毛泽东等其他中共领导人在延安特致唁电,其中有:“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藉达哀忱。”这是毛泽东等其他中共领导人对张季鸾一生的总体评价,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讲的,对他的大节持肯定的态度。 1958年9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约见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等,又谈起张季鸾和《大公报》,指出:“《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三个人的‘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三人‘合作社’是吴     

此张一苇非彼张一苇

一
　　新闻史研究只有建立在确凿的史实基础之上,有关论点才能信而有证。近读《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张振亭、陈玮《专业化与大众化：黄天鹏新闻思想及实践初探》一文,其中在叙述黄天鹏新闻专业化“思想与实践”时,有如下一些文字：“1927年元月,由黄天鹏、张一苇（即张季鸾）、王一心等发起筹备、创办的‘北京新闻学会’正式成立。该会由北京平民大学出身的记者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身的老记者们组成,1927年1月1日正式成立……学会成立不久就创办了我国第一本新闻学术刊物《新闻学刊》。该刊由黄天鹏任主编（张一苇主要负责经营,王一心主要负责文案）,前后共出版8期。”①其中,将张一苇误以为就是张季鸾,则是犯了一个似是而非、张冠李戴的低级错误。因张季鸾在中国新闻史上乃大名鼎鼎的人物,故不可不辨,以正视听。     

揭密张季鸾的秘使身份

《大公报》主编张季鸾,抗日战争中因言论爱国倍受尊重,其丰富的日本知识和全面的对日见解,成为蒋介石对日外交的布衣顾问,甚至曾于1940年8月底秘密担任蒋介石的对日“媾和”秘使,成为抗日战争过程中蒋介石惟一一次主动对日“媾和”的全权代表。虽然这次“媾和”行动失败,但此次活动对考察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及更全面认识张季鸾的新闻思想会有极大帮助。     

张季鸾的爱国思想和新闻生涯

张季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报纸评论作家。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先生的生平事迹和新闻思想、新闻实践,以其优秀思想和品格昭示后人,“张季鸾研究会”于1994年1月20日在陕西省首府西安宣告成立。本文作者王俊春是张先生的同乡和学生,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张季鸾研究会”顾问。本文是王俊春先生在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发表于兹,以飨读者。     

文人的骨气

解放前的《大公报》是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过去我们评价它是“小骂大帮忙”，如今有人提出新的观点，值得商讨。总编辑张季鸾是《大公报》三位创始人之一，他的办报指导思想，他的新闻编排业务和社评写作技巧，他大胆起用人才和培养人才的经验等等，都是新闻史上的一笔宝贵的财富。著名记者王芸生、徐铸成、萧乾、范长江等，几乎都与张季鸾的裁培和使用分不开。徐铸成晚年写过一本《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文人的思想变化轨迹。     

张季鸾参加过同盟会吗?

为纪念张季鸾先生逝世50周年,张季鸾学术研讨会于1991年9月在陕北榆林召开。《新闻研究资料》总第56辑刊登了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在8位发言者中,有3位提到:张季鸾先生到日本留学后,不久即加入中国同盟会。同辑《新闻研究资料》另有《张季鸾先生入同盟会考》,作者刘耿列     

浅论《大公报》的民族主义宣传——以张季鸾社评为例

<大公报>在张季鸾主持笔政的15年间,正值国家政治势力整合,领土主权遭到分割,外族侵略阴霾挥之不去的时局.在这样的历史境遇里,强烈的使命感和殷切的民族关怀使<大公报>染上了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评论是报纸的灵魂.<大公报>的民族主义思想是通过张季鸾大量极富影响力和感染力的社评表现和宣传的.本文以张季鸾社评为例,梳     

宗俊峰:践行清华精神担当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再访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

记者:宗社长您好,很高兴再次采访您.首先想请您谈谈,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国内大学出版社及清华大学出版社(下称清华社)的整体发展状况. 宗俊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加强对教育、文化单位的宏观指导,为大学出版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政策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宣传思想部门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也进一步明确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刘奇葆同志到国家图书馆调研时强调"三个第一位"——即出版战线要把内容建设放在第一位,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把出好书放在第一位.     

也谈新闻的导向性与可读性

提起新闻的导向性与可读性的关系，就个人的阅读范围看，新闻界的代表性说法，大体有这么一些：A、“既要有导向性，又要有可读性”；B、“不能强调可读性而忽视导向性”；C、“对报纸来说，可读性是必要的，但不是首要的，不能把可读性放在第一位，为追求可读性而不顾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D、“导向性是最大的可读性”。这四种说法的共同点是：都把导向性与可读性看成办好报纸的必要因素。但是，前三种看法是把两者分隔开来观察，甚至在一般意义上把它们看成是对立的，对此，第三种说法表现得比较鲜明，明确地给两者的地位排序，肯定了…     

王芸生与《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原《大公报》总编辑不仅是报坛名宿,而且是位研究有素的日本问题专家。他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七卷本),是一部研究近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很有价值的著作。该书不仅受到国内学者推崇,日本史学界对它也非常重视。这部书的缘起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大公报》领导人张季鸾和胡政之召开了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计划。张季鸾严肃地宣布:国家已面临紧要关头,我和胡(政之)、吴(鼎昌)两先生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他宣布了两项决策,一为明耻,一为教战。所     

榆林发现张季鸾先生碑铭拓片

在“文革”中,张季鸾先生碑铭也遭到同样政治厄运,一些失去理智的人们将它砸成碎块,然后四处随意扔弃,从此,完碑已不复存在。幸运的是,前不久,笔者在榆林市政协的帮助之下,在刘少英家中发现他收藏有完好无损的《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碑铭》拓片,它为我们系统研究张季鸾先生的生平、思想等提供了翔实的、重要的资料,因此价值极其珍贵。征得刘少英的同意,遂将拓片拍照下来,并加以标点、整理。现将碑铭全文抄录如下,仅供研究张季鸾先生的同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