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溪存稿》看岭南大儒李昴英的佛教观

李昴英是南宋时期岭南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当时乃至后世岭南学术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在信守儒家理学的同时，他也常常游览寺院，与佛教徒有密切的交往。从《文溪存稿》的诗文中可以看出，李昴英视禅宗为佛门正宗，但同时认为儒家思想才是佛教信仰的根基，他接受的只是被儒家改造过的佛教。     

黄佐论稿

黄佐是明正德年间岭南著名的学者,他的思想理论主要得力于孔孟儒学,又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但同时又在“博文”、“约礼”、“理气”、“心理”等方面修正了程朱,发展了理学,并纠正了王阳明心学之失.研究黄佐的思想理论,对了解明代的学术走向,理解理学的真义,尤其是“关学”的发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清初岭南遗民诗人集结的文化因素考察

遗民诗人群的出现是清初岭南文坛值得关注的现象,其形成受到岭南地域文化的影响,具体包括岭南的地理环境、特殊的移民文化、重诗的风气及易代之际的政治环境。此外,岭南理学新派与经世思想的推动、遗民先贤生存智慧及本地结社文化之熏陶也是清初岭南遗民诗人群形成的深层原因。     

论曾国藩对理学的贡献

曾国藩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理学家,他一生躬行理学,实现了理学与经世的完美结合,他极力调和汉宋,高扬"礼"的作用,拯救穷途末路的理学,为衰微的理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彰显其生命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试论颜元的认识论

颜元是明末清初的进步唯物主义思想家,是反对宋明唯心主义理学的重要代表。他由于看到了宋明唯心主义理学给社会带来的一系列严重流弊,特别是看到了唯心主义理学对封建王朝的严重威胁,为了巩固封建王权统治,挽救唯心主义理学给封建王权带来的危机,他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与唯心主义理学展开了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特别是他对宋代以后成为认识论上重要问题的“格物致知”的唯物的独创性的解释,以及在知     

张九龄政治生活的岭南地域背景试析

张九龄的仕宦生涯和为官风格都深深烙上了他那个时代的岭南地域所禀赋于他的喜好、个性的印记。而他之所以罢相并坟归故里亦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域所赋予他的个人禀性不无关系。张九龄的个人经历反映了唐代江南特别是岭南士人在唐中央任官处境的艰难,折射出唐初岭南社会有所发展,但程度有限的特点。     

论赵佗经略岭南的作用

秦汉之际对岭南地区的开发 ,赵佗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和辑百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弥合了汉越之间的民族伤痕 ;他把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入岭南 ,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开发和汉越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赵佗经略岭南的经验 ,后世帝王在处理民族矛盾和协调民族关系时 ,也多所采纳。     

叶适与南宋反理学思潮

叶适的学术思想经历了由推崇理学到反对理学的重大转变,其晚年对理学的批判系统而深刻。他否定了理学的儒学正统地位,揭示了理学的本质,指出了理学的虚妄,批判了理学的极端化倾向,驳斥了理学的经义,又以完整的事功学说与理学抗衡。经过叶适的发展,南宋反理学思潮不仅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朱熹手迹“鸢飞鱼跃”的理学意蕴

“鸢飞鱼跃”的其理学意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朱熹在彻底完成了逃禅归儒的转变,实现了一种质的飞跃后的表露;二是随着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的架构的完成,他以此来解说他的理学思想的核心——本体论。其中蕴含着朱熹丰富的理学思想,是其理学本体论的高度概括和浓缩;为了使他的深奥的理学思想更易于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朱熹在此采用了借“诗”（《诗经》）说“理”的方法,体现了朱熹以“理”解“诗”、以“诗”释“理”,即以哲学解说文学、以文学象征哲学的倾向。     

韩柳与宋代理学的异同

儒学思想体系的传承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里程碑式的标志,一是西汉时的董仲舒,他为确立儒学统治做了奠基的工作;二是唐代韩愈,他创立了道统说;三是宋代的程朱理学。宋代理学思想的形成,除了社会原因,还与韩愈和柳宗元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宋时儒道与佛教进一步融合。南宋时才显露的程朱理学是一些读书人追求的时尚。当时僧形儒语随处可见。朱熹推崇理学,他把儒学系统化定格到社会里,成了不可撼动的金科玉律。朱熹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后来七百年的封建社会。柳宗元是博古通今的大儒,他主张大中之道与韩愈和程朱理学都不一样。     

