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兴衰与现代复兴

中国文化自春秋始,便有官学与私学两大传统,官学主要从属于“政统”,私学则主要代表“道统”.书院的兴衰,取决于在中西文化交会的大背景下,能否担当并完成中国文化传承与中西会通、综合创新的使命.书院之兴在大师,大师之成在书院,纷乱的历史表象深处,乃是中国文化生命与精神发展的必然规律与内在需求.书院复兴的前途与命运亦将取决于此.     

书院精神与中国现代大学的民族性

书院精神与中国现代大学的民族性丁钢本文主要通过对“五四”时期书院研究的再考察，探索在中西文化交流发展的背景下，书院精神与中国现代大学民族化发展的关系问题。“五四”时期的书院研究，是在中国的书院制度消亡后短短的一二十年内，而且是在反传统、向西方学习的热...     

“中体西用”与“体用不二”——近代两种中西文化结合模式之比较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曾存在两种差别甚巨的文化结合模式即中体西用与体用不二。“中体西用”是第一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法，但它不是贯穿中国近代史唯一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之方法模式，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符合中国国情的进步思想”；“体用不二”承继了“中体西用”的合理内容，它是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历史而产生的优于“中体西用”的文化结合模式。     

关于“中式英语”的探讨研究简

21世纪开始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在世界各地大有发展。以往仅有中国部分人“推崇”的中式英语,也能受到外国友人的“追捧”。在中国综合国力迅速跃升的今天,中式英语也随之流行起来,给世人呈现出一种中西文化不断交融的独特的“中国文化自信”。     

“五四”时期胡适和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之比较

“五四”时期胡适和梁漱溟的中西文化现有相同或相通之处：他们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缺陷困而必须进行革新,对传统文化都有肯定有否定。同时,他们在如何评估西方文化、如何革新中国文化的问题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他们对中西文化冲突问题的探索既有种种缺憾,也不乏真知灼见。研究、比较胡适、梁漱溟的中西文化现之长短得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西文化“异质说”成因解读

中西文化“异质说”是一个常常被我国学界论及的论题。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异质说”折射出国人长期以来积淀的历史和现实感受．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某种夸大乖误解。中西文化“异质说”的成因十分复杂,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词义的不确定性、人类“整体性大文化观念”的缺失、对文化终极目的认识的错位．以及在中西交流的历史过程里形成的倍受压抑的民族情结等。     

意识形态与晚清传教士的译介策略

意识形态对晚清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传播福音”、让中国民众改信上帝,他们采取“文化传教”的迂回手段,采用“中国本土化”、“大国抗衡”、“拯救中国”等多种文化策略.这些译介活动客观上对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国现代化转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罪(amartia)与正道——东西道德价值观之源流异同的文字学分析

钱钟书曾言研究文词语言,常可得人之思想或心理。本论文在对希腊字“amartia(罪)”以及中国文字“正”、“回”等作文字学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之“正”和“中庸”为基础的道德观与西方文化中以基督教之“罪(amartia)”为核心的价值观在结构上的相似之处,即二者都是偏离目标与指向目标的二元对立关系,并进一步阐明:儒家和基督教对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的着眼点不同,因此描述这一关系的立场也不同;而正是这种不同造就了中西文化的某种不同特质。     

焦虑、寻觅与重建：赛珍珠的文化身份

在文化上，赛珍珠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但中国人并不认同她；她的美国血统决定了她的美国身份，而美国却没完全接纳她。她不能像一般人那样拥有单一而又确定的文化身份，因而内心里总有种无“家”可归的焦虑。她终生都在寻觅和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一个中西文化的融合者、沟通者。这正是她从事写作和中西文化交流工作的强大心理动力。     

"海归派"与"本土派"的文化纷争

本文以跨文化价值观念的视角对所谓“海归派”和“本土派”的划分进行剖析。这种分歧其实就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争论的延续,其核心是讨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价值问题,但这种争论也有为私利所用的倾向。     

