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与天下观

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与汉武帝以后儒家教化说不同．今人对于儒家文学教化说的误解表现在没有领会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的真正内涵。具体而论，一是将“温柔敦厚”与“思元邪”等同；二是没有认识到原始儒家文学教化说背后的天下观支撑在汉武帝以后的式微。     

儒家文学教化说与价值理性

儒家教化说被误会的成分甚多．其中最重要的误会就是儒家的教化是政统的工具理性，这一观点有很大的商榷余地。与其说儒家提倡教化说是为了工具理性．还不如说更为根本的是为了“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的“价值理性”。     

马克思主义与教化——以儒家教化理念为视角反思马克思主义社会教化的缺失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为统治＂合法性＂辩护的同时也面临着树立自身理性权威考验。而理性权威的树立除了意识形态本身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之外,传播手段的有效性也至关重要。传统中国社会,儒家在于民教化中有效树立了自身的理性权威,是意识形态教化成功的典范。相比儒家的教化理念,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传道者理论研究不足、实际践行的缺失、受道者主动性的缺位成为制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瓶颈。     

先秦儒家的“文学”观

由于汉民族性格中重功利的倾向和以政治为中心的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古代正统的文学观是和“文化”内涵相近的、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作为汉民族早期文化重要代表的先秦儒家确立的。在这种观念的确立过程中,孔子和苟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略论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

先秦儒家继承前代重民教民的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对教化实施的素质、教化的对象、内容与方式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形成了本学派的教化思想。     

教化权力之争：儒家教化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与发展

以教化权力之争为视角,探讨了儒家教化思想何以从潜伏走向独尊,以及如何植根本土社会而直面异教挑 战,由冲突而融合,不断调适和更新自己的理论形态,从而保证了其主流教化地位的长期稳定。     

教化——中国文学的主轴

教化不是以一种外在强制力使人合乎某种善的目标,而是相信人的自力,启发人的善意,尊重人的情感和本然之性的特点,并以一种人文性的、体现人伦情理的文化样式,对人们进行熏陶、归融,对人的精神进行文饰,从而力图使社会生活秩序合乎人情义理,使人们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一种合乎礼义的精神价值态度,而把经济事物、人的自利欲望、发展自我的愿望淹没在对温文、淳厚、和睦、安定的风俗的向往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德行得以培养,心灵得以塑造。这种道德感化和影响,是对人的内心的改变,是一种彻底的、根本性的塑造。     

兴乐以育德——儒家乐教道德教化观浅论

乐教是儒家“六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进行道德教化的重要手段。儒家乐教中关于乐教的构成及本质、乐的道德内涵,礼、乐相合的道德功能以及乐教对政治的道德影响等内容构成了整个乐教理论的精髓,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教育,对今天的道德教育及道德文明建设不乏启迪。     

从毛诗序看儒家传统诗论观

毛诗序是一篇重要的汉人作品，系杂凑先秦儒家关于诗的见解，集中地表现了儒家传统的诗论观。这种诗论观的核心是风动诗教说，把诗歌当作是政治教化的一种工具，误解了诗经的本意。导致这种诗论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源头可以上溯到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大师对诗经的认识。这种认识基本上都是断章取义，大多不顾全诗的内容，有许多违背诗句的原意，从而把诗经当作政治伦理教材，形成了儒家风动诗教说的诗论观。     

教化与自然——儒家和道家色彩观之比较论析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主体。在色彩的认识上,他们也有不同的认识。儒家的教化和道家的自然成就了我国思想认识上色彩观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且在色彩的观念和意识上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色彩观。     

为天下而教化：儒家教化说之精神再检讨

儒家教化说为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诟病者多，这些批评与诟病不少就值得再商榷、再检讨。孔子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治教官师合一”而以“教”化天下的社会。孔子开出诗书礼乐教化传统的价值理性的人文基调，强调教化培植人的价值理性而“成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儒家教化说的真义乃在“为天下而教化”而不是为“一家一姓”而教化，它的强固存在正是孔子教化为天下为人的理性启蒙之精神不灭的见证。     

