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牛河梁红山遗址第十六地点的考古发掘与认识

积石冢墓地是十六地点的主要遗存,位于遗址中心属于晚期积石冢的大墓(M4),随葬玉凤、斜口筒形器、玉镯、玉人、玉环、绿松石坠饰共8件。其中玉人、玉凤为红山文化玉器中新发现的器类。玉雕人像高度写实,雕琢精细,是五千年中华老祖的再现,对研究当时的宗教祭祀活动、人的体质、形体特征意义重大。玉龙与玉凤同现于红山文化,是中国传统玉文化、龙凤文化的早期写证。     

试论辽西积石冢与辽东半岛积石冢的演变关系

红山文化晚期达到鼎盛的积石冢,在距今5000年前后突然消失,红山文化的消亡和辽东地区积石冢的兴起和发展存在着时间上的契合,这是一种考古学文化意义的迁徙,就目前的发现看,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分布以大凌河上游一带最为集中,地理位置偏于辽西地区的东南部,在时间上又有承接可能。     

长江中上游史前玉器的起源与初步发展

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本区玉器的起源,学者们的主流看法是始于仰韶时代的大溪文化。其实早在距今约8000年前,长江中上游一带就已经出现了玉器,到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大溪文化时期,随着玦、璜、坠、璧和环等各种器类的相继出现,本区史前玉器获得了重要发展。丰富的玉器考古材料表明,长江中上游一带也是中华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基此,本文拟在对已有文献资料作进一步分析整理基础上,就本区史前玉器的起源及初步发展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有补于这一学术缺憾。     

西辽河史前玉器与中华礼制文明

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材料表明,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尚玉传统,追根溯源,与史前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密切相关,红山文化的玉器,与兴隆洼文化玉器一样,都是当时社会政教礼仪生活的产物,史前西辽河地区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玉器群与中华礼制文明的内在关系问题值得关注。     

丰产巫术：原始宗教的一个核心——新疆考古新发现的史前丰产巫术遗存（上）

文章从对新疆地区近年来新发现的史前时期大量考古遗迹和世界各地大量原始宗教考古遗存的对比研究中提出,丰产巫术是原始宗教的核心。原始宗教的丰产巫术一部分以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部分则以三角纹样、弓箭、生殖舞蹈等各种间接形式表现。丰产巫术广泛地存在于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是史前时期人类的主要社会意识形态。     

丰产巫术:原始宗教的-个核心——新疆考古新发现的史前丰产巫术遗存(上)

文章从对新疆地区近年来新发现的史前时期大量考古遗迹和世界各地大量原始宗教考古遗存的对比研究中提出,丰产巫术是原始宗教的核心.原始宗教的丰产巫术一部分以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部分则以三角纹样、弓箭、生殖舞蹈等各种间接形式表现.丰产巫术广泛地存在于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是史前时期人类的主要社会意识形态.     

丰产巫术：原始宗教的一个核心——新疆考古新发现的史前丰产巫术遗存（下）

文章从对新疆地区近年来新发现的史前时期大量考古遗迹和世界各地大量原始宗教考古遗存的对比研究中提出，丰产巫术是原始宗教的核心。原始宗教的丰产巫术一部分以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部分则以三角纹样、弓箭、生殖舞蹈等各种间接形式表现。丰产巫术广泛地存在于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是史前时期人类的主要社会意识形态。     

辽东半岛四平山积石冢探讨

四平山积石冢总体年代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早期到中期,个别墓上限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虽然出土有部分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器,但其文化仍归为小珠山三期文化。从四平山墓地各冢和冢中各墓所处的位置、随葬玉器、黑陶器及陶鬻的多寡等分析,当时已出现社会分层现象。因而,四平山积石冢对于探讨辽东半岛南端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西辽河上游考古学文化时期全新世环境变化研究

西辽河上游考古学文化时期全新世环境变化研究表明：文明繁盛的时期往往是各种时间尺度上的暖期．人类文化的兴衰与地理环境关系密切．本区曾先后出现过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其中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原始农业不断发展和扩大与全新世大暖期适宜的气候环境密切相关．气候的恶化导致了红山文化在极盛时期突然中断和夏家店下层发达的农业文化被夏家店上层的畜牧业文化所取代的文化断层事件．     

中国文明起源的辽西个案观察

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途径,从居处形态上说,是由村落到都邑,中国传统的早期国家是植根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农业文明;从组织形态上说,是由部落到国家,陶寺遗址是中国国家文明形成的重要物化表征;从观念形态的发展上说,是由祭祀到礼制,实际上礼制就是中国古代的国家宗教,祭祀制度与政治制度互为一体是其根本特点。中国古代礼制传统定型于三代之际,但是追根溯源,还应与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和红山诸文化有着一定的内在渊源关系。距今8 000年以前,较早地出现于辽西一带的北方旱地粟作农业、环壕聚落和早期礼制因素之于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文化发生学意义。     

