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译儒经之“讹”的翻译常式论透视

翻译中的"信"与"讹"都可以作为实现"达"的手段。翻译常式论认为:处于弱势文化中的文本要成功进入处于强势地位的目的语文化,译者必须在两种行为常式中获得平衡。辜辜鸿铭英译儒经之"讹"恰好体现了翻译行为常式的运作。     

文化差异及认知体验对创造性翻译的影响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不仅要从语言的角度出发对源语材料进行认知体验,还要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行认知体验。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只有深刻体验到源语材料的语言特征以及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差异,才能借助翻译技巧,将源语文本翻译为目标语文本,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创造性翻译。     

论清末民初翻译理论中译者主体地位的构建

清末民初的翻译被赋予厚重的历史使命,它着眼于目的语的文化构建,这为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所决定.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更加突出译者的主体地位,形成以译者为中心主体,以作者和译入语读者为两个边缘主体的翻译主体体系.译者这一中心主体就客体的两世界(源语与目的语世界)、三方面(共谋的主客体和目的)、六因素(源文本、源语、源语文化与目的文本、目的语、目的语文化)实施翻译.译者面对民族存亡,求救国、图自强、谋复兴,依靠翻译大力传播西方文化,积极构建中国近代文化.     

余国藩乡土语言英译行为研究——以《西游记》翻译为例

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通过对余国藩乡土语言英译行为研究发现，余国藩的译者行为与源语文化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译者在翻译中的“求真”行为主要体现在乡土意象、乡土情理、神仙形象塑造等方面的忠实。译者的“务实”行为主要表现在对文本中源语文化的解读、中西文化的融通、文化内涵可读性的实现等方面。译者在翻译中“求真”行为的目的在于对源语文化的“务实”。而余国藩译者行为的动因源于他的学者型译者身份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从《买花》英译看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源语与译语、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中介.译者主体性表现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应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其主体性不仅应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选择、理解和阐释上,还应体现在翻译策略上.本文以白居易<买花>的韦利译本和许渊冲译本为例来看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避免翻译隐性与读者文化框架的建立

社会文化框架产生于某些社会文化内容,是一框架与另一框架交际中产生的某些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是框架理论的主要内容.翻译活动是译者在转化语言形式,译者是在自身母语框架和非母语框架之间转换语言,其译文不一定能够激活源语同框架,这将导致翻译的隐性现象产生——即隐含信息的缺失.避免翻译隐性化实现翻译异化,即译者在使用目的语翻译源语时,尽量采用源语的表达方式,使源语的文化框架再现于英语学习者面前,这将积极作用于读者社会文化框架的构建.     

文化因素的翻译技巧研究

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肩负文化交流的使命,翻译是这个使命得以承担的必要工具。在翻译中,源语与译语承载的文化差异很多时候往往比语言差别更棘手。如何恰当地处理文化因素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作为一个译者,其需要对源语和目的语语言、语法结构进行最细致、深入的了解和掌握,更要熟悉两种不同文化,并善于在文字转换过程中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和策略,使目的语文本达到最恰当的翻译效果。     

翻译中的言外之意——言语行为理论中行事语力及翻译

本文分析了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行事语力在翻译中的体现,并说明言语行为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言语行为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为分析源语文本的过程提供了理论依据,使翻译过程的分析更合理化;也使译语文本形成过程中,译者将言语行为本身,以及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的意向性,并社会现象之间合理地相结合成为可能。     

浅谈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异化和归化

翻译不仅涉及到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语言转换，更涉及到译者对两种文化的处理。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异化译法和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译法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译者在实践中应考虑到各种制约因素，结合翻译目的，灵活地运用异化、归化策略，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系统论视域下的商务语篇翻译研究——以公司简介英译为例

系统论认为,任何事物都可视为一个系统,每个系统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翻译系统由源语文本子系统和目标语文本子系统构成,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当前,系统论视域下的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语篇,其在商务语篇中的应用较为少见。为考察系统论对商务语篇翻译的解释力,提出了一个由初步数据、语篇和语境三个层面构成的模型,结合一种较为常见的商务语篇——公司简介的汉译英案例,对翻译过程进行了全面考察。初步数据考察源语文本、译者、目标语文本情况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译者对源语文本的再加工情况;语篇层面主要考察小句成分之间、小句之间、句子之间的关系,分析译者如何解读语篇所表达的各种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在目标语中的再现情况;语境层面考察语篇与语境的关系,分析译者是否以读者为导向,译文是否顺应目标语语言文化习惯。结果表明,系统论对公司简介的翻译研究具有很好的适应性。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痕迹研究综述与思考

