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会党忠君观论略--以洪门为例

忠君观是近代会党组织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与清廷刻意借助儒家思想来宣扬、推行忠君观有直接关系。近代不少会党组织接受并积极践行了忠君观,而清廷也对此举予以了及时奖励,以鼓舞其更加积极为朝廷效力。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会党组织持“反清复明”的忠君观,这一忠君观虽然属于亚文化范畴,但受到了先秦儒家忠君观和“华夷之辨”观的深刻影响。     

中国近代会党与辛亥革命

中国近代会党是一种从事特殊宗教、社会或政治活动的，具有秘密宗旨和礼仪的，抗衡于政府的秘密团体。它是中国近代民族矛盾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社会矛盾的产物。中国近代会党一般都带有“反清复明”的色彩，就其参加成员言，多为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渔夫水手、小商贩、无业游民等，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会党还是破产劳动者互助的团体。晚清时期，会党种类很多。比较著名的有天地会、哥老会、小刀会、三合会、洪门等。     

论孔子的正义观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正义主要包括义、正、直、中等内容与意涵;正义是人性之理路,也是立人立国的基本原则,亦是建立社会秩序之理性基础。     

近代会党与土匪的合流

会党与土匪团伙是近代中国两种反社会的秘密力量,两者在发展上曾各有特点,辛亥革命后由于时代环境的原因,逐渐表现为合流趋势,直到1949年前后一同消亡。两者从形成的背景上、成立的宗旨上、内部的结构上、活动的内容上以及历史活动中,各自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有紧密联系的一面、也有差别的一面,发展到后来,可以说两者混而为一、不分界线了。     

论司马迁的女性观

司马迁的《史记》中描写了很多个性鲜明、性格突出的女性人物,反映出了他对女性的自身价值、社会价值的关注。分别从义、识、情三个方面论述司马迁《史记》的女性观,藉以阐述其在书写妇女历史方面的卓越贡献。     

论先秦儒家的礼俗观

先秦儒家的“礼”的概念,通常是指被先王制度化了的善美的习俗。先秦儒家认为: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礼俗,它是一个“外壳”,包含“仁”这个思想道德“内核”,即礼俗是形式,仁德是内容;仁德通过礼俗表现出来,遵循礼俗又可以培养仁德。“仁”是有等级的,因而礼俗也有等级。礼俗具有既制约人的言行又制约人的思想的作用,因此它是比法令更有效的治国良方,但并不排斥法治。后世的“封建礼教”是统治者对先秦儒家礼俗思想的歪曲,应区别。     

从死义看先秦史官文化与孝义关系

死义行为与孝义的内涵具有其内在的矛盾性,而这则有赖于史与孝观念的关系解读。史义完善着孝义,孝义推进着史义。史的观念与孝义形成了一种动态中的互动,二者又在这种互动中逐渐形成一个颇具包容性的体系,进而在不断地发展中生发出新的价值观念。     

论孔子仕隐观的变迁

《论语》所记孔子关于仕隐问题的言论有自相矛盾之处,这说明孔子的仕隐现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孔子早年对出仕辅政持理智态度,在经历了种神政治坎坷后,晚年的孔子已不再依据理性原则,而是从“义”的理念出发,去面对“乱世该仕该隐”的问题。     

论《三言》的情爱观

《三言》对男女两性情爱的基本态度是:充分肯定男女之间的真情真爱,同时又对各种虚情假意、始乱终弃的行为和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进行了批判。此外,《三言》中多次出现情与义的碰撞,以及人物对情、义的抉择。它不仅是冯梦龙的反理学主张,也是时代的潮流,与晚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他个人的道德责任密不可分。     

论伍廷芳的近代政治文明观

伍廷芳的政治文明观是他对近代政治文明的认知、评判和选择。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人权、人民主权和法治原则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以依法治国、司法独立为特征的政治制度观；以美国式民主制为蓝本的政治体制模式。     

