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谋与朱子学

陈宏谋是清代桂林籍的理学名臣。他批判地继承了朱熹的学说,顺应历史潮流,讲求实学,力主经世致用,事功彪炳一代,道德文章为海内景仰。其所作所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子学在广西的传播与影响。     

朱子学与现代经济发展

本文从有助于经济活力的增强与有助于经济秩序的建立两方面来阐述朱子学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不是互相排斥的；经过创造转化，朱子学是可以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朱了学中的精华，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服务。     

高令印与朱子学研究

高令印与朱子学研究林兆荣高令印,现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福建省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主要研究朱子学,讲授中国哲学等。先后发表论文１５０多篇,出版专著７部,部分著作被国外学者译成外文。获韩国“第４届退溪学国际学术奖”。曾...     

《朱子学提纲》之朱子学精神

钱穆先生为《朱子新学案》所撰写的《朱子学提纲》是指导世人学习朱子之学的重要文献，对朱子学之大体与各精华做了概论。在朱子学精神方面，钱穆认为朱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到中庸，四通六辟，成此一家。一面固最能创新义，一面又最能守传统。既明得前人本意，又发挥自己新意；既汇纳群流，又扩其范围；既为精粗具到，又采撷精华，由此而成为集儒家之大成者。     

朱子学与当代中国思维

朱熹思想在以往八百年历史中，尽管是褒贬俱存，却始终是学者研究学者研究学问的重要课题之一，说明其学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朱子学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中整体思想中的能动精神，会通思想中的创新意识以及中庸思想中的发展观念，曾对后世起过积极影响，对当代中国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朱子学与现代国家治理

中国目前正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德治举足轻重,其角色不可小觑。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从根本上着眼于唤醒道德自觉、并通过克己复礼的修仁功夫,从而确认道德原则与具体实践生活间的联系。朱子之学,其德治正本清源,治国理论体系可一分为三——为人以德、为政以德、为国以德。在推进现代德治建设的进程中,朱子学作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启发与借鉴作用不容忽视。     

朱子学与传统法律文化社会化

朱子之学是经世致用的治道思想体系,成为传统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也对宋以后的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化提供了基石,推动了传统法律思想实践的社会化,尤其是朱子学对义利之辨与士商经济的重新演绎,触动民事法律的扩大化,改变了社会诉讼观念。     

朱熹与史学

朱熹是南宋最为广博的一个学者 ,不仅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而且在经学、史学、文学等许多方面 ,都作出了这样和那样的贡献。朱熹虽然不能像王安石一样代表先进思想而成为一代学术的代表者 ,但就博学而论 ,可以作为南宋一代的翘楚。朱熹之与史学 ,论述不能算少 ,但值得探讨的问题依然甚多。这篇短文仅提出如下三点 ,即 :朱熹对史学持有贬抑态度 ;朱熹视史学为经学的附庸 ;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有其独到的见解 ,值得重视。下面对这三点分别予以论述 ,以供研究朱熹史学的参考。一、朱熹对史学的贬抑我国古代史学源远流长 ,来…     

朱熹与呈坎

文章从三件事情上回顾了朱熹与徽州呈坎的历史渊源，对朱熹所题“呈坎双贤”作了重新诠释，对罗汝楫、罗愿等人作了重新评说。     

朱熹与辛弃疾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而辛弃疾则是南宋一位名垂青史的爱国诗人。他们一生忧国忧民,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时代责任感,但却屡遭贬谪,仕途坎坷,壮志难酬。不过他们在逆境中都能以积极的态度直面人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著名理学家称他们一个是“人中之龙”,身备阳刚正气的一代儒家,一个是“文中之虎”,压倒一世英豪的奇杰,堪称南宋时期耀眼璀璨的“双子星座”。朱熹和辛弃疾的相识应追溯到淳熙五年（１１７８年）,两人在同往迎哭刘珙灵柩的途中初次见面。朱熹刚除知南康,因久蛰闽中山间,对江浙情况知之甚少,…     

朱熹与休宁

本文根据地方方志及前人的零星记载,归纳整理出“朱熹登齐云山揽胜赋诗”、“朱熹在政治上同情吴儆”、“朱熹与吴昶的师生情”、“休宁‘卫道’之争”、“安徽省立二师主办朱子生日会讲”等12例史实,证明了朱熹与休宁的关系,特别是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休宁乃至徽州根深蒂固几百年。     

朱熹与徽商

产生徽商的古徽州是朱熹的父母之邦.徽商的"贾而好儒"、"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对朱熹集大成的儒学思想精华的吸纳融合,突出了人生价值和商业理性的追求,表现了一种人文的自觉,实现了市场和自身的发展;同时由于程朱理学封建思想的束缚,徽商最终未能完成跨入近代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朱熹理学促成了一代儒商的辉煌,朱熹理学也从徽商的崛起时就决定了这一封建商帮的命运.     