白沙的道德精神及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白沙精神是一种道德精神, 它突出道德、精神和个体的价值。它表现为“为己”、“无累”的自我价值和“救人心”而“无负于斯世斯民”的社会价值。白沙精神凝聚、升华为白沙先生“豁达大度、不见小利”的人格形象, 成为世人的道德楷模而内化为岭南文化、中国文化的优良美德     

论张栻的德治思想

与朱熹,吕祖廉并称为“东南三贤”的张Shi以宋代理义之学为基础,提出了完整的政治思想,他以理义之学作业治理天下的理论根据,主张实行德治要正君心,要给人民休养生息的权力,要以德为本,以刑为辅。深入研究张Shi的德治思想对我们当今推进以德治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论发理学家吴儆的社会政治学说

吴儆是南宁新安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社会政治学说包括“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法久必弊、弊极必革”的变革主张、地方政治中的“三害论”和以吏治为核心的“治民理财”观等内容。他的社会政治学说具有关注现实、关注民生两大鲜明的特点。而这两大特点的形成,与新安学派的学术环境以及吴氏的经历密切相关。     

孟东野早年生活考略

综合东野的家世、当时吴越的政治文化以及东野的交游等多方面因素来看,东野早年主要是在以湖州为中心的江南一带读书习业。至于两《唐书》所言东野"少隐嵩山"一事,并不可信。     

“南北”“东西”新论

"东西南北"是最基本的方位,但在汉语中,"东西"与"南北"不仅语用频率不对称,语义演化也相当不同:由于一则古人每天看见东边日出西边落,"东西"距离可直接感知,而"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南北距离则更依赖想象;二则古代建筑多坐北朝南,所谓比邻而居,往往是东西相邻,"东邻西舍"等于"左邻右舍",由此"东西"更易产生"邻近"义:三是古人座位习惯坐北朝南,最宜放置生活物品是座位两侧,也就是东西向,用"东西"代指东西两侧的物品也就很自然。于是,"东西"由"方位"演化出"近旁",由"近旁"(放物的位置)演化出"物品";而"南北"则演变出"远距"义。     

品读《离骚》感悟屈原的人格之美

至今,屈原的故事仍然在广为流传,屈原仍受到百姓的敬佩爱戴,百姓爱的是他身处逆境仍心系百姓。他的《离骚》世代传唱,不仅是因为《离骚》中的深刻内涵,更因为通过离骚,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屈原的人格魅力,感受到了他那种宁死不屈的精神。     

前蜀上层人事构成与政权稳定性的关系

五代十国时期(907-960)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南北割据政权并立,而偏安于川地的前蜀正是南方割据政权之一。蜀主王建虽然出身卑微,但通过"豹变",以假子、乡党、土豪、文士为重要依靠力量,迅速建立了割据政权。但由于五代动荡的大背景和前蜀的小环境反映出这些依靠力量既是政权建立的中流砥柱,同时又是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     

五代、南宋的河朔农民武装

唐初,随着大量北方游牧民族的内附,河朔成为移民奥区,城傍一直是河朔藩镇的重要土壤。部分城傍则与农民融合为一,从事农业生产,转变成了农民,同时也为河朔带来了尚武风气。唐束黄巢大起义时,一些河朔农民加入了起义军,至五代和南宋初期,河朔农民成为抵御契丹南下的生力军,而河北忠义军也成为抵御金兵南下的主力。在河朔由胡化回归到汉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融合起了关键的作用。     

西域籍沙陀人在中原称帝及其历史作用

初唐时期,生活在新疆天山以北今吉木萨尔一带的沙陀人,归服朝廷,其首领屡受封赠。中唐以后,沙陀人朱耶氏因参加制服藩镇割据,平定庞勋之乱,战功卓,被皇帝赐姓李氏。此后的后晋,后汉,以及“十国”当中的北汉,都是汉陀人建立的。     

颜延之注阮籍诗“怯言其志”辨

有人把李善注阮籍《咏怀诗》语误为颜延之注者。《诗品》称颜延之注阮籍《咏怀诗》"怯言其志","怯言",或指颜延之怕说错及有所穿凿而不言,或指颜延之身处易代之际不敢言不愿言。沈约之注则借释典故说出阮诗之"意"。把阮籍诗作与时事附会起来讲,始作俑者是注《文选》之"五臣"。阮籍当年事以"得意忘象"之玄学思想方法作诗,我们亦当以"得意忘象"之玄学思想方法来解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