书院文化在日本的初传与演绎

站在广义的书院文化这一视角,审视书院文化在古代日本的传承与演绎,一可以梳理出作为官立的大学寮;二可以提示出作为私立的大学曹司。日本不仅承袭了中国的汉字文化、科举文化、儒学文化,更承袭了来自中国的书院文化。不过,在经历了大学寮的“消逝”之后,日本教育逐渐呈现一种“本土化”的转向,也就是以“往来物”“有职故实”为教育内容,标志着日本书院文化的转型,亦为后来江户时代“书院文化”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中国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缺失

大学英语教学中涉及中国文化的内容几乎为空白,这非常不利于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实现,不利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互补,对我国对外交往起到了限制性作用。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中国文化教学是必要的,而这种引进要从教材、师资和测试等环节着手。     

论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林语堂是一个有着“一捆矛盾”的作家,其思想的复杂性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上也是少见的。他既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又同时赓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而基督教观念则融透于林语堂的整个精神历程。实际上,正是基督教精神使童年的林语堂轻而易举地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洗礼,也正是基督教精神使其能够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但是林语堂并不可能简单重复基督教思想,在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同时,他又始终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浸染。这样以中西文化合流的历史进程为大背景,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拒而又相融的事实显然具有文化上的典型意义。本文着重探讨林语堂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是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同时又折射出二十世纪中西文化合流的历史走向。     

文化与个人:林语堂的内在紧张及其消解

自从19世纪下半叶,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就一直是中国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从世纪之交的“作用之争”“夷夏之辩”,到“五四”前后的“欧化与国粹”的论战,从20年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比较”,到30年代“全盘西化”说与“本位文化”说的辩难,再到40年代“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等,都无一例外地突显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而这种“情结”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日益加剧而愈发难以化解的事实,又清楚地显示那个文化断裂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内心紧张状态。（一）对于像林语堂这样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其全…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载体原因再探讨

近代以传教士为桥梁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以地理大发现为发端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体现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同时,中国社会的变革也需要与外来先进文化进行交流。两大原因的交织共同推动了中西文化的大融合,而西方传教士便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     

论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利玛窦全方位地把欧洲的科学文化知识介绍到中国，其“文化适应”策略架设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利玛窦得到历代中国政府的高度评价，他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马可·波罗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

一提起新航路的开辟,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人们便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马可·波罗游记》对它的巨大影响和促进作用。事实的确如此,《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影响的确十分深远,马可·波罗也的确是以有此书而闻名世界和载入史册,这本书的历史作用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马可·波罗不但是中世纪伟大的旅行家,他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历史功绩也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马可·波罗把中国当时的先进文化带到西方,以及西方文化的东传都集中地反映在《马可·波罗游     

试论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

本文论述了陶行知中西文化教育观产生的背景、内涵和历史地位。作者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上,分析了陶行知所揭露的旧文化教育所患的“外国病”、“八股病”的表现和危害,阐述他的中西文化教育观的纲领、取舍标准和实施方法,指出这种中西文化教育观是对近现代“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西学东渐”等文化教育思想的改造、整合和升华。它同“文化怪杰”辜鸿铭的文化复古主义、胡适的“全盘西化”以及其他人的文化本位论、文化折衷论有着本质的不同,而在精神上则与科学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相一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江西始建书院年代考

“书院”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是年唐玄宗置丽正书院,十二年改名集贤殿书院等。这都是皇室编、校、典藏图书的地方。清袁枚说:“书院之名起唐元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①。这种书院与后世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有着明显的不同。在皇家书院出现的同时,或稍后,也出现     

张之洞和他的中国文化自信论

张之洞认为以“三纲五常”和“仁爱”、“忠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值得发扬的优秀文化;同时认为在坚持“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化也是可行的,西方文化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有益补充。面对中西文化冲突碰撞,张之洞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试图寻找一条会通中西文化的有效途径,从而解决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