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以文为诗”观念及其对词与书画的影响

“以文为诗”的新变与北宋经学、词与书画等领域的新变异体同质,都是北宋思想文化革新的产物。北宋士人的新文化理念,施于经学则是独具特色的“元祐新经义”;施于文则接续中唐韩、柳的古文运动;施于诗则打破自《诗经》以来“以诗为诗”的诗歌传统,代之“以文为诗”;施于词则是打破词的乐体本质与“花间宗风”,“以诗为词”,成曲子中缚不住的士大夫之词;施于书画则是打破晋唐以来“尚法”的书画之风,成“士人书画”一体。     

也论宋诗特点--关于"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若干思考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批评，几成后人公认的纲领性批评。但这还不够，需要以辨证观点对宋诗进行具体、深层的分析，追寻其有别于传统诗歌的独特风貌及其深层特质。     

"以诗为词"之我见

苏轼提出“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这一主张有些违背作词的基本原则。从苏轼的作品看，其创作实践并未坚守其理论，有些地方甚至违背了“以诗为词”的主张。从苏轼的主张看，他主张词、诗共源，词只不过是“长短句诗”而巳。这将会使诗词出现合流的现象。苏轼“以诗为词”，不仅以诗的题材内容入词，还以诗的创作形式、创作方地广泛入词，这样就使苏轼许多词作常与其诗混淆难分。苏轼把“诗序”入词，结果使他的原有词牌往往被人遗志，反而经常取其词序和中词句当作新词牌名，这并非对词体的革新。     

苏轼"以诗为词"浅析

苏轼以诗为词,改变了词的传统,扩大了词的内容,提升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语言和风格,从而为词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诗样式准备了条件.     

从诗序看苏轼对“以文为诗”的发展

苏轼的诗歌中有一百二十多首有序言,其诗序的实质就是直接以“文”的形式作为“诗”的一部分,就是“以文为诗”。苏轼的诗序内容丰富、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同时,诗序与诗歌正文在内容、用韵、意蕴、风格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在诗歌整体中,超越诗序与诗歌正文的内容意义与审美风格才会呈现出来,诗序只有在诗歌整体中才能实现其价值与功用的最大化。“文”成为“诗”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苏轼就这样以诗序的形式对“以文为诗”作出了发展。而苏轼笔下的诗序之所以有如此风貌,既根源于宋代的文化思潮,也是苏轼精神主体之彰显、内在素质自然流露的结果。     

"以诗为词"与"北宋党争"

“以诗为词”的缘起,是涉讼已久的一段公案,各家之说莫衷一是。章以北宋党争为视角,从党争与词的言志功能的获得、党争与词的内质变化、党争与振兴词格三个方面,对“以诗为词”这一学现象做了新的论析与评价。     

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的得失及其影响

"以诗为词"的出现是对北宋初中期颓靡词坛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它改交了词体原有的特征,也改变了词体的发展趋势.它的创作倾向由苏轼处获得成熟定型后,大致形成了以范仲淹、王安石、苏轼式的雄旷激越和以张先、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式的风流闲雅为主的两条线,分别影响了以后的"苏辛派"与"周姜派"词人,直至近代.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发展轨迹

"以诗为词"可以说是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的,但它并非始于苏轼.从北宋初到苏轼,"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经历了它的酝酿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个发展轨迹当中,有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晏几道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或创作理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为苏轼对其的成熟作了先期准备.     

陆游的“以诗为词”

南宋词坛在逐渐接受了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之后,开始寻求改变词风的道路。北宋婉约轻柔、含蓄蕴藉的风格在风雨飘摇、国事微茫的南宋王朝必然被主流词坛所摒弃。陆游以作诗之余的闲暇时光写词,却无意暗合了此际词风思变的契机,成为南宋词坛“以诗为词”的代表作家。     

论苏门四学士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

受苏轼影响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苏门四学士都有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这主要体现在他们"以文字为词、以才学为词、以议论为词"的创作观上.     

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

“以诗为词”的出现是对北宋初中期颓靡词坛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它改变了词体在某个发展时期内固有的本质特征，也改变了词体的发展道路。它的创作倾向由苏轼处获得成熟定型后，大致形成以范仲淹、王安石、苏轼式的雄旷激越；张先、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式的风流闲雅为主的两条线路，分别影响了以后的“苏辛派”与“周姜派”词人，直至近代。     

试论王安石“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

王安石词作较少且精品不多,但在北宋词史上却有特殊意义。他有意识地以诗为词,融诗入词,将原本只属于诗歌的思想内容、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引入词的创作中,开拓了词境,打破了诗词的严格分界,提高了词体的地位,为苏轼的"以诗为词"提供了铺垫和准备。王安石是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诗词合流发展历程中的一位重要参与人物。     

以诗为词的理论演进与东坡词的创获

在诗词融合的现实背景下,兼之以时人对诗词密切关联的普遍认同,以诗为词理论完成了由现象到理论自觉上的瘸进过程,并一时成为词坛风尚。在这一过程中,苏轼以自觉的理论意识将词的创作提升和纳入士大夫主流文化之内,用“以诗为词”的理念,自成一家,自创一体。     

梅尧臣以文为诗的特征体现

梅尧臣诗歌中的以文为诗体现为意义层面的和形成层面的。所谓意义层面的以文为诗,体现在意识指向上＂尚理趣,善议论＂的特征,还体现在以典故入论上。形成层面的以文为诗则体现在诗歌谋篇布局的散文化上;诗题的长短变化上;诗歌语言的日常化上,特别是引虚字入诗上。除用量多外,梅诗还偏爱某些虚字,如我们考察出梅尧臣自嘉祐二年以后便常用＂不＂＂无＂＂莫＂等否定词煞尾;最后还体现在梅诗节奏的与众不同上。     

从诗词分界看苏轼“以诗为词”

古典诗词存在明显的分界,本文从题材的选择,词境的构成、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苏轼“以诗为词”的具体表现及其特点.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词之"本色"与苏轼的"以诗为词"

本文以苏轼“以诗为词”为中心，阐明词并没有特殊不变的“本色”，因而北宋以来的本色论者反对苏轼“以诗为词”，谓苏词“非本色”的论调是错误的。本色论者没有看到苏轼“以诗为词”的原因与实质，从而不能对苏轼“以诗为词”在词史上的意义与功绩作出恰当的评价。     

苏东坡“以诗为词”探因

东坡“以诗为词”,原因很多,但其直接原因,历来众说纷纭。通过分析婉约词的乐歌性质和“浅斟低唱”“佐清欢”的创作环境与生存状态,考察苏轼各时期词作的不同特点,可以看出,苏轼在密、徐、黄时期迅速形成特色的“以诗为词”,其直接原因在于苏轼填词的环境氛围迥异于婉约词长期一贯的生存条件,词已不是为合乐娱宾遣兴而填制,仅为抒情言志的载体     

试论苏轼“以诗为词”

苏轼以他打破传统因袭态度的创作精神,把诗文革新运动的革新精神扩展到词的领域,一扫词坛侧艳重靡的积习,扩大了词的内容,丰富了词的语言风格,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为词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诗"样式准备了条件。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发展轨迹

“以诗为词”可以说是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的，但它并非始于苏轼。从北宋初到苏轼，“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经历了它的酝酿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个发展轨迹当中，有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晏几道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或创作理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为苏轼对其的成熟作了先期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