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中的终南山形象及其文化特质

终南山是文化名山。特别是自唐代始,众多山水诗的吟诵、道教的盛行、隐逸之风的弥漫和"终南捷径"文化心理的形成,赋予终南山独特而深厚的文化特质。金庸写小说时虽然并未到过终南山,但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两部作品中描写终南山形象时,无论是写意性地描绘终南山自然风貌,在写实与虚构之间刻画全真教及其人物,还是塑造古墓派以显归隐之态,通过人物命运以表"终南捷径",都与终南山本身的文化特质相符合。这既说明终南山文化特质在金庸小说中的强烈渗透,更说明金庸本人对终南山文化特质的充分尊重。     

《天龙八部》兄弟结拜的文化解读

《天龙八部》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成熟之作,作者在最后的修订中特别强调了小说主旨并不在于宣传佛教、而是具有“广泛的真义”的文化特质。通过对主要人物的武侠境遇分析,可以对此文化特质做出解读。书中的主要人物萧峰、虚竹、段誉通过三次结拜而聚为一体,书中的兄弟结拜呈现出“弱化武侠”的特点,三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互通特质:萧峰侧重于侠与儒、段誉侧重于儒与佛、虚竹侧重于佛与道,三兄弟的三次结拜体现了作者侠义与儒释道并重的“多元主义”文化观念。     

论金庸小说中的两种文化形态

金庸小说以“新武侠”之名著称于世,同时又以其深厚的文化意蕴饮誉海内外。民间文化是金庸小说的滥觞,正是民间文化蓬勃的生命强力,使得金庸小说在各个阅读群体中都能激起深刻的情感和思想共鸣。而主流文化则是金庸小说的根柢,金庸小说中情节的经典描摹、以及人物性格的出色塑造都借鉴并吸取了主流文化的经典文学模式,这种经典的文学模式,大大增强了金庸小说的表现力和艺术张力。     

我的阅读与生活

<正>本人出生于楚文化、汉文化、三国文化的主要发源地—襄阳。“外揽山水之秀内得人文之胜”是金庸老先生对襄阳的评价,而我的阅读启蒙大师,正是金庸老先生,或者说,我真正的“课外阅读”是从阅读金庸老先生的小说开始的。从《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到《侠客行》,这些大部头深深吸引着我,身为一个豆蔻年华、长相娇美的少女,很多时候因为这些侠肝义胆、     

孔庆东:文学大师与人文精神——北大学者孔庆东在课堂内外杂志社演讲专题

人物简介:孔庆东,北大中文系副教授,著名作家、学者,系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本刊特约编委,外号“北大醉侠”,主攻现代小说与武侠小说研究。他的那种差不多是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动了许多读者,有“继钱钟书以来真正的幽默”、“北大的马克·吐温”之称。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过老舍作品和金庸武侠小说。主要作品有《47楼207》、《青楼文化》、《井底飞天》、《金庸侠语》、《空山疯语》、《口号万岁》等。●背景阅读●一次精心策划的“快乐抢劫”八月的重庆,就一个字,热!八月的《课堂内外》,就两个字,热惨!为了提高编辑的职业素养,把杂志…     

金庸《天龙八部》逍遥派中的道家文化

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是通俗文学中的一种,更是深具文化意蕴和内涵的文化小说,《天龙八部》便是金庸小说的代表作。《天龙八部》情节生动曲折,结构布局宏大严谨,是一本优秀的充满哲理的叙事作品。探究逍遥派——道家文化意蕴,深入研究分析道家文化在逍遥派中的诸多呈现形式,包括道家文化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尤其是道家文化与佛家文化、儒家名教文化的对照等方面,在学理上应成为研究《天龙八部》的新方向。     

金庸小说——在传统文学与新文学的交汇点上

如“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绝非过誉之词.金庸小说的读者层面之广,覆盖面之大,确实令人咂嘴.《金庸传》中有一段评论的话,是对金庸小说的最高称赏:“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真正做到了写尽中国人的人生:一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另一便是金庸的武侠小说.”     

侠义、正义与现代化——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解读

金庸小说的人物为“侠”，主旨则为“义”。“义”在现代化设计中是“正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诚信”，在传统道德中是“侠义”。读金庸小说．心里藏着“侠”之梦，从自己开始．将它用于利国利民之中，而不是好勇斗狠。     

康熙·天地会·韦小宝

理解金庸小说《鹿鼎记》，小说故事的历史背景和金庸本人的历史观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以康熙帝为切入点，可以看到金庸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态度；而从天地会入手，则可据此分析金庸的历史观；上述两个角度在韦小宝那里形成了一个结点，从而使得《鹿鼎记》成为金庸小说中一部非常特别的作品。     

跟着金庸的武侠小说，学习活用通感修辞

<正>“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创造的武侠世界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甚至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中的“笑”字是指他1967年写的《笑傲江湖》,1969年他写完《鹿鼎记》后就封笔了。作为创作生涯里的后期作品,金庸在人物塑造、情节排布、文字运用上已至炉火纯青之境。节选的《学琴》《论杯》两章,就把中国传统文化里极其重要的两个意象“琴”与“酒”无比精彩地融合到了故事情节里。是怎么融合的呢？“通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金庸小说《笑傲江湖》的文化意蕴与地域文化阐释

