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酝酿、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梁启超的社会改造学说促进了五四运动思想气候的形成；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粱启超领导的晚清文化革新的继续和发展；梁启超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因此可以说，梁启超对五四运动是有所贡献的。但也应该看到，在主观上，梁启超并不想发动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

高考文科综合考试范围有关这一节的规定是:(1)新文化运动;(2)五四运动。按高考的要求,本节复习应分清准确记忆和模糊记忆、重点和非重点,与之相联系的知识也要适当点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从政治、经济、阶级、思想文化4个方面记忆。时间:从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     

五四运动的再阐释

任何爱国的思想和运动都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但“爱国”一词有相当复杂的内涵和外延。爱国的根本目的不是泻泄爱国的情绪，而是维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化传统和经济利益，反对一切与之相反的因素。     

学潮的变相与五四运动学术文化价值的提升

五四运动之后学潮的频繁和复杂促使部分学人对五四运动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价值进行区别性重估,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一体,思想文化的革新被置于中国社会改造中的突出地位;他们对五四运动的思想文化意义的解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五四运动的复杂性,而且提出了一个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很具启迪性的问题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哪一个更具优先性。     

清末新政到五四运动期间法治与民主关系的嬗变及影响

清末"新政"改革首先通过建构现代法治,开启了政治现代化转型的进程。然而辛亥以后,刚刚起步的法治体系在接踵而来的政治事件中屡遭冲击,使社会精英将政治现代化的期望转而寄予以"德先生"为名的直接民主。由此我们看到,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中,先后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形成了民主僭越法治的局面,对法治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论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必然性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五四运动成为许多重大问题的历史转折点.这一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而是在国内外原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贡献

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和胜利,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率先举起十月革命的旗帜,培养革命骨干,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准备政治、思想和组织条件;始终站在五四运动最前线,以顽强的精神鼓舞革命群众斗志,指明斗争的方向,为五四运动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推动中国共产党创建,捍卫和发展了五四运动的成果。李大钊不愧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捍卫者。     

梁启超与袁世凯的恩怨探源

梁启超 ,字卓如 ,维新运动的领袖。袁世凯 ,字慰亭 ,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篡夺者 ,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这两位“领袖”在历史上曾长期对立、仇视 ,但也有过合作。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颇耐人寻味。一、恩怨起于变法19世纪末的中国 ,国权日丧 ,国势日哀 ,时代呼唤变革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热血青年为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振臂高呼 ,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开拓性的思想文化解放潮流———维新变法运动。这一时期 ,梁启超和袁世凯开始友好接触并走向联合。对梁启超而言 ,变法所依靠的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 ,面临顽固派强大压力 ,迫切需要拥有军…     

时代的救赎:两种不同的时代救亡方式——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辨别

学术界大都认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包括了"新文化运动";在词语使用习惯上,或将两者替换使用,或合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用,代称该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事情.两者关系之密切由此可知.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较大的区别."新文化运动"最初名称不一,甚至被认为是敌人的诋毁称呼,只是到了后来才被逐渐为大多数人所认同;"五四运动"则最初是指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实际上,"新文化运动"是针对辛亥革命之后的社会现状所进行的思想文化补课,属于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救亡,具有间接性;而"五四运动"则是爱国情感的直接表达,指向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属于政治层面上的救亡,具有直接指向性.两者虽有联系,但不宜混淆,因为这样必会遮蔽其中一者的主体地位.     

梁启超倡议创办中国文化学院析论

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巨子梁启超于１９２３年倡议创办中国文化学院,原因在于其中西文化体用观、欧洲之行及现实的中西文化之争的影响。在梁启超的倡议下,尽管响应者不乏其人,但终因经费不足和在当时已不合时宜而遭致流产。梁启启超此举对思想界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但它却对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从根本上否定传统文化、鼓吹“全盘西化”的倾向和做法起到了制衡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妇女人格的建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从妇女人格建构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来探讨,如何才能形成新的妇女人格。他们的探索对我国当今的妇女事业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市场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合理”地被放逐——由“文化调和论”看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论文通过粱启超与“五四”新青年们“中西文化观”的分歧,揭示其被放逐的命运,并以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角度切入其成因的探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民众政治心理的变迁

中国自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后。才在西方列强的欺压和凌辱下开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辛亥革命的爆发终于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在国体上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但是民主共和的观念并没有深入人心，广大民众仍旧处于封建蒙昧主义状态。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动荡演变及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宣传。民众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五四运动时民众的政治心理带有了强烈的民主主义色彩。这种“民主主义因素不断增长的轨迹。最终导向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民主革命。”因此探索民众政治心理的这一变动过程，有利于我们总结中国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重温五四的民主与科学

回顾了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坎坷历程,认为目前要标本兼治,既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更要努力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论革命文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为了谋求革命文学自身的合法性,革命文学理论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是有其策略的。一方面将革命文学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为新兴的革命文学寻求文学内部的继承脉络;另一方面则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评价为失败、不反帝、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为树立革命文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提供了现实的依据。这种评价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革命文学对新文学的有益探索没有进行积极的借鉴,以政治的标杆衡量文学的发展,暴露了革命文学理论的激进性和排他性,造成了革命文学流于政治口号宣传,创作方面发展严重滞后的影响。     

五四运动与上海商人

五四运动,声势浩大的始由北京学生掀起,进而波及全国阶层,形成群众爱国运动。商人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选取以响应北京学生五四游行最热烈的上海一地,考查了上海商人介入运动的全过程,分析了其所起的作用,以及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独具的特征。文章认为对商人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积极方面的作用,固然不能忽略。但亦不能加以夸大。     

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对"五四"与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比较考察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所占据的突出地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任何一场革命都无法替代的。它们分别标志着两个思想解放和历史情境的规范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价值取向。人道主义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尽管在其勃兴的历史根据、理念及其特点、演变及其影响等方面呈现出了不同的流变，但是却都表现出了对思想解放和文化发展所具有的进步意义和重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