朱熹与戴震

在中国哲学史上,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之集大成者,戴震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后代表,戴氏并以批判程朱理学“以理杀人”见称于世。从形式上观之,朱学与戴学形同水火,事实上,二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朱学与戴学的相互关系作进一步研讨,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早年戴震对朱学的维护     

朱熹与书院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之后最杰出的儒学大师。据说还在朱熹四岁时，父亲教他学说话，指着头上的天空说：“这叫天。”小朱熹接着问了～句：“天之上是何物事？”让其父大为惊奇。这种对自然界的好奇和疑问持续了他的一生。     

朱子学的当代发展与创新——“朱子学与理学学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子学与理学学派”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8月4日至6日在江西省上饶市召开。这次研讨会是国内朱子思想研究的一次规模较大、包容性较强的学术盛会,显示了当今国内外朱子学与理学学派研究的新进展。与会学者主要就朱子哲学、朱子学与理学学派、朱子后学以及朱子学在当代的传播、发展与创新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讨。     

钱穆的朱子学研究

在钱穆晚年精心结撰的"尊朱"巨著《朱子新学案》中,他用"理气一体浑成"的观点,纠正了学界理气二元对立论,又将朱子理气论与心性论联系起来考察,提出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用"心性一体两分"的观点,打破了学界将朱陆对立的门户之见。钱穆还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去梳理和统摄朱子的学术,对朱子的学术成就及贡献作了全方位的呈现。而钱穆晚年转向朱子学研究正是由于朱子能对各家学说融会贯通,有吞吐百家、汇纳众流的气魄,这与他追求的"求通不尚专"的学术风格有相近之处。     

朱子学与阳明学及其现代意义

通过对狭义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的阐释,揭示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现代意义。朱子学说最重要的部分是“格物致知”的理论,其明显的特色是极力为人求取事物的知识的活动确立一个地位。“心即理”、“致良知”是阳明学说的主要哲学命题,“知行合一”则是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朱子学强调读书学习的性格,为现代“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对于大学的“通识教育”,朱子的思想是孔子之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朱子学提倡“主敬”所代表的自我约束、严肃认真、勤勉专一的工作态度,对于保持东亚社会积极的工作伦理,仍能提供重要的资源。阳明学强调实践,体现于王阳明一贯提倡的“知行合一”,“住事上磨练”,这样的哲学精神合于19世纪以来实践哲学的发展,与近代哲学是相通的;王阳明关于“万物一体”的观念,对于人类的和平发展,以及生态和环保也可提供一种伦理的支持,具有普世价值。     

朱子学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影响

朱子学在新加坡的早期传播,主要是华侨通过创办华文学校、华文报刊和成立华侨社团来进行。新加坡独立后,朱子学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政府大力在学校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并开展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化活动,从而提高了新加坡人的文明程度。在现代化建设中,新加坡发掘朱子学中的深层文化内涵,分离出现代性的思想资源,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东亚新加坡发展模式＂。     

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

朱子学于13世纪中叶传人越南。在陈朝（1225—1400）,它是以反佛教的面貌受到越南士人的重视,并通过教育和科举在贫民百姓中传播。黎朝（1428～1784）初,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在越南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时,越南出现了一批朱子学者,推动了越南朱子学的发展。阮朝前期（1802—1885）,越南有许多朱子学研究著作出版,仍保持兴盛的势头。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朱子学开始衰落。600多年间,朱子学对越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婺源人。南宋著名的道学家和教育家。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赴泉州同安县任主簿,宋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他受命任江南东路南康知军(军治在今江西省星子县),第二年三月到职。他甫至南康,即着手白鹿洞书院的修复工作。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东南的后屏山之阳,离星子县城二十余里。此地背岭古松参天,苍郁蔽日,洞前清溪临崖,常流不息,“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君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