植根于中国隐士文化,以人格独立、个性自由为价值追求的“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金庸在试图揭示中国三千年政治生态时所要充分肯定的,并主要通过源自“广陵散”的“笑傲江湖曲”的杜撰以及围绕“笑傲江湖曲”而发生的刘正风与曲洋的知音故事、令狐冲与任盈盈的爱情故事的描写,特别是通过令狐冲形象的刻画塑造,使之得以宣扬。从地域文化角度看,金庸将最能体现“笑傲江湖”精神内涵的令狐冲形象设计为华山派人物,应是金庸充分考虑华山丰厚的道教文化内涵以及其“形”似“剑”的地理特征后的自觉而合理的选择。令狐冲形象因之具有比较鲜明的华山特色。     

《海上花列传》与狭邪小说的现代转型——兼与《花月痕》和《青楼梦》比较

《海上花列传》是“近真”型狭邪小说的开山之作.与《花月痕》和《贵楼梦》等“溢美”型狭邪小说相比,《海上花列传》突破传统,开启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在多个方面展现了时代和社会赋予小说的现代性特点.如,作者用一种历史与文化的眼光来审视海上青楼的庸俗之变,并将物欲横流的现实诉诸笔端;又如,《海上花列传》的人物刻画更丰满、更真实,每个人物都善恶并陈、妍媸俱现.这些都标志着狭邪小说创作的转型.     

几多英雄豪杰谱成壮歌一阙──金庸、池田大作谈《三国演义》

主持人言：金庸与池田大作均是世界文化名人。金庸大家都熟翻,池田大作是日本著名宗教思“想家,他曾与世界各国著名的科学家、作家、政治家等“对谈”。金庸与池田大作的对谈始于1995年11月16日,历时两年有余。两人的对话涉及中国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内容。下面这节谈论《三国演义》的内容即选自他们的对话录《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池田：谢谢,我们先来讨论一厂,《三国演义》的勉力根源究竟来自何方2其宏大舞台是由何处开始的？其人物形象之翊栩如生表现在哪一方面2在谈到文学中具体人物的名字时最令人铭刻难忘。至少,我认为这是中国…     

“悬疑小说”不“悬疑”——从《魔鬼的羽毛》看“悬疑小说”现象

“悬疑小说”在近几年来处于热销之势，该文以英国“悬疑小说女王”米涅·渥特丝的《魔鬼的羽毛》为例，从其写作主题、内容、人物塑造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现代“悬疑小说”符合人们特定的文化心理诉求。     

王维《终南山》诗的政治倾向与道教文化

《终南山》是历来备受赞美的描写山水风景之名作，表现了盛唐文人追求自由、高洁的人格精神和崇高、壮美的审美观念，艺术上被视作王维“诗中有画”艺术的杰出代表。此诗创作于开元二十九年王维归隐终南山之时，不仅刻画了终南山风景之壮美，还含蓄地流露出不与黑暗政治势力同流合污的政治立场。终南山是当时佛、道信仰者和隐逸之士一致钟情之地，此诗深深地烙上道教文化印痕，体现出王维思想感受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通过比较识人物

比较,是常见的文学表现形式。人物对比,是《红楼梦》中广泛运用的一种表现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红楼梦》中,主要人物几乎都是成对出现的。我们读《红楼梦》,要认识其中人物,通过对比来认识人物可以说是一条“终南捷径”。     

思辨表达:左右互搏

“左右互搏术”是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老顽童”周伯通受困于桃花岛岩洞十五年里创出的盖世武功。简单地说,它是临敌之时,“一手画方,一手画圆”,两手互备任意拳法分身双击,不局限于固定的套路,以一人之力,可发两人之威。我把它借用到思辨表达中,为的是形象地说明思辨表达的两个重要特质:一是对于批评、反驳意见,不是横加否定或盲目批驳,而是通过合理的怀疑和理性的判断为其找到可能成立的理由,再进一步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二是思辨说理需要一个层次一个步骤,层层深入,逻辑清晰地表达和说理。     

“慢”的文化与“慢”的文学——以许辉的小说集《人种》为中心的考察

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是地域文化的审美表达。淮河流域因长期的灾荒记忆而形成淮河文化“慢”的特质,全面而深刻影响到当代淮河流域文学书写的价值立场、叙事心态和审美形态,并使之在总体上呈现出与淮河文化相契合的“慢”的叙事特征。以安徽作家许辉的小说集《人种》为例,具体探讨这一问题。     

论金庸武侠小说的外国印迹

在金庸研究中,学界侧重于金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轻于对金庸与外国文学及文化的研究。金庸小说既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到了外来异质文化的影响,其小说在展现出“民族性”的同时又展现出了“世界性”。将发掘其武侠小说的内在魅力与探索其武侠小说的外来影响相结合将有助于“金学”研究。     

陆文夫小说的苏州情结

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显示了他独到的“苏州情结”,写出了别人不能取代的属于他“自己的声音”。他的小说具有恬淡,幽静,质朴、地道的特质。这种特质是与苏州文化的内质、苏州人的气质及对待生活的态度相吻合的。本文试从内容的角度分析小说中的地域色彩浓郁的环境描写、苏州文化的渗透与自觉呈现,从形式的角度分析其语言的“苏州化”特色,并结合其“小巷情结”的缘起,来说明陆文夫“苏州情结”的感情依据及隐藏其中的文化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