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书事

孙越生的遗著在当今中国,学者数以万计,思想家却寥若晨星。学者和思想家是不一样的。只要投入学术研究,并拿出一些言之成理的学术成果,就有资格称为学者。然而,思想家就不同了。只有对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提出独创性的学说,这种学说能够激发别人思考,启发人类的心智,才称得是思想家。思想家的标志,不在著述的多少,而在思想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如果仅仅是运用别人提出的观点和方法来论述问题,解决问题,而自己没有     

书言书语

我们默默奉献,好比无人看重又无法离开的空气;我们为人作嫁,好比燃烧自己而照亮别人的蜡烛。我们没有显赫的地位,却有穿越时空的翰墨芬芳;我们没有殷实的财富,却有寄托心灵的文化殿堂。………我们锻炼慧眼。慧眼识明珠,慧眼识英雄。我们关注新生力量,披沙拣金,伯乐一顾。我们在未     

书人书事

郭小川的儿女和《郭小川全集》诗人郭小川有一儿两女。儿子叫郭小林,也是一位诗人,现在供职于《中国作家》杂志。大女儿郭岭梅,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小女儿郭小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他们和我妻子邢小群相识于儿时。那还是60年代初,他们都住在北京和平里中国作家协会的宿舍。父辈是同事,子女就成了伙伴。     

书人书事

蓝英年与陈徒手蓝英年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年近古稀;陈徒手是《北京青年报》编辑,未及不惑。他们二人至今互不相识,怎么扯进一篇文章?我觉得他们有个共同点:最近几年都以随笔的形式,揭示本世纪作家的命运,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我认识蓝先生有三年多了。第一次见面是在《博览群书》杂志主办的一次聚会上。当时开了两桌饭。蓝先生长我近     

书人书事

李锐和《李锐其人》李锐先生的知名度很高。这不只因为李老担任过高级干部,更因为他写了《庐山会议实录》等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他今年82岁了,一生的传奇经历。就是一部大书。其实,这本书也早有人去写。《光明日报》记者宋晓梦早在     

书人书事

永远的遗憾 10月5日上午,我给唐达成先生家去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的声音。他告诉我说,他是唐先生的弟弟,刚从美国回来,问我有什么事?我向他问起唐先生的身体近况。他说,已经垂危。我问可否去医院探望,他说医生已经谢绝一般人探视,就是专程从国外赶回来的亲属,医生也有限制。我放下电话,心里很难过。     

书言书语

正读书方法是在书中旅行,目接森罗万象,心游天地之间。发愤忘食,乃艰辛之书旅,有所收获,乃快意之书旅。——李乔《书旅》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帕斯卡尔《思想录》     

出好书 编好书

“中青年编辑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当然也很大。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开展讨论,是其时也。组织得好,会对我们的出版界来一个大促进、大推动。我想,历史使命不应该是一个空泛的含糊的政治概念,也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政治评判标准去界定。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历史使命,教育家也有教育家的历史使命,而工人、农民、店员也有他的历史使命问题,这是不同层次、不同要求的历史使命。对于中青年编辑来说,他的历史使命到底是什么?我以为,他的历史使命就是出好书,编好书,编     

书言书语

正多出好书,促进繁荣,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更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出版工作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最根本性的任务,永恒的主题。把多出好书作为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这是我国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是为满足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繁荣。这就从性质上决定了,社会主义出版工作者必须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人民大众对好书的需求是无穷无尽的,而人类文明的发展     

书人书事

鄢烈山的时事评论马莉来电话,说鄢烈山在《南方周末》的专栏文章纵横谈要结集成书,让我写一点想法。其实,鄢烈山这些文章的价值,用不着我去评说,千千万万普通的读者已经给他投了赞成票。如果中国的新闻评论能设一个类似《大众电影》百花奖那样的奖项,这个奖杯得主非他莫属。实际上,《南方周末》中缝里经常刊登的     

书人书事

遇罗文和《我家》 1998年夏天以后,因为编辑《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我一直设法与遇罗文先生联系,但找了许多线索,最后都中断了。直到年底,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遇罗克是谁》的短文,却意外地接到了遇罗文的一个传真。原来,他看了报,通过编辑陈明洋查到我的     

书言书语

正仅在字母、文字和书页中浏览一番——这不是读书。阅览和死记——也不是读书。读书要有感受,要有审美感,对他人的金玉良言,要能融会贯通,并使之付诸实现。——巴金     

书言书语

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在书本中记述了人类狂激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白,记述了叫做世界史的宏伟的自传。     

书人书事

徐晓和《民间书信》 5月的一天,徐晓给我打来一个电话:《文革书信集》总算出来了,改了名儿,叫《民间书信》。我拿到这本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的新书,屈指一算,不禁长叹一声:八年了! 八年前,徐晓还在《中国文化报》当编辑,杨健找她采访有关文革中地下文学的往事,使她翻检了家中保存的一些     

出错书不如不出书

南宋诗人陆游有感于图书错误百出,曾激愤地发出“错本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为愈也”的呼吁。陆游抨击的“错本”,是指错误很多的图书,用今天的标准来说,就是“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与“错本”相对的是“善本”,即没有错误或错误极少的图书。     

问书与记书

爱问,是许多成才人物在求知上所共有的优秀品德,也是推助他们在收获的台阶上捷足先登的有效方法。学问学问,一学二问。读书自然主要依靠自己去用脑钻研,但当自己思路受阻的关口,如果爱问,往往能被对方一语点开“路障”,思路豁然开朗。这既节省了自己破阻的时间和精力,又吸纳了智者的聪慧和学识。周恩来总理曾说过一句关于“问书”的名言:“好问则裕,自用则小。”这告诉我们,好问,则有助于我们尽快成为知识的富翁;反之,则可能延缓和拖长我们积累知识的过程。     

书

书对我而言,犹如空气。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我,时时刻刻都需要它。 自童年开始,我便明白,肚子饿了,找食物吃;眼睛饿了,找书看。我的双眸,时时都处在饥饿的状态中;只要一书在手,我便如蚁附膻,既有“蚕吞桑叶”的快乐,亦有“蜂儿采蜜”的满足。     

硬书与软书

正书分软硬,其实并非从包装而论,西洋的精装果然硬壳,如今也的确有软精装之说,但此处所云,却着重在书的内容。软文倒是当下流行的读品,只是又不是这里所云。日本的一位女诗人与谢也晶子曾经提到,读书最好还是多取硬性的书物,哲学、心理学、历史、动植物学,以为这些书可以补这方面所缺的智识,养成     

书

拿起一本书来,先不必研究它的内容,只是它的外形,就已经很够我们的赏鉴了。 那眼睛看来最舒服的黄色毛边纸,单是纸色已经在我们的心目中引起一种幻觉,今我们以为这书是一个逃免了时间之摧残的遗民。他所以能幸免而来与我们相见的这段历史的本身,就已经是一本书,值得我们的思索、感叹,更不须提起它的内含的真或美了。     

崇文书局与崇文书局刻书

崇文书局是清末五大官书局之一。本文对其设局始末、刻书内容、特点与影响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评与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