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几点体会

20年前的今天,《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场讨论受到华国锋等人的压制,但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领导和支持,讨论在全国范围逐步展开.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真理标准”讨论的深远意义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同年三月,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大讨论首先在胡耀邦同志的支持下,在中央党校展开讨论,随后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支持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引发了席卷神州大地波澜     

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明森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的恢复是从清理思想路线开始的。邓小平从是否坚持唯物史观的高度批判了“两个凡是”。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引发的一场大讨论，从根本上摧毁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念，恢复了实事求是这一历史唯物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三大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党的改革理论的指导下逐步推进的。纵观这段历史，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主要是实现了三次重大突破。 一、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破除恐“商”症 粉碎“四人帮”以后，１９７８年５月１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的问题大讨论。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思潮的束缚，推动了党在思想政治上拨乱反正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     

实践之树长青 马克思主义常新——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20年了。它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讨论是我党历史上拨乱反正、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就没有今天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现在,马克     

思想解放也是一种现实生产力——兼谈零陵地区经济发展实践

早在拨乱反正之初的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旗帜鲜明地动员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通过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发端,也是贯穿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宝库的精髓。“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实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表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面高高飘扬的大旗指引下,“14年改革带来最深刻的变化,就     

实践本质与“实践标准”

关于真理的实践标准问题,我国曾在1978年掀起了一场 空前广泛的大讨论。这场讨论起了极大的思想解放作用,推 动了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但从哲学理论本身来说,关于 真理的实践标准问题似乎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基本停留于哲 学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范围来理解实践标准。这场 大讨论,倒是在理论上进一步暴露了传统实践观上的内在矛 盾和理论上的困难。人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 当然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为什么只有实践才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呢?传统的实践观又是怎么在“实践标准” 的问题上陷入逻辑矛盾和理论困难的呢?如果这些矛盾和困 难是传统的实践观自身无法彻底解决的,那么该如何彻底地 解决这些矛盾和困难呢?     

邓小平对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贡献

邓小平对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主要是：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捍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领导和组织起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试论邓小平的“解放思想”——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解放思想作为前导,贯穿于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之中,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性的发展,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解放思想.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文革”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同志热情、积极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由此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早在这场争论之前,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在写给中央的信中,就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不久,他又十分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重申了上述思想。他的这些观点,实际上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作了思想、理论上的铺垫。     

真理标准讨论的伟大深远意义——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在批判“两个凡是”,坚持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工作的斗争中进行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全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在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实践上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婺源清华胡氏宗族考略

婺源清华胡氏宗族源于汉代安定郡,唐末为避黄巢之乱南迁,先迁歙县黄墩,再迁祁门义成都,最后才定居婺源清华,成为徽州历史上的望族。     

明代云南府宦游作家行实创作考论

随着明王朝大力兴办学校和推进科举,云南府宦游士人空前增多。其类型大致有三种：一为生于云南府而定居异乡者,以杨一清名最著;二为宦游故于他乡或致仕回乡者,以胡廷禄、唐锜为代表;三为鼎革之际流寓他乡者,如文祖尧、高应雷。他们的诗歌表现了宦游生涯的种种情怀和对乡土的热爱以及对现实的关怀,在艺术上则不拘门户之见,自为清新之裁,促进了云南府传统文学与主流文学的交流和发展。     

胡绍煐与乾嘉声韵训诂理论

《选笺证》是清代一部重要的《选》学作。胡绍烘接受了乾、嘉时期的声韵训诂理论并将声韵训诂法推广运用于笺证之中，使《选笺证》于《选》学作中独树一帜。     

思路与对策: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老虎笙"

"老虎笙"是楚雄彝族珍存的文化遗产,应深入发掘研究,向申报中国和世界文化遗产努力;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审视"老虎笙",应从五个方面人手.解决好五个方面的问题:文化本体与生态环境保护、"老虎笙"所蕴涵的文化价值观构建与传承、坚持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保护一体和互动原则、"老虎笙"所在的社区与文化主体组织与利益协调以及借助旅游业适度进行产业化运作.     

思路与对策：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老虎笙”

"老虎笙"是楚雄彝族珍存的文化遗产,应深入发掘研究,向申报中国和世界文化遗产努力;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审视"老虎笙",应从五个方面入手,解决好五个方面的问题:文化本体与生态环境保护、"老虎笙"所蕴涵的文化价值观构建与传承、坚持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保护一体和互动原则、"老虎笙"所在的社区与文化主体组织与利益协调以及借助旅游业适度进行产业化运作。     

善隐者与苦隐者的情感共鸣——得全堂夜讌始末及其影响

得全堂夜讌是冒襄为著名理学家兼遗民陈瑚的来访而举办的戏曲盛宴,夜讌上冒氏家乐演出了<燕子笺>和<邯郸梦>二剧,这两部戏曲所相关和反映的反抗奸佞的历史事件及故国之思使得善隐者冒襄及苦隐者陈瑚摒弃生活方式上的隔阂,达到嫉恶如仇、悲思故明的情感共鸣,并引为同志知己.陈瑚于夜讌后广泛宣传水绘园雅集之胜及冒襄的高才懿行,他为夜宴所作的<得全堂夜讌记>和<得全堂夜讌后记>后来成为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历史材料依据,并对之具有精神导向作用.     

唐小说中狐之悲剧命运新探

狐意象自进入文学视野以来,一直是为人们所喜爱、所敬畏的。然自有唐一代,狐之形象却发生重大转变。究其原因,则为唐人对“胡”存在偏见,因“狐”与“胡”有诸多相通之处,则借“狐”以表现,这与唐人“有意为小说”是密不可分的,     

唐代书法家胡季良考略

胡季良,唐代中后期书法家,是一位未能仕进又有着较深文化修养、精于书艺的地方儒生,其人其书散见于诸多史籍。胡氏所书作品,现存者有唐天宁寺经幢(湖州)、唐大云寺经幢(长兴县)、唐龙兴寺(杭州)。胡氏所撰铭刻文字,流传下来的有德本寺碑阴、吴氏墓铭、方山宝幢赞。     

胡适与20世纪的中国词学

胡适对词学研究的介入,给20世纪新词学的建设以深远的影响。他对王国维思想的发展和对“清末四大家”的批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词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反对,亦有拥护,从而形成了现代词学史上的“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权威,胡适成为人们进行思想批判的对象和目标,但是他的思想却借助胡云翼的《宋词选》得以深入人心,直到八十年代以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胡适思想的影响才得到真正的清算。不管胡适的“角色”是怎样的变化,他的词学思想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自身,而成为20世纪词学思想变化的“风向标”。     

英美意象派诗歌与胡适的《谈新诗》——兼论胡适对西方诗歌理论的偏取及成效

由于胡适在其著述中并没有确认新诗理论与意象派诗歌的渊源关系（只承认两者有相似之处）,其《谈新诗》中的诗学主张也并没有与意象派的＂六条＂完全对应,因此,关于胡适的新诗是否受到意象派诗歌的影响的问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争议的根源大概在于对胡适受西方诗歌资源影响的程度及胡适接受影响的方式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其实胡适对西方文学资源的接受是偏取的和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和整体的。这种偏取的接受方式服务于其白话诗（新诗）创建的阶段性任务,符合胡适对中西诗歌发展历程的认识以及对中西文学传统进行会通的目的。对西方诗歌资源进行偏取的客观事实,可能正是胡适没有直接承认其新诗理论（甚至可以扩大到胡适文学思想的全部）受到某个具体文学流派影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