儒家教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儒家教化实质上是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基因相通,价值理念相通,历史渊源相承。儒家教化中的"教""化"并重、"系统理论"与"核心价值"交融、"官""民"结合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大众化的统一,政府主导和社会教育的统一。     

试论儒家伦理对官员廉洁的教化

儒家文化经过2000多年的演化,有儒学现代化的趋势,如何对待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就变得不可回避.儒家的“克己复札““以理制欲“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党风廉政建设有着重大的借鉴作用;其“内圣外王“思想对官员的道德品质提出了道义的要求,发挥儒家伦理的教化作用,对于各级干部廉洁自律有着重大的内化作用.     

刍议儒家的教化文化

1927年,梁漱溟先生曾经书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下联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今天,人们理解下联不难,而谈及上联,就不能不觉得疑惑,因为此联不仅显得唐突,而且看起来有些绝对乃至荒谬。其实,这样一副看似简单的对联,却包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广阔背景,与儒家的教化学说紧密相连。     

"王权至上"与儒家教化

“王权至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总框架。“王权至上”之历史现象的形成与儒家“天人感应”理论和宗法观念对国人精神生活的教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儒家教化的长期渗透影响下，“王权至上”成为人们不假思索而接受的“理所当然”的信条。人们毫不吝啬地把社会性的精神权威“道”与“圣”虔诚地奉献给了“天”的代表——至高无上的君王。人们的宗教情结寄托在世俗君王的身上。世俗的君王成了人们信奉的最大教主。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中国的宗教神权始终是依附、屈从于世俗王权的，既不可能与王权分庭抗礼，更不可能凌驾于王权之上。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的兴衰轨迹，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西人性观与人文教化的历史比较

本文分析了中西人性观的差异，强调了人性观于人文教化的影响，对中西人文教化从早期到现代作了浅略而精辟的历史比较。     

试论汉人的文学分类观

文章对扬雄、班固等人的文学分类观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共同的特点是依据作品所含政教意义的大小、多少或有无分类，而不是像后世人和现代人一样根据作品的题材、形式、风格等其他标准分类，这表现出儒家诗学对汉代文学分类观念的巨大影响。     

儒家社会人性论与文学本质观

文章从人的本质与文的本质切入，对儒家社会人性论与儒家文学本质观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儒家始终把文学艺术放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来看待，标举“修辞立其诚”。由于儒家十分重视人的实践，因而把作为人的重要实践活动之一的文学看成是人的现实存在的必然需要，是人的本质的感性显现。所以在儒家那里，文学不独成为“士”的事功，而且成了经国大业，不朽盛事     

隐喻的“隐育”：先秦儒家水隐喻中的教化意蕴

先秦儒家在进行教化时往往采用隐喻进行表达,并尤爱将水作为喻体,以其自然之义承载人事之理。先秦儒家以水为喻的局面发轫于孔子,孔子洞察水的多种特性,偏爱以水喻“德”和以水喻“学”。孟子和荀子承袭了孔子的以水喻教思想,侧重以水喻“性”和以水喻“政”。持“性善论”的孟子主要抓住水的本性,以其来承载“存养扩充”的人性教化和“仁政”的政治教化主张。持“性恶论”的荀子更加注重教化的力量,借助水来阐述“化性起伪”的学习之法和“王制”的治国之道。孔、孟、荀的水隐喻相互关联,一脉相承,实现了一种隐性且委婉的教化方式,滋养了中国古代以水喻教的话语体系构建。     

孙应鳌对文艺进行儒家政治伦理教化的倡导

孙应鳌继承王阳明倡导遵从天理、反身自省以＂致良知＂的思想,强调在＂求仁＂中恢复心之本体,因而也特别提倡文艺发挥政治伦理教化的作用。作为心学家,孙应鳌最关注的是人通过修身正心、诚意慎独工夫使自己德行合于心本体＂仁＂的问题,而文艺的政治伦理教化作用正是为了使人获得这种工夫,因此孙应鳌也就必定将倡导文艺进行儒家的政治伦理教化,作为构建自己心学体系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