译者痕迹指的是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由于翻译策略的取向、源语文本的选择或译者个人因素等,译者在翻译源语文本时留下的创造性并有别于原作的痕迹,依照这些痕迹便可以分辨出译者的目的、个性、风格以及其他特征。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对语言研究和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利用语料库来调查翻译中的译者痕迹,具有其他研究方法没有的优势,但必须要做到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将译者痕迹与其他外部因素相结合。     

字幕翻译的语境语用维度

以巴斯尔·哈蒂姆与伊恩·梅森的三维语篇语境分析模式为框架,结合翻译研究的功能理论,针对语境的语用维度对译例作描述性分析.认为在字幕翻译中,语境语用维度应该包括"虚拟现实"和现实翻译行为两个层面.在字幕翻译中,译者适当地对原文信息进行调整,既是表现微观"虚拟话语"的语用意图,也是服务于译文的宏观功能.辅助译语观众对源语影视作品的理解,是译者选择调整策略的理据之一.     

试论翻译中的文化预设及其翻译策略——基于Nord翻译功能理论

文化预设是沉淀于源语及源语读者心中的文化因素,是指导原语读者世界观、生活方式及行为方式的基本准则。它不仅制约着译者对原作的理解、文本信息的传递和接受,而且宏观上也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Nord提出了翻译功能为主导的文本分析模式,预设性分析就是其中之一。文章基于Nord关于文本功能,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不同所产生的问题的论述,结合文化预设的例子,讨论分析Nord提出的文献式翻译和工具式翻译对文化预设翻译的实践指导作用。     

从多元系统理论研究看影响译者的因素

翻译是为沟通的需要而进行的.译者是联系译出语作者和译入语读者的纽带.译入语文化及其读者以及译出语文化是影响译者翻译取向的一些客观因素.     

译者主体性在文化翻译中的研究——以《红楼梦》两个译本为例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由于诸种原因,其文化地位在中国多元文化系统中却一度被边缘化。其实,在文化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文章以《红楼梦》两种译本为例,探究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如何进行文化改写,论证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受到意识形态、政治动机以及语言文化等因素影响,创造性地将原作以源语转化成目的语。译者即如架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桥梁。     

从民族文化的差异看翻译的异化与归化

翻译是源语和译语在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上的转换过程.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主要有两种方法,即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的日益频繁,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就必须通过异化方法,尽量保留原作的民族文化特色,突出源语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在译语中建构源语的民族文化身份.同时,考虑到译文读者对源语文化的接受能力和译文的可读性,译者只能通过归化翻译对源语文化加以补充说明,使译文符合译语语言文化规范,以便达到交流与沟通的目的.翻译中的文化异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而语言上的归化则是对译文语言表达的必要补充.     

从《买花》英译看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源语与译语、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中介。译者主体性表现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应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其主体性不仅应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选择、理解和阐释上,还应体现在翻译策略上。本文以白居易《买花》的韦利译本和许渊冲译本为例来看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相似性:政论文中四字结构的翻译旨归

四字结构的特点使其在英译时,英语无法在结构上与其对应,政论文中四字结构的翻译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这类文本翻译中本文强调:译者以期在尽量考虑目标语读者接受习惯的同时,最大程度的提高目标语文本与源语文本的相似性。     

《金瓶梅》英译本误译解析

翻译过程中出现误译是很常见的,误译多半源自误读,即对源语的错误解读.对源语的误读又分为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金瓶梅>英译本中存在较多误译和不当翻译.人名和某些事件的误译只不过是译者的某种"失察"而已,而习语和文化术语的不当翻译根本原因在于译者源语文化意识和修养的欠缺.考虑到英译本非直接译自中文,误译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母译本.     

从互文性的角度看林语堂译《浮生六记》的文化传播与翻译

本文从互文性的角度,探讨了林语堂是如何翻译传播<浮生六记>中的传统文化的.<浮生六记>的传统文化融入在其它文学作品、历史故事和传统习俗中,译者在理解和表达的过程中关注互文性,把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本紧密联系起来对翻译实践工作有着切实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