炎黄时代的图腾与龙及中华龙文化的起源与形成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我国传统史学中将龙视作神,而在我国近代史学中又将这种神认作与图腾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有关。图腾是1903年我国从西方学术界引进的概念,之后对古代文献记载的炎黄时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如感生始祖的传说、始祖的动物名号或族名与徽号以及龙等作图腾解释。这种解释是否得当,尚待进一步研究。目前考古发现确认的最早的龙遗存,是河南濮阳西水坡一件模仿鳄鱼形象的随葬品,这种鳄鱼形象因墓主人的特殊身份而增添了文化上的含义,由此可以确认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已经产生了龙文化意识。而作为延续至现今的中华龙文化是在陶寺文化早期(公元前2400～公元前2150年)形成的。陶寺文化早期的龙升华为王室文化元素,龙的形象脱离了动物实体的形态,逐渐向威严、神秘且神圣的象征性形象演化,这一现象的产生与陶寺文化早期文明诞生有关。这表明中华龙文化的形成与中国文明的诞生同时产生。     

自然环境与沂蒙史前文化

沂蒙是一个历史人文地理概念,包括山东鲁南地区的沂沭河流域和汶泗流域。这里是中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区域内山地、丘陵、河谷平原相间的地理环境和史前温暖湿润的气候为早期人类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目前这里发现的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原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利用,也可以看出原始文化的产生与环境的密切关系。     

湘鄂渝黔边区传统文化探源

湘、鄂、渝、黔边区史前人类居住区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不断被发现,专家、学者们都认为此时该地区的土著居民已经处于采集和渔猎的生活状态,这些旧石器时期文化和新石器时期文化就是该地区最原始的传统文化。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湘鄂渝黔边区的传统文化有多元性的特征。     

南阳汉画像石的龙形象解析

“龙”的形象产生由来已久,追溯上古时期已可见其雏形。在汉代,“龙”的形象已作为汉画像砖石墓中不可或缺的题材。南阳地区的汉画像石“龙”形象题材丰富,造型灵动。作者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外部形态的分类等方面做了综合的考证,使用图像学和符号学的方法,总结出该地区“龙”形象独特的艺术特征。     

壶天火龙灯

壶天老街是建自北宋庆历年间的一条古老石板街,它位于湘乡西北部,地处梅山文化区域圈。在这里,壶天火龙灯这种民俗活动世代相传,活跃了一个半世纪。笔者认为壶天火龙灯含有大量的梅山宗教文化元素,具有梅山傩舞的一般性特征,是一种梅山傩舞,属于梅山宗教文化范畴。     

壶天火龙灯

壶天老街是建自北宋庆历年间的一条古老石板街,它位于湘乡西北部,地处梅山文化区域圈。在这里,壶天火龙灯这种民俗活动世代相传,活跃了一个半世纪。笔者认为壶天火龙灯含有大量的梅山宗教文化元素,具有梅山傩舞的一般性特征,是一种梅山傩舞,属于梅山宗教文化范畴。     

论雷州石狗的文化价值

雷州石狗以原始狗图腾为根底，以雷神、雷祖为依托，与龙图腾相并行，是原始灵石崇拜的主体象征。它留有雷州各族迁徙融合的历史痕迹，与海洋文化相融，构成以石狗雕塑为标志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的民俗文化价值体系。在历史文物、民俗文化、雕塑艺术以及旅游品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年来的又一个重要发现——关于“鸟龙”纹彩陶盆学术认识的综述

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鸟龙”纹彩陶盆,专家们认为其对中华文明、中国史前文化和传说历史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石兴邦先生称其为“中华第一飞龙”;王仁湘先生称其为“彩陶之光”;刘庆柱先生称其为“龙之传人之魂”;张朋川先生称其为“华夏之徽”;郎树德先生称其为“中国史前彩陶重器”;王先胜先生认为其对炎黄传说历史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许顺湛先生称其为“仰韶文化发现九十年来的又一个重要发现”.     

青海史前文化中骨器分析研究

骨制品是史前时期先民们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之一,青海史前诸文化中出土了大量的骨制品,包括骨铲、骨刀、骨勺、骨镞、骨管、骨纺轮、骨锥、骨针、骨珠等,早自中石器时代的拉乙亥文化,晚至青铜时代卡约文化,丰富多彩的骨制品,构成了青海史前文化的重要内涵.     

论凌家滩文化与东夷文化的关系

凌家滩文化的主体源于东夷部族的大汶口文化,凌家滩文化中的太阳崇拜、鸟崇拜是东夷文化中最为突出和根深蒂固的文化现象;凌家滩人的龟灵崇拜是对大汶口文化中龟灵崇拜的继承与发展;凌家滩遗址中某些器物直接脱胎于大汶口文化。凌家滩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以大汶口文化为主体,吸纳皖中地区古老的土著文化,同时融合了周边的史前文化,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从凌家滩文化来看,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东夷族群便已较大规模地迁徙,其中南移至凌家滩的一支成为皖中地区东夷的主要族群。