西方传统义利学说的总结与评价

立意于宏观对西方传统义利学说作出总结与评价,首论西方文明的特殊路径,并由此引伸出目的论与义务论的二元对峙。纵溯目的论与义务论的斗争历程,横析二者争论的焦点与问题,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论述西方传统的义利之辨。最后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对目的论与义务论作出了较为科学的评价,并注意吸收目的论与义务论各自对对方的批评成果以为己用,将当代西方的义利之辨纳入其中,从而使西方义利学说的深湛奥蕴昭然若揭     

我校贫困生贫困原因调查及助困对策的探讨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全面实施,高校贫困生问题日益突出。本文通过对云南中医学院贫困生及其家庭进行调研分析,指出了贫困生家庭致贫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完善我校助困的对策及建议。     

论扶贫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公民参与的运用

伴随着公共决策方式的变化和人们对于公共管理性质与作用的重新认识,公民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也急剧扩大。始于20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发展至今的新公民参与运动, 不断激发着人们的研究兴趣,并使公民参与成为当今公共决策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不可避免地引入了公民参与,并且经过理论和实践的证明,公民参与对于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着积极的作用,推动了扶贫方式的创新。我们由传统的扶贫方式开始转向“参与式”扶贫,变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为公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方式,提高了扶贫政策的效果,取得了巨大成就。     

邓小平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义和利的对立统一、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是我国极富特色的传统义利论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切义利思想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高度融合的结晶,是古老的义利观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的义利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义和利的辩证统一。认真学习和践行邓小平的义利观,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熹义利观探微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儒家义利观重义轻利,但并不否定利,而是主张义利统一,在义的指导和制约下去追求合理的利。朱熹义利观沿袭孔孟的思想,但更强调利要合乎义,以义求利,用天理消除人欲,用公心克服私心。这主要是向官僚士大夫及其后备力量的士人提出人生观方面的要求。     

高校助困与育人结合的资助体系构建

目前高校助困育人工作的资助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表现为:认定机制存在缺陷,资助力度不均衡,资助对象定位欠科学。助困育人工作失之偏颇,表现为:物质资助为主,能力培养不足;被动性应对为主,主动开拓助困资源不足;"强势关心"为主,不够细致化。"全过程助困育人、全方位助困育人、全员助困育人"的助困育人模式充分体现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主体地位,是以体现教育公平、增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尊严与幸福感、彰显人文关怀和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助困工作体系。     

论孔子义利观中的辩证法思想

孔子的"中庸"具有辩证性,主张行事要适中,要有个标准、原则,要合于"礼",但又不能拘泥于"礼",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孔子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统一的,都具有主体性。主体都是有目的的,因而义利观也具有合目的性。原则是目的具体化,故此义利观又都具有合原则性。孔子义利思想是以维护家族制度为目的,由之决定的义利总原则是重义轻利。无论对义利原则的确立,还是对"义"的判定,孔子都是以其中庸思想为指导的,"中庸"是孔子义利观的归宿。孔子中庸思想中具有鲜明的辩证法思想。     

扶贫减负增收三管齐下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

单项突破的扶贫思路和政策措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显得不足。随着农村贫困人口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我国扶贫政策要采取扶贫、减负、增收三管齐下的新对策，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贫困人口问题。     

试论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保富思想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的庶民地主及工商业地主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富人阶层中的重要构成力量。士大夫阶层提出了维持现状的“保富论”。他们大都为富人辩护，反对抑兼并，反对夺富人之财以予贫人的行为，要求政府保护富人的财产和经济地位不受侵犯，这是士大夫阶层中的主流声音，充分表现了他们在财富领域的保富思想。     

高校扶贫助学工作的困惑与对策

随着高校改革的深化,扶贫助学工作面临着新的困惑和尴尬：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未能有机结合;对于困难补助存在“我不要”与“不要白不要”的尴尬;对于国家助学贷款来说叫好不叫座;对于勤工助学来说想拥有不容易,而奖学金只属于幸运儿。扶贫助学工作的准确性、及时性未能尽如人意,有限的济贫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为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辍学”,进一步对扶贫助学体系进行思考,提出了完善高校助学体系的对策。以充分发挥扶贫助学的济困